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新

　　2003年5月31日下午3时38分，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陈琮英大姐走过102年的生命历程，静静地去了。

　　坚强执著的女战士

　　陈琮英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夫人。她自幼丧母，父亲又长年在外，是随兄嫂长大的。因为长辈的姻亲关系，她和任弼时结了“娃娃亲”。24岁的陈琮英在步入神圣婚姻殿堂的同时，她开始受到任弼时的影响，投身革命。这一年，在丈夫的介绍下她加入了共青团，并开始作秘密交通和油印文件等工作，义无反顾地融入任弼时的事业与生活中。

　　1928年，琮英大姐有了第一个女儿“苏明”。然而，丈夫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将生活撕得粉碎！这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装扮成商人的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收账的，而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由陈琮英出面。按照营救部署，琮英得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对质。哪知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当日车票已售完。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了一辆拉煤的敞篷货车厢。深秋寒夜的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车厢角落的琮英和女儿，手脚被冻僵了，摇晃的车厢不时地将小煤块甩向她们。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而夭折。终于，任弼时得救了。

　　然而，打击接踵而至，此番获救不满一年，任弼时在上海再遭逮捕。1929年11月7日，当时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准备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像平时一样，他行前告诉琮英：“我12点钟左右回来吃午饭。”说罢，匆匆出门。然而，直到第二天清晨，仍未见人影，地下工作的经验和直觉告诉琮英：肯定出事了！陈琮英急匆匆赶到党中央机关。果然，李维汉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心情沉重地告诉她：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任弼时这次被捕，先被押在上海闸北路捕房，后转押汇山路捕房。受审时，他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由于他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身上除了一张电车月票外，别无它物。敌人抓不到证据，恼羞成怒，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来，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在工部局提篮桥监狱。弼时被捕，周恩来亲自布置特科全力营救。一个多月后，琮英终又把丈夫盼回了家，抚摸着任弼时脊背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那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交通线，很绕路。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汕头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起旱，先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路途漫长而危险，此刻琮英大姐即将临产，实在无法随行，任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

　　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分别。看着瘦弱矮小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艰难样子，任弼时很是心疼，他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1931年3月12日，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琮英生下女儿“远志”。出院后不久，组织上安排她带着女儿住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家。

　　这年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果断、迅速地采取措施，一夜之间，中共中央神秘地转移了。转移中，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和杨淑珍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非常时期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不许随便外出，更不许他人留宿。6月21日晚上，向忠发离开他的住所，来到这家旅店找杨淑珍，声称呆一会就走。但到了深夜12点，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明天再走。谁知次日早上，向忠发一离开小旅店就被捕，随即叛变，并出卖了陈琮英。

　　琮英大姐被捕了，被关押在龙华监狱，怀中抱着百日左右的女儿。铁窗中的琮英沉着、坚贞，毫不畏惧，不论敌人怎么审问，她就是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问急了，就掐一把孩子的屁股。女儿一哭一闹，敌人就不耐烦了，审讯只好不了了之。半年后，由“互济会”出面营救下，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党中央安排她去中央苏区。为此，陈琮英把女儿从上海送回到湘阴老家托付给婆母抚育，自己只身奔向苏区。

　　1932年3月8日，在福建长汀，陈琮英与丈夫重逢了。在江西瑞金苏区，琮英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涯开始了新篇章———她由邓颖超、蔡云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中央训令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沟通联系，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隐含着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进行多方探索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在南国暑热蒸腾中任弼时等率军突围西征。这时，琮英大姐刚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随军西征；要么和儿子留在当地，二者不可得兼！最终，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两年前，她和女儿远志分别，虽然也是怀着那份揪心的不舍，但女儿到底是留给了亲人，留在了家乡啊！可是如今，大军西去，留在乡亲们中间的儿子显然是凶多吉少，敌人在苏区的烧、杀、抢、掠，可想而知的残酷。而事实正是这样，从此，“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红六军团是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印江木黄与贺龙会师的。为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他们历时近80天，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堵截和追击，艰苦异常，而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转战梵净山地区。

　　今天，梵净山是山高岭峻的旅游胜地，而当时却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几千人的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偏偏此时，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山崖。任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着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不离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步子越来越拖沓，越来越慢了。终于，她掉队了。幸亏，当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之际，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了军团部的行列。

　　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7月初，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不久，为了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促张国焘北上，按朱德的意见，任弼时即随朱德同张国焘一起行动。

