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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中国面对“非典”背后的药物商战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5月24日 09:45 中国经营报

全球医药巨头GSK公司在英国的总部大楼


科研人员在进行SARS病毒的研究

  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类走过了墨绿色的大洋、走过了湛蓝的天空和深邃的宇宙后,终于在21世纪来临时听到了生命基因的声音。然而,一些拥有强大技术力量、大量短期周转资金的跨国医药公司,在聆听着生命基因的声音同时,也不免听到了金钱的共鸣。于是,在新的市场出现时也伴随着新的商业保护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受到“非典”病毒肆虐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虽然医学界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未来分子医学时代所展现的广阔医疗前景,期待着它能给正在遭受和将要遭受病毒摧残的灵魂以慰藉,但是残酷竞
争的现实,使他们不得不必须先搭建一个人为的交易市场。

  硝烟已起跨国药企“联手”对抗非典

  “非典”来势汹汹,肆虐全球,当医护人员临危不惧与人们一起抵挡“非典”的疯狂进攻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全球制药企业和生物研发机构,正在以各种方式投入到“非典”的各种诊断试剂、药物或疫苗等医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上。

  4月14日,加拿大研发人员破译出造成“非典”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后,包括该研究机构在内的加拿大和美国研究机构的“非典”病毒已被众多制药公司抢购一空。考虑到对今后问世的“非典”诊断试剂、药物或疫苗等医药产品享有一定专利权,将为专利享有者挣得丰厚的专利使用费,很多研究所与医药企业之间争夺疫苗专利权的商战已经开始。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正在为他们迄今取得的“非典”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以保证他们对可望问世的“非典”诊断试剂、抗“非典”药物或疫苗享有专利权。加拿大的迈克尔-史密斯基因科学中心在4月中旬测定出“非典”病毒的基因序列后,已向美国专利部门申请对这一基因序列享有专利权。而美国卫生部下属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在对自己迄今取得的“非典”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目前,美国已有几种根据“非典”冠状病毒的基因特点开发而成的“非典”诊断试剂问世。美国一些生物制药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雅培制药公司和罗氏制药公司,正准备生产这些试剂。

  另外很多医药公司则纷纷已经研制的药物进行测试,希望对防治“非典”有效。美国俄勒冈州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声称该公司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反义疗法”技术研制的新药能有效杀死“非典”冠状病毒。该公司称这种新药含有与“非典”冠状病毒基因排列相对称的核糖核酸单链,“好比一条拉链,‘非典’冠状病毒核糖核酸单链是这条拉链中的一半,而新药却拥有一条能和非典单链完全吻合的另一半拉链,所以能彻底中和病毒的毒性。”目前,美国国家医疗协会正在对其进行分析论证,如果该药疗效获得肯定,将随即投入临床应用,几个月内即可投入使用。

  事实上,希望从自己公司已有的金库中挖掘出抗非典的摇钱树的公司并不只是这一家。自“非典”肆虐全球以来,在马里兰州的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一直紧张的忙于对上千种人类已研制和生产的各种药物进行抗非典病毒的测试,全球的很多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每天都送来很多药物接受测试。该研究所的负责人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声称,每天我们都能够接到几十封来自世界各地制药公司寄来的电子邮件,在信中推销自己的药品对抗非典具有疗效。

  除了对已有药物疗效的充分发掘,已经有制药公司开始着手于更大的赌博,对“非典”疫苗进行研制与开发。近日,全球第三大制药公司默克公司(Merck&Co.)对外宣布,该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发“非典”疫苗。但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Raymond Gilmartin称:疫苗的开发过程不可能会是一帆风顺的。默克公司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索要了SARS病毒及其遗传密码并开始寻找开发这种疾病疫苗的途径。“考虑到这种病毒的特性,疫苗的开发过程不可能会一帆风顺的。”Raymond Gilmartin说道,“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掌握了最新的疫苗技术,而且这种技术有可能能用于‘非典’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些顶级科学家早些时候曾表示: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安全和有效的“非典”病毒疫苗。如默克公司在开发HIV疫苗方面就已经花了10年的时间。

