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往，美国出于石油利益介入中东，出于犹太人对美国的影响在经济、军事、道义上明显偏袒以色列，大大增加了巴以问题的复杂性。如今，当布什为中东和平路线图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当巴以双方的民众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再次把希冀和平的目光投向这项举措之时，以色列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以真实而深切的笔触出版了自己10年中关于巴以冲突的文集。

　　1993年9月13日，在拉宾与阿拉法特签定奥斯陆和平协议最终确立了一个和平框架之时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似乎迎来了第一次和平谈判的机会。人们同样怀着和平的希望，仅仅几年后这种谨慎乐观的希望就让路给了如今双方暴力冲突的现实。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痛苦与冲突后，这种希望已经消失殆尽。巴以冲突这非同寻常的10年被以生动的文字记录在以色列知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新书《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奥斯陆和平协议十年后的以色列》中，这是格罗斯曼从1993年至今发表的相关文章合集。这些文章使人不只从报纸和电视简单的两维空间的新闻中、从双方政客的说辞中看巴以冲突，而且也从这些把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内心深处去了解巴以冲突的实质。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寓意的那样，这是一出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谬的戏剧，双方在一场近乎自杀灭绝式的冲突中，逐步走入越来越深的自我毁灭的深渊。

　　和平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

　　作为一名在以色列享有盛誉的作家，格罗斯曼曾出版了五部小说和两部纪实作品。他在1987年创作的作品，《黄风》(THE YELLOW WIND),一部反映巴以冲突的长篇纪实作品被翻译成22种语言，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黄风》这部作品中，格罗斯曼以中东著名的六日战争为开头，以真实的笔触记录了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世界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在生死间挣扎的儿童，看到了惨死在枪下的大学生，听到了巴以双方普通民众交流的声音。

　　在格罗斯曼最新出版的《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书中，我们再次跟随这位以色列杰出作家及倡导和平的先驱者，去体会一个以色列人探索巴以和平的心路历程。当1993年9月13日，当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签定了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时刻，格罗斯曼从心底欢呼着，他认为该协议可以使巴勒斯坦人回复到“其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可以为双方带了和平的希望。他热切地注视着巴以和平的进程，但是随后日益加剧的自杀性炸弹袭击、更加猛烈暴力冲突，使格罗斯曼最后不得不悲哀的宣称巴以和平的希望已经死亡。

　　格罗斯曼在这本书中表达了自己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与战争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巴以之间冲突日趋加剧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一种特殊的勇气与精神。格罗斯曼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他所指的勇气和精神，并不是指某个人为了某项事业而牺牲生命，格罗斯曼特别指出：“解决巴以问题需要一种人类最为可贵的勇气，那就是“当你身边一次又一次发生自杀性炸弹袭击，甚至当亲人和朋友死于炸弹袭击之时，以及当你看着自己的家园别毁，子弹无情地飞过之时，你仍然能够继续坚持和平的梦想的勇气。这是一种特殊的勇气，它需要敌对双方，把对方看作是同样怀着梦想与希望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勇气只有通过双方真诚的对话才能实现。”

　　理解与交流是和平的基础

　　格罗斯曼在书中表达了对以色列更多的失望，在书中，格罗斯曼指出以色列人无法理解当巴勒斯坦人认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越来越遥远之时，他们只能更加绝望与愤怒。格罗斯曼认为，历任以色列总理以及以色列人民的被动性已经背离了犹太民族的精神，把以色列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日益猖狂的国度。在1998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格罗斯曼写到：“600万以色列人就这样把他们的思想、意志以及判断力屈从于某些利益集团，应该说他们是被动的犯罪，他们已经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且也已经失去了那些能够激起和提醒他们到底什么是他们本来的目标与需要的本能，而这种本恰恰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与社会中的个体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书中，格罗斯曼写到：“即使是对中东最为漠不关心的人，恐怕也不会忘记一个名叫莫罕莫德-杜拉的12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巴以双方交火中丧生的悲痛事件。2000年10月，格罗斯曼写到：“据说是为了保护儿童，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进行和平谈判已经一年半了，但是显然他们谈论的只是某种抽象的和平而不是使成千上万的儿童免于死在枪口下的和平。一个12岁的男孩如今正成为这两者之间的牺牲品，这个男孩他切切实实地死了，我们能看到他弱小的身体，他死时惊恐的面容，而他决不仅只是一个名字，他是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儿童。假如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能够再勇敢一些，这个男孩也许就不会惨死在枪下。又有谁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将在双方的冲突中丧生？直到双方能够以这个死去的男孩生前的眼睛，这双我们共同珍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巴以双方才能找寻到和平的轨道。”

