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74年的米兰，黑死病人被赶到城外的一片荒野上，让他们或者等待死亡或者幸运者生存。从中世纪黑死病到如今全球对抗“非典”的斗争中，隔离作为一项古老的措施仍然是防止瘟疫传播的第一道防线。最近，在“非典”肆虐的时候，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教授拉瑞-高斯廷(Larry Gostin)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说：“瘟疫往往会引发人性的危机，例如偏见以及毫无理性的恐惧等等。而隔离这一古老的措施对于控制疾病的传播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

　　黑死病与近乎野蛮的隔离

　　英文隔离(Quarantine)一词来自拉丁文，意指40天。根据历史语言学家的考证，隔离一词可以溯源到14世纪的欧洲，当一艘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到达意大利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该艘船被要求隔离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从意大利的拉古萨、到威尼斯到佛罗伦萨，人们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把瘟疫挡在门外。不幸的是，可以隔离的地点并不常有，该项规则不能贯穿始终——另外据称携带瘟疫的老鼠们带着跳蚤完全可以游上岸来。

　　在黑死病异常凶猛的“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民众偶尔会行使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把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版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通过记录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的各种官方记录和个人日记等，往往为我们展现着同样的一幅画面，人们采用了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有的甚至是非常野蛮的。比如完全隔离、看管、监护、喷洒香水、消毒、设置路障、禁闭、采用健康证书、以及德意志的健康通行证和西班牙的健康凭证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在黑死病席卷欧洲之时，人们从理性到近乎疯狂的举措，也描绘出人类社会在面对巨大的灾难瘟疫时所表现出的相同的社会草图。

　　不过更为有趣的是在瘟疫时期隔离也充分反映出了贫富差距。富人们一听说有疫病传染，就急忙逃往乡间的别墅；人人都只顾自己。萨米艾尔-佩皮于1665年9月写到：“这种疫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狗还不如。”而根据蒙田的讲述，由于家乡有疫病传播，他“历尽艰辛”，带着一家老小四处奔波，寻找一个安身之所，“亲友害怕，自己也害怕，全家老小真是走投无路，无论想在何处留下，都会遭人厌恶”。至于穷人，他们则困守在被传染的城市中，国家养活他们同时也监视、封锁和隔离他们。

　　在卜伽丘的《十日谈》内容正是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闲聊时讲述的故事。在1523年的夏季，鼠疫有一次打击了巴黎的穷人。正如为威索里在其《理性书》中所写的，“死亡者主要是穷人，因而原来在巴黎以行窃为生的大批小偷剩下不多了…….从普帝香区来看，原来居住在该区的许多穷人已经被瘟疫席卷一空了。”而图卢兹的一位市民与1561年写下了这样一幕：“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之间也要互相提防。”萨特在其著述中曾经写到：“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在法国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之后，富人们在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先让一个穷女人在那里住上几星期。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负责证明一切均已排除。”

　　而在几百年后19世纪，当瘟疫席卷奥特曼帝国时，穷人和富人的不同境遇再次被凸现出来。当时的统治者特许家中有感染了疫病的富人家庭留在家中隔离，而得了疫病的穷人则要被集体强制送往各地的隔离站。施而登-瓦兹(Sheldon Watts)在《瘟疫与历史》一书中写到：“在奥特曼帝国的埃及，当瘟疫蔓延时，那些家里有疫情不报的人将接受严厉的处罚，有时甚至会被执行死刑。”

　　我们不妨陪同一位在1673年鼠疫期间死里逃生的意大利人回顾一下当时在佛罗伦萨的可怕经历。他在叙述当时的经历时虽然只是简单几笔，但是我们也足以感受一个被瘟疫隔离的城市的景象。他写到：“我们又重新看到这一切，到处门窗紧闭，街头禁止通行，偶尔有食物供应车或神甫匆匆而过，无情的岗哨分布四处，唯有某个乘坐四轮马车的贵人才被获准临时打开已封死的住所大门。佛罗伦萨已经一命呜呼，不再有商业活动，也不举行任何宗教典礼。唯一的例外是神甫间或在街角做弥撒，困守在家的信徒则偷偷从窗户口望弥撒。”

　　莫里斯-托隆在1656年热那亚鼠疫时所著的《行善的嘉布遣会修道士》一书中列举了当时人们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对可疑分子进行隔离；当风向对着自己时，不同市内的可疑分子说话；点燃香料消毒；可疑分子的衣物要洗干净，最好要销毁；多做祷告，加强治安等。在极其富有的热那亚城中，死尸在街上堆积如山，当地人除了把尸体装上船只，运到海上销毁，没有别的快速清理办法。而对比这些措施，隔离也许是最有成效的一个，尽管隔离在当时并没有完全阻止瘟疫的蔓延。根据史料记载，在鼠疫盛行期间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权机构都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例如当时有记载，从1612年起，法国巴黎“开始用强制手段把病人从家中搬出，送往圣路易