  另一家全球著名的疫苗供应商安万特-巴斯德公司目前也宣布,将从事“非典”疫苗的开发工作。而占全球疫苗市场24%、名列世界第一的GSK公司也已经组织专家和研究人员,就“非典”疫苗进行相关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非典”病毒的出现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再次敲响了警钟,但是在一个残酷竞争的商业时代,跨国药业能否真正形成联手抗击“非典”局面,至今还不能下定论。相反,在全球阻击“非典”背后的药物商战,可以肯定地说会愈演愈烈。

  非典病毒掀起药业风暴,谁会成为赢家?

  在2002年全球制药业面临太多的变数和诸多挑战:新药研发能力贫乏,而新药上市数量与以往相比明显减少,而一些有潜力的“重磅炸弹”型药物青黄不接,美国经济的不稳定,也给全球最大药品市场的销售增长能力带来了不确定性,以及由全球经济不景气引发的消费者购买力匮乏等等这些都使世界制药业处于动荡不安中。

  在2003伦敦举行的第9届经济学家医药年会上,许多学者指出了制药工业当前面临种种难关,例如进入市场的新药愈来愈少,而“重磅炸弹”型药物就更少了。在IMS的新分子化合物年评中,2002年是近20年来新活性物质上市最少的一年,仅为36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制药工业的悲哀。一方面,“重磅炸弹”型药物面临着专利到期的危机;另一方面,没有新鲜血液来支撑制药工业这一摇摇欲坠的身躯。“制药工业所面临的挑战,就如同身处一场风暴的正中央。”惠氏制药公司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总裁马克-拉尔森这在参加2003年在伦敦举行的第9届经济学家医药年会上这样说道。他认为,21世纪集中了太多的变数,正是它们导致了这场空前绝后的药业风暴。那么,谁会成为“完美风暴”中的赢家和输家呢?如今肆虐全球的“非典”病毒也许对于全球制药公司来说很可能是一个改变当前经济状况的机遇,谁抓住这次机遇,谁就是赢家。

  美国制药公司在“非典”时期趁机抢滩56亿美元生物防务产业,正式拉开了制药企业全球风暴的序幕。生物防务计划,是美国政府保护美国公民免受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攻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计划的实施,也将在发展稳定的生物防务产业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早在今年1月,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项政府议案即生物防务计划,布什表示,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政府将在今后10年内拿出56亿美元建立反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医药武器库。在国会议员中,支持这一提案的呼声很高。而根据观察家们推测,最近在全球爆发的非典型肺炎,由于急需相关药物和疫苗,将会为这一议案赢得更多的支持。

  该计划受到了医药界的普遍欢迎,支持者们认为这一提案一旦实施,从事生物防卫药物研究和生产的医药企业,其经济状况将得到根本改变。根据这一计划,政府不仅像过去那样对医药企业的研发进行投资,而且保证收购企业所有的产品,这样的话,医药企业再也不用担心那些治疗炭疽、波特淋菌中毒、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瘟疫等综合疗法没有稳定的市场了,政府将为战胜生物恐怖的药物建立有保障的市场。医药企业对这一计划几乎一致表示肯定,数十家公司声称支持这一计划。但是生物技术公司和医药公司表示,这一总统提案还不够积极,执行官们表示,鉴于开发针对炭疽、波特淋菌、埃博拉病毒等致命性病原体的药物、疫苗和诊断试剂所必须承担的金融及法律风险,他们还需要更高的利润回报保证、更少的限制。一些公司代表正在建议国会修改生物防护立法中的责任减免立项,还有的代表希望增加更有利的规定如对与政府合作的项目,公司拥有相关新发现的知识产权。