　　巴勒斯坦人在格罗斯曼的笔下不再仅仅是一些名称，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忍受着各种伤痛，他们有自己的需要正如以色列人一样。格罗斯曼坚持认为以色列人应该去了解和理解巴勒斯坦人。在这本书中，你能看到格罗斯曼在电话中与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交谈内容，他们彼此真诚地谈父母，谈教育也谈政治。在书中，他写到：“我的这些巴勒斯坦朋友们与我分享着共同的快乐，他们同样认为以色列人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一些真实的，可触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交流与理解。在格罗斯曼的书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来自这些真实的巴以绿色通道的谈话，这些不是政客的说辞，不是新闻中两维的简单报道，而是巴勒斯坦普通人与以色列普通人之间坦诚的交谈。他们谈理想，谈现实，他们谈自杀性炸弹袭击，谈死去的大学生，谈一个三岁流浪儿童的死等等。在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到一颗颗真诚的渴望和平的心灵。

　　巴以冲突是人类历史上一出最为荒诞的戏剧

　　但是和平似乎永远藏在了人们的心底，而现实却是更加残酷。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和平会谈，一次又一次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一次又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在见证着格罗斯曼在书中的话语，“和平没有希望”。格罗斯曼的深切的悲痛来自于感受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走在同一条路上，但却无法共处。奥斯陆和平协议之后到底哪里走错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底如何才能走向和平？无休止的暴力事件如何影响和改变着双方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在行文之间，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作家和记者对于巴以和平的精辟见解，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以及一名和平主义者对于双方领导人在和平进程中的失望。

　　自从奥斯陆和平协议签定后的十几年的进程在格罗斯曼的笔下是一场近乎荒谬的戏剧。在巴以冲突不断的十几年中，人们从希望走向失望，从可能走向不可能，从理智走向荒诞。在书中，格罗斯曼写到当人们为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历史性握手而欢呼时，却最终发现，他们手中握着的不是橄榄枝而是刀、枪、炸弹和坦克以及一切致命武器。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寓意的那样，这是一个近乎荒谬的逻辑。双方在一场近乎自杀灭绝式的冲突中，逐步走入越来越深的自我毁灭的深渊。

　　在书中，格罗斯曼通过各种发生在周围的轶事以生动的文字描写了在自杀性爆炸不断发生下的以色列人生活的剪影，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由于针对和平进程所表现出的不同意见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的以色列社会。就在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被刺杀之后，格罗斯曼写到：“我看到一名男子走出他的汽车，迅速把原来贴在汽车后部的一个黑底红字的标语“拉登是凶手”撕了下来。我想，如果他回家后，他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呢？他如何向孩子们解释在他走之前他的车上还贴着字条，可在拉宾遇刺的当天回家后，他就把字条撕掉了？”

　　格罗斯曼对于巴以冲突这种深入人们内心的探索，也体现在他对巴勒斯坦民众对于自杀性把扎袭击的看法上。在书中他写到，在巴勒斯坦有很多人反对自杀性炸弹袭击的方式对付以色列的暴力，并不仅仅是由于这种方式袭击无辜平民造成的残酷后果，而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假如一个社会已经习惯于把年轻的男女送上自杀袭击无辜平民的道路，习惯于鼓励这种行为并给予执行者以荣誉，那么这个社会终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这种意识甚至在巴勒斯坦建国后也不会消失，当巴勒斯坦人为不同的政见而产生内部冲突之时，这种恐怖袭击的手段将会掉转矛头指向国内事务，巴勒斯坦人已经看到这种手段对付强大的以色列是多么有效，他们也会使用它来对付自己人。没有任何特殊的情况能够保护阿拉法特和阿巴斯不会同样遭遇拉吉夫-甘地的命运，因为任何了解中东历史和现状的人都清楚，温和派往往是极端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

　　格罗斯曼认为沙龙和阿拉法特对于巴以间冲突的加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写到：“沙龙和阿拉法特都成功地煽动了暴力的火焰，煽动了彼此间的仇恨与暴力，他们成功地运用政治手段和宣传机器使双方的民众认为这是他们选择自己道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的行为以及如今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他们各自好战、相互猜疑以及好斗的世界观。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正确。而恰恰是他们应该受到谴责。”

　　格罗斯曼的思想的声音第一次使我们意识到：在解决这样一场人类之间最为致命的冲突中我们只能依靠我们人类特有的宝贵方式，这就是理解、交流、勇气和信心。而刚刚对阿拉伯人投下炸弹后的布什政府，具备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吗？多年来对中东和巴以问题日益复杂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美国，能给浸透血泪的巴勒斯坦土地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吗？(作者：北斗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