　　这一段时间，琮英大姐随任弼时和四方面军指挥部一同走过长征中后世闻名的“草地”。

　　过草地，对琮英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天日了。同志们为她找一处当地藏民居住的二层木屋，底层本是奴隶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才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琮英，就是一般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她安顿下来。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人世。琮英与任弼时欣喜之极。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远征的到来，却也令衣食无着的母亲心急，每天只嚼野草根的琮英大姐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这时，朱德总司令想到一个好主意———去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钓鱼，亲自煮鱼汤，鱼汤煮好他又亲自盛起，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琮英大姐和女儿远征从这没盐少油的白鱼汤中获得了无限生机。多少年后，琮英还经常和人们叨念朱老总的那声声呼唤！而远征长大后，一直亲近地称总司令“爹爹”！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不久，琮英与丈夫再度暂别：身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她则再度回老家湘阴，把远征送到婆婆身边，自己又返回延安。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将赴苏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此番远行，任弼时偕妻子同往。十几年生活在任弼时身边，十几年革命工作的锻炼，耳濡目染，琮英大姐在气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昔日的湘妹子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1940年2月25日，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又一次面临与女儿的离别。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女儿留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又一次的骨肉离别他们是什么心情呢？两个女儿在老家，唯一的儿子生死不明，小女儿就进了“保险箱”吗？

　　3月，他们回到延安。任弼时很快加入到党中央的领导行列，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琮英大姐也恢复了她一向从事的机要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后，在延安他们度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日子。

　　不料，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琮英大姐与丈夫再度暂别：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这次分别，琮英很为丈夫的健康担忧。一年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大夫给任弼时检查身体，诊明他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赴莫斯科求医，为了节约开支和照顾孩子们，此行琮英大姐没有陪同前往。任弼时走后，琮英顿觉空落落。20多年的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不管是艰苦的征战还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琮英已习惯了任弼时兄长般的呵护。任弼时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尽力填补因其远行给她带来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除报告病情外，更多地是叮咛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并宽慰琮英：“寒假快到了，会很热闹的。”就是在这封信5个月后，任弼时病情基本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女儿远芳一起回国了。琮英大姐高兴地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率子女全家出动去接站。

　　他们又团聚了。然而，健康并未假任弼时以更多岁月，又5个月，任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琮英心痛欲裂；琮英泣不成声！然而，琮英毕竟是在丈夫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任弼时去世后，她坚强地挺过了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满怀着对丈夫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起有4个孩子的家。1950年，她担任了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后因病长期休养。1978年，她以72岁高龄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质朴乐观的“布衣”夫人

　　陈琮英一生历尽磨难。百多年来，她遭遇了一个女性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但她始终心中满怀对红军不舍的眷恋，以坚强的平常心对待命运的坎坷；始终以“布衣”自处，从不以“夫人”自居，自谦、热情、平实地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

　　孩子们长大后，渐渐地她也进入晚年，心境更自平和。红军女战士的经历是她心灵深处最眷恋的过去，是她精神世界的圣地。自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她没有机会再在军队中工作了，可是，她却无法割舍这份红军情结。内心深处她是那么想再穿上军装，再戴上军帽，再做一个女战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子里，她对部队的向往更是溢于言表。1965年，远志参军了。那时军装的式样、领章、帽徽的设计很像当年红军的装备。一天，远志回家特意穿上军装让母亲看。琮英大姐细细地端详女儿穿军装的样子，非常有兴趣地抻抻这儿，拽拽那儿，兴奋地笑着，万万没有料到，她竟然对远志说：“远志啊，我也想穿军装！”听妈妈这话，远志才知道母亲有这样一个心愿，就说：“那你们几个老红军女战士还不联名给组织写信，让他们发一套军装给你们。”琮英开心地笑了，当然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明白军装怎么能随便要呢？

　　令人宽慰的是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琮英大姐的愿望得到了小小的补偿。那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琮英，她爱不释手地戴上去又摘下来，真有些不知怎么办了。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她由衷地笑了。

　　近几年，琮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不得已她只能以医院为家了。但几次病危，坚强乐观的她又几次挺了过来，不到极度衰弱，她都坚持走一走，站一站，坐一坐！然而，这一次她实在挺不住了！就让我们由衷地道一声：琮英大姐，走好！

　　20世纪90年代初陈琮英与薄一波在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