  同治疗慢性病的一般商业性药物开发相比,与生物防务有关的药物如针对炭疽、波特淋菌、埃博拉病毒、当然也包括如今在全球肆虐的“非典”新病毒等致命性病原体的药物、疫苗和诊断试剂没有稳定的消费群,其市场风险性非常大。如果需求不出现或开发出后已消失,所开发出来的有效药物将永远存在库房里,卖不出去。一些怀疑论者表示,即使能保证有稳定的购买需求,政府将难以招募到制药公司特别是大型的有战斗力的公司从事生物性反恐措施的研究,因为这些企业通常希望获得风险投资性质的高回报。

  生物防务计划一旦得到国会通过,美国联邦卫生部门将获得一笔永久性基金,而不需每年预算,这样一旦发现某种有效的药物,卫生官员就会决定对其进行投资和收购。同时,一旦生物恐怖事件发生,卫生等相关部门在迅速有效地进行产品评估、签订合同和雇用工作人员等方面,具有更广泛的自主权。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所利•法西认为,保证对生物防务产品的永久性拨款,将为生物防务企业的投资扫清一个最大的障碍,即企业担心预算减少而对政府不信任。联邦卫生官员一旦与企业签订合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只要公司成功生产出产品,即使国家现在不用可能将来也不会用,政府也应全部收购。

  长期以来,大制药公司认为政府是不保险的商业合作伙伴,而生物防务计划中的条款就是为了消除大公司们的这些疑虑。许多人都记得拜耳公司与炭疽病的故事,两年前,美国政府决定收购拜耳公司抗炭疽的药物Cipro12亿剂,美国卫生部却要求收购价格不超过1美元,这个价格只有拜耳公司打折后的一半。而当公司对这个价格表示抗议时,美国卫生部却威胁说,政府将取消对Cipro的专利保护,定购更便宜的同类药。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官员说:“现在我们要拜耳公司拿钱与政府合作的想法似乎很难实现,有一些公司根本不相信政府。”

  一些生物防务计划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承诺一个有保证的市场,并加速收购过程,就能大大改善政府与大公司的不稳定关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法西认为,现在没有更好的激励机制,但是生物防务计划的制定,表明政府正在真诚地采取行动,取得企业的信任。

  一些专家曾经指出,美国在生物工程上投资巨大,却对保障美国人民健康促进十分有限,因此从经济学和遗传稳定性的角度看,生物工程还处在“史前时期”。而这次“非典”病毒的出现,也许会使得以美国为主的跨国药业集团在经过激烈的“内部竞争”后,抓住新的商机,进而成为“病毒时代”的金钱赢家。

  世界医药秩序对抗击病毒束缚

  药物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很多贫穷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资助这方面的研发,这也造成了人类在面对病毒时的“不平等待遇”。针对“非典”病毒的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以爱滋病为例,去年全球政府及私有企业仅仅投入3亿美金用于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其中只有极小部分用于为穷困国家爱滋病病疫苗的研究。原因很简单,爱滋病病疫苗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公益项目,尽管它将使许多国家受益,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某一个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疫苗研发,此外大部分患者地处贫困地区,负担不起昂贵的疫苗费用,因此没有足够的利润前景刺激药品公司投入巨资进行这方面的开发。从1992年至2002年的10年间,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已经成为资本比拼的竞技场。从R&D费用来看,其所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15%至20%之间。如果以广义的新药研发上市来统计,则单个新药研发上市的费用已从1976年的0.54亿美元猛增至8.02亿美元,增长了将近40倍!其中美欧在药物研发方面的投入高达451.84亿美元。(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R&D”是指研究与开发活动,研究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指系统地应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以得到有用的材料、器件、系统和方法。美国科学基金会对研究与开发经费统计的范围,包括政府、工业界、院校和其它非营利性机构的经费开支。)

  由于资本的限制,在药物研发方面,区域性和生产企业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1997年至2001年间,在新化合物分子专利数这一项统计数据上,美国就有84项(呈逐年上升趋势),欧洲79项(所占份额基本保持稳定),日本29项(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有区区4项。从制药企业的角度看,以辉瑞、葛兰素·史克等为代表的全球药业“十强”企业,2002年R&D资金就达279亿美元,其R&D药品总量达1124种,占全球总量的11.9%,其中许可转让药品数量达500种,占全球总量的20%。可以说,目前世界生物医药领域的格局是美、欧“一统天下”、大型跨国公司左右市场。

