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近日又不断有媒体披露说，美国已经将下一个军事打击的目标瞄准了伊朗和叙利亚。西班牙的《世界报》还刊登长篇揭密文章，详细介绍了五角大楼制定的攻打叙利亚的“绝密计划”。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人们迫切希望知道的是，美国依据什么来确定军事打击目标？确定目标之后又是如何制定和完善作战计划的？了解了这些问题会使人们更准确地洞察美国的“战争之箭”射向何方。

　　美国甚至制定了对英国的作战计划

　　判断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过程中，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国务院、五角大楼、中情局等与国家外交、安全事务有关的政府部门发挥着主要作用。另外，社会舆论、国民情绪、智囊机构的观点等因素，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占有重要资源的国家，即使现在是美国的盟友，也有可能在某一天变成美国的敌人，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准备，提前制定好以之为作战对象的作战计划和预案。当然，这种作战计划根据有关国家与美国亲疏关系的不同，有详有略。比如，针对英国这个被认为是美国“铁哥们儿”的国家，五角大楼也早已制定了以英军为假想敌的作战计划，不过这种计划比较简单、粗略。至于像朝鲜这样被美国戒备已久的国家，就完全不一样了，美军制定了非常详细的代号为5027和5028的对朝作战计划。

　　在美国的战略学家眼中，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按照严重性和范围大小分为三类：较小的是某些偏远的地方(如索马里、卢旺达)发生的动乱，其次是重大的地区性威胁(如伊拉克对海湾地区的威胁)，最大的是危及美国全球利益的头等威胁。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这种头等威胁主要有三个：俄罗斯及其他从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可能丧失对核武器的控制；中国有可能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利益；美国境内有可能发生规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

　　按照这种分类，俄罗斯、中亚和南亚部分国家以及中国是美国潜在的重大威胁；而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以及“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则是美国的现实威胁。而制定出具体、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则成了美国军方的职责。

　　美国动用一切情报能力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

　　按照美军正常的程序，一项作战指令通常要按照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前线作战部队指挥所———各级作战部队的程序逐级下达。总统和国防部长只决定“打不打”和“为什么要打”等根本性问题，至于“如何打”则由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决定。这种指挥方式使得各级指挥官最大限度地拥有作战决策权。由此可以看出，美军的国防部和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在军事体制中发挥着中枢和躯干的作用，制定作战计划和战争预案也主要由这两级部门完成。在五角大楼和美军的各联合作战司令部中专门设有负责作战计划的部门“G—5”，这一部门与作战部门、情报部门、人事部门属于同一等级，直接向各级的司令官负责。

　　美军目前已经具备了“全球力量，全球到达”的能力，设有5个地区联合作战司令部，负责全球范围内的防务。一般来说，与各自辖区内相关国家的作战计划，由相应的地区司令部负责初拟。在拟订作战计划时，美军需要对相关国家进行详细的侦察，以获得必需的情报。这些情报的范围一般包括这一国家的军事实力、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基本情况，以及这一国家的战争潜力、动员能力、民心士气等战略性情况。在掌握这些情报的基础上，美军根据可投入战斗的自身实力，制定出相应的预案。

　　在这些预案初步拟订之后，地区联合作战司令部需将其上报给参联会和五角大楼审定。五角大楼根据所掌握的相关国家的战略性情报(这些情报大多通过间谍卫星和非军方情报人员获得，因而地区联合司令部可能并不知情)，结合美国武装部队的总体结构和总体力量，对上报来的作战计划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根据战时各军兵种、各地区联合司令部之间的相互支援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一般说来，大部分的作战计划经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签署后，就可下发给相关部队了。

　　作战计划不断被修正、演练

　　并不是说作战计划一经形成之后就束之高阁了，美军会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调整。比如美韩联合部队司令部针对朝鲜半岛的5027作战计划，最早制定于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1994年，美军太平洋总部根据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对该计划进行了首次重大修改。根据这一计划，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美国将立即向朝鲜半岛增兵以支援韩国。担负增援任务的美军各部以及抵达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都赫然列在5027作战计划中。根据美国与韩国政府签署的绝密协议，这一作战计划每两年就要更新一次，至今已经修改了6次，每次修改都删去了不少不适应形势的内容，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美军的作战计划制定以后，还需要经常通过演习对其进行检验。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多年，美军就制定了多套对伊作战方案。战争爆发前半年更是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对这些方案进行检验。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型演习就进行了4次。随后又先后进行了多次实战演习：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沿岸地区进行了两栖登陆演习；美军在捷克和德国军队的配合下进行了反生化武器演习，与以、土等国举行了海上搜救演习；2002年12月7日，美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举行了由总司令指挥的参谋指挥人员为期10天的“内窥”电脑模拟演习。这些演习及时地发现了作战计划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为作战起到了很好的“磨刀”作用。

　　作战计划逐渐“模糊化”

　　美国的作战计划进一步朝“模糊化”与“不确定性”方向发展。以前，五角大楼的作战原则是强调“可预见性”和“高度秩序”，在军队采取行动前，必须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日程安排，尤其喜欢“事无巨细，统统包括”。不过拉姆斯菲尔德更为大胆开放，他根据反恐战争行动需要，特别提出了军队要保持“灵活”和“创新”的主张。他大力推广“行动中心战”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从前战争以计划为中心，战前制定好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中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修改计划，这样大大降低了军方的作战效能；信息时代的战争应以行动为中心，虽然仍旧需要作战计划，但指挥官和士兵能实时实地看见战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准确度修改作战计划。此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美军高级将领所接受，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初露锋芒”。(文/李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