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曹宏亮

　　5月20日，台湾非典病例新增39人，创每日疫情统计最高纪录，连前累计383人；死亡新增4人，累计52人；全台通报病例1707人。一个月间，台湾非典病例扩大20倍，而且，疫情仍有继续扩大之势。国际权威机构宣布，台湾非典疫情进入高发期。

　　先乐后悲医院感染波连波

　　事实上，早在3月14日，台大医院就发现第一个非典病例。3天之后，有关部门就公布疫情，并启动“一级疫情管理机制”，并采取多种措施防范疫情扩散。所以，此后的一个月，台湾平均每日“可能病例”增加不到1例，4月中旬还连续5天没有“可能病例”。尤其是病例零输出、零死亡和零社区感染，曾令岛内一时弥漫着乐观的气氛。4月23日，台北卫生部门还放气球宣传非典防疫的“三零”纪录。

　　然而，就在同一天，在一水之隔的台北市，和平医院突然传出医护人员集体感染非典的消息。医院医护和其他工作人员因接触一名非典患者，6人感染成为“可能病例”，2人成为“疑似病例”。

　　几天后，仁济医院又有20位医护人员有非典疑似症状。

　　以此为第一波，疫情野火般地向全岛蔓延，连周边小岛也不例外。每天感染的患者上升为两位数。

　　到5月16日，疫情已连续多日以两位数字增长，医护人员感染率高达32%，而90%以上的新增病例都是在医院受到感染。也就是疫情地区多，集体感染多，医护感染多。在一片不满和指责声中，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换马，疫情空前严峻。到20日，高雄医学院附属医院又传出35个通报病例。防疫主管部门负责人忧心地说，第三波疫情高峰来了。

　　重视不够合力难成疏漏多

　　疫情急转直下，卫生部门负责人当然难辞其咎。但是，正如岛内舆论所指出的，问题不仅仅出在某个个人身上，防治非典的漏洞不少，比如，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许多措施只有构想而无行动；比如，对医护装备需求估计不足，抗疫第一线防护器材严重短缺；再如，负责官员对非典传染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初步取得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加之宣导不足，患者随意转院治疗等等。

　　事实上，舆论所言不虚。据报道，和平医院发生集体感染被封以后，各医院都纷纷声言口罩和隔离衣不足，但卫生部门所报的数字却少得离奇。即使如此，卫生部门下发给医院的口罩和隔离衣到了医院却少了很多。有时，医院一周需要的口罩量，前6天每天都拿不到多少，第七天才呼啦一下子全送到手中。

　　更有新竹和桃园政府首长和“民代”带头堵截拒绝接收疑似病例的事件，有民众抗议和平医院焚烧医疗垃圾的事件，有民众拒绝在高雄设置非典门诊中心的事件，有医护人员请辞不愿为非典患者医护的事件。被隔离者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到处乱串乱走的事更时有发生。利用非典蔓延做文章，满足党派私利的更不乏其人。

　　这些现象，当然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防治非典。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专家就指出，台湾防疫最大的缺失是资讯交换和协调不够。

　　痛中思痛戮力同心战犹酣

　　疫情的迅猛发展，防疫的诸多缺失，特殊条件下的光怪陆离，也唤起了台湾同胞上下一心、同心戮力抗非典的决心和士气。

　　尽管一些医护人员临阵脱逃或辞职离去，但绝大多数医护人员还是坚守第一线与病魔和死神进行殊死搏斗，其中6位医护人员在他们神圣的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出悲壮而动人的故事，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守护神”。

　　严峻的疫情，迫使当局把“疫情管理机制”上升到二级。有关部门对所有A级隔离家庭安装监视器，B级隔离家庭每日电话抽查，乘坐地铁的乘客必须戴口罩，已经被封锁的地方扩大封锁范围，各医院和医生必须诚实通报病例，否则，违反规定的居民最高罚款30万元新台币(约7.5万元人民币)，医院最重罚款150万元新台币，医生罚款45万元新台币，并移送惩戒委员会处理。伪造病例者，将处以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明知感染非典而不遵守主管机关规定，有传染第三人可能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50万元新台币以下，以杜绝传染源漏网。

　　发生集体感染的医院不仅紧急关闭危险地区或整个医院，停收住院病人，隔离观察医护人员及病患家属，还彻底查有关医院3月中旬以来所有出、住院病人的详细资料，希望尽快找出潜在的可能感染源。

　　另一方面，为鼓励医护人员和不幸被感染者、被隔离者，当局又宣布，执行非典防治工作导致身心障碍或死亡者，除各项赔付享受灾害防救额度以外，子女教育费用由当局负责，直到取得学士学位。所有非典患者的医疗费用，都由当局的“健保局”负责，不需患者花钱。受隔离者隔离期间享受公假，病人因强制隔离影响家计者，享受当局扶助。整个防治及救助经费预算500亿元新台币。

　　有关专家预计，宝岛的疫情至少要一个月才能降温，并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