伊拉克战争爆发次日，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珀尔即撰文欢呼：“谢天谢地，联合国死了。”他转而补充说，当然，这不是指整个联合国，它的“慈善事业”和“几乎没有风险的维和”还会继续下去，死去的是“联合国作为国际新秩序基础的幻想”。更有报道说，美国可能会组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新国际机制”，即一个新的联合国。

　　联合国果要寿终正寝吗？这恐怕不会，但它必将承受着巨大的改革压力。

　　诞生于二战之后的联合国，跟随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大体适应，好事做不成，坏事干不得，正是核恐怖平衡所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惟一超级大国。随着美国实力的极度膨胀，“诉诸武力必须服从法律”的机制似乎走到了尽头。同时冷战后因宗教、种族等原因酿成的局部冲突和灾难增多，人道悲剧不断，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当务之急。然而，面对新形势，联合国软弱无力，它未能阻止卢旺达、布隆迪等国的人道灾难，科索沃和伊拉克危机则是在美国抛开联合国的情况下解决的，对于威胁和平和安全的新事态———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更显得无奈。难怪有人讥讽它正在变成“超级红十字会”。

　　虽然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经常受到限制，但毕竟还是美国的绊脚石。伊拉克危机时，美国人对几个反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国家大为恼火。然而，恼火归恼火，这就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为此，美国有人极力否定“国际民主”。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它会马上反驳：让谁制衡？让无赖国家？至于否决权，美国人更是认为那是历史的产物。美国一心改造联合国。

　　其实，美国要改造联合国并非始自今日。赢得冷战之后，美国的独大情绪和“传教士情结”空前膨胀，在新保守主义乘“9·11”事件取得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后，美国决心要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改造联合国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伊拉克战争把酝酿多年的联合国改革逼到了墙角。近来，各种相关主张不断见诸报端，主要涉及安理会和联合国宪章第七条。有人建议，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严格限制使用否决权，并且把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粗暴镇压人权视为“威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行为。法国前外长还明确主张，应当允许使用武力去保护一国的人民或一个非国家的实体免受威胁或迫害———包括受自己政府的迫害。这类建议实际上是要把人道干涉和“先发制人”打击合法化，像是揣摩着美国的心思提出的。笔者尚未看到美国的主张，但可以想见，它肯定会走得更远。

　　反恐毕竟不同于战争，而伊拉克战争也只是局部战争，还不足以推翻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整个集体安全体系。美国还需要联合国，欢呼联合国死了的人并非想砸烂它，倒像是为了开个窗户而大喊掀翻整座房子，其意在于破除那些于自己不利的国际约束。所以，联合国改革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马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