  2002年,美国又一次成为新药上市最多的国家,以占据全球新药上市量58%的比例高居榜首;日本超过欧洲,以22%位居第二;欧洲仅占14 %,截至2002年底,仅有10个新活性物质进入市场。2002年,谁是新活性物质上市最成功的公司呢?根据数字显示,默克公司排名第一,旗下共有3种新活性物质上市,其中Zetia是由默克和先灵葆雅公司共同销售的。如果把辉瑞和法玛西亚看作合并后的一家公司,那么他们也共同拥有3种新活性物质:其中一种由辉瑞发布,另外两种由法玛西亚贡献。其余5家公司以2种新活性物质并列第三名,他们是诺华、强生、礼来、Ono和MeijiSeika公司。

  如今对抗非典相关疫苗和药物的研究使各国制药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夺战。而原来以几大制药公司垄断研发的局面可望被打破。以爱滋病为例,由于西方等发达国家大型制药集团对爱滋病药物的垄断,使艾滋病治疗费用异常昂贵。这引起了人们的迫切关注。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极其昂贵,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绝大多数在不发达国家,这就造成了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如何阻止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打破某些药物的垄断和保护医药专利权之间的矛盾。

  今年年初,包括美国默克公司在内的39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就艾滋病药品进口与生产问题向南非高级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南非政府侵犯了它们公司的专利权。因为此前,南非政府颁布实行的新法律赋予卫生部门进口和生产廉价艾滋病药物并在国内出售的权利,因此一些国外药物在被揭去外包装以后就被模仿生产。对于跨国制药公司的诉讼,南非政府表示,根据现行的药价规定,南非艾滋病病人无法负担购买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药物的费用,政府有责任帮助艾滋病病人。

  4月19日这桩跨国诉讼案在开案审理之后不久,制药厂方面的律师代表突然主动提出了和解的要求,经过紧张的谈判之后,世界上这些知名的大制药商决定放弃针对南非政府的法律诉讼,同时宣布支付此次诉讼的法律费用,形势的逆转的确令人感到意外,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如果继续与南非政府诉讼下去,那么制药商损失会更大,因为艾滋病问题已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利润,同时也涉及人道主义,如果制药公司继续坚持,无疑会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大大影响公众形象。

  此后,全球最大的艾滋病药物制造商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宣布降价,将以90%的折扣向非赢利组织提供药物,紧接着默克公司也宣布降低两种艾滋病药物在非洲的售价,降幅达到40%。另一家全球主要制药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决定将两种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国家的售价降为每日1美元,此外非洲国家可以免费使用其中一种药物Zerit的专利以治疗艾滋病。

  不可否认,在WTO协议的框架下,按照知识产权保护有关条款,在专利期内仿制某种新药,开发方有权索取4-10亿美元的赔款。默克公司承认今年由于专利保护权的问题业绩出现下滑。这次事件使制药行业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了非洲艾滋病药品市场的简单范围,正如一个智囊机构Cato学会的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今天是治疗艾滋病的药品,明天会不会轮到治疗心脏病、癌症的药品呢?制药行业已被国际公则牢牢地束缚住了。一方面制药厂非常希望被看作协力对抗全球艾滋病危机的一员,去年几个药厂提出在非洲降低许多艾滋病药的价格,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药厂也对自己的药品专利保护充满忧虑,这也影响到到他们的研发热情,毕竟对艾滋病药品的研究和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没有了研发的动力,人类又如何去尽早战胜这个恶魔?

  从长远看来,大多数专家认为疫苗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手段,不幸的是,贫穷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资助这方面的研发。去年全球政府及私有企业仅仅投入3亿美金用于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其中只有极小部分用于为穷困国家爱滋病病疫苗的研究。原因很简单,爱滋病病疫苗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公益项目,尽管它将使许多国家受益,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某一个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疫苗研发,此外大部分患者地处贫困地区,负担不起昂贵的疫苗费用,因此没有足够的利润前景刺激药品公司投入巨资进行这方面的开发。而这次“非典”爆发之后,一些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只是用原来开发的广普抗病毒药去试着攻击“非典”病毒,他们更渴望节省研发费用,期待再出现一个“伟哥”奇迹(“伟哥”原为心血管药物,只是在无意中发现了它有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效,结果带来了滚滚财源)。

  做为“非典”病毒主要受害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许很快就能体会到与爱滋病疫苗和药物一样的世界医药秩序体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提前加大投入,建立自主的医药科研、生产体系,最大限度地阻击未来可能来袭的病毒。而这,也许就是今天的中国在高速发展中面临的最大课题。

  中国医药业的挑战与机遇

  进入5月,世界著名的施贵宝制药公司宣布,该公司将与其它制药公司以及法国著名的巴斯德实验室合作,加快对SARS疫苗的研究工作,以早日找到预防SARS的方法。施贵宝制药公司总经理Jean-Pierre Garnier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我们已经与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举行了会议,邀请几家主要的疫苗研制机构共同讨论,并就这一问题制定详细的研究计划。我们一致决定加快对SARS疫苗的研究工作。最好是马上就开始这项研究工作,因为即使短期内我们控制了这种病毒感染,它很有可能会很快再次发生。我们必须为该病的第二次暴发作好准备,因为第二次暴发可能会更加严重。”Jean-Pierre Garnier表示通常该公司是与其它公司是始终处于竞争关系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将与其他公司协作,共同应对SARS的威胁。“我们至少会交换有关的科学信息,巴斯德研究所是本研究的核心。”

  另外来自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的科学家将在下个月初召集各个公司召开一次研讨会。参加本次会议的其它公司还包括Merck、Wyeth、Chiron、Baxter、Johnson & Johnson、Aventis、Vical、Avant、PowderJect和Berna Biotech等多家国际知名制药企业。

  在此之前的4月22日,陈竺等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对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该报告中指出卫生保健不仅是重大社会需求,也是现代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保健市场约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1/4—1/3,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20%。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对其自身价值和生活质量的重视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为保障和不断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各发达国家均有国家层面的医学研究资助渠道。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2002年的拨款为273.35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政府科研拨款总额1117.56亿美元的24.5%,仅次于对国防科研的拨款545.44亿美元(占48.8%)。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并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资助渠道。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在其研究所内部的拨款一般为总经费的百分之十几,而80%以上的经费是通过竞争渠道支持各个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和机构的医学研究。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负责整个计划的指导和规划,行使国家医学体系的职能,英国、加拿大等有医学研究理事会MRC,法国有国立健康和医学研究院和巴斯德研究院,均得到政府的巨额资助。

  我国至今未设立国家层面的医学研究专门机构和资助渠道。虽然“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均有关于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资助渠道,但其中只有很有限的部分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研究,其力度远远不能满足一个13亿人口大国防病治病研究的需要。因此基于目前的状况,该报告建议,我国急需将医学科学的研究放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建议中认为:我国应成立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或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这样一种专门的医学研究资助机制。这个机制应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依托的研究机构,一部分是通过竞争途径向全国从事医学研究的大学和机构开放。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是基于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是超脱部门利益的。因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在国家层面具有权威性的机制,才有可能对我国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和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的布局,而不至于处于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甚至于无序竞争的状态。

  中国科学院SARS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科学院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动员协调全国最强的科研力量,针对SARS组成跨学科、跨部门的攻关小组联合攻关,并加强应对新生传染性疾病的科学研究,为有效控制、预防和治疗非典做出应有贡献。中国科学院在疫情发生后迅速成立了SARS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微生物研究所、昆明动物所等各参研单位开展工作。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是一所长期从事动植物病毒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在我国比较早地开展病毒学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当我国广东等地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以后,该所立即着手对“非典”病毒的研究,根据“非典”的基本特征,组织人力物力对原有实验室进行改造,使其具备“非典”病毒研究条件。目前该所的医学和病毒学专家们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非典”的快速诊断方法。二是对“非典”疫苗的研究。过去对抗病毒的实践证明,通过注射疫苗,使人体形成抗体是预防病毒疾病扩散的有效途径。科学家们希望通过研制“灭活疫苗”、“减毒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等来阻止病毒感染。三是对预防和控制“非典”药物的筛选。四是从病毒学的层次加强对“非典”病毒的研究,利用分子生物学和规模分析生物技术等研究手段,从基因、基因组、细胞和机体等不同层次,研究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关系、致病机理、感染的分子过程等,揭示病毒源、病毒感染途径、病毒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规律等,为病源控制、诊断技术、疫苗研制、药物筛选与研制、病毒性疾病流行预警等提供科学依据。

  上海生科院成立了SARS防治科研攻关领导小组,由上海生科院、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组成学科配备完整、技术力量精干的科研协作队伍,分工合作,从生物信息学、快速诊断、疾病治疗以及新方法和新药物研究等四方面切入,全面应战SARS疫病。生物信息学是SARS诊断、治疗和病因病理研究的基础,快速诊断和治疗是当务之急,新方法和新药物研究则致力发展治疗SARS的高效手段,生物信息学将研究SARS病毒的生物学特征,尤其是病毒的基因与蛋白质的结构功能以及病毒遗传变异的规律,为疫病的诊断、治疗和新药研制提供基础信息。快速诊断研究将改进现有的诊断方法,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准确率,通过制备抗SARS病毒抗原的抗体等手段,积极寻找早期诊断的有效方法。治疗研究将阐明SARS的发病机理及其在疾病发生发展不同阶段的免疫学特征,并针对SARS临床病程的不同阶段的免疫状态,初步提出临床免疫学治疗方案。同时,遴选抗SARS病毒的中药验方或中药有效成分,或从现有的抗病毒药物中筛选抗SARS病毒的药物,供临床治疗使用。新方法和新药物研究将开展反义核酸和RNA干扰治疗药物的研究,研制新药。多种途径研制可用于预防SARS病毒的疫苗。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紧急启动科技计划,组建一个由病毒学与生物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田波为顾问的SARS病毒工作小组,所内6个课题组同时投入这场艰巨的非典“阻击战”。昆明动物所也由数名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了SARS研究攻关小组。依据研究所在病毒学、免疫学、动物药物学和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优势和资源特色提出了参与SARS攻关的工作计划。通过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沟通,昆明动物所近期针对SARS攻关将开展以下研究工作:SARS感染灵长类动物模型的建立;SARS死疫苗免疫效果和保护作用的研究;SARS病毒抗原蛋白单克隆抗体的研制;SARS病毒的起源和变异趋势研究。

  中国医药科技界的这些举动,使得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件新中国建立时的旧事:黑热病在旧中国是一种流行很广的多发性地方病,蔓延在长江以北13个省区。当时进口药价格昂贵,治疗一个病人要付出4~5亩农田的代价,许多家庭为此倾家荡产,贫苦农民得病后只有等死。新中国成立后,最先迁入城镇的解放区山东新华制药厂领受了试制生产治疗黑热病药物的任务。在仪器设备不全、试验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反复研究试制,于1950年4月生产出第一批产品,取名“斯锑黑克”。这种药疗效好、毒副作用小,治愈率达98.6%以上,而且治疗一个病人的价格只相当于5公斤小米的价格。

  今天,当我们面对肆虐祖国大地的“非典”病毒的挑战时,我们科研人员似乎又找到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种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我国的医药事业只要团结协作,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定能为13亿人民、为人类建立一道阻击病毒的屏障。(作者:北斗工作室)

  本稿为北斗工作室独家供给《中国经营报——商学院》和新浪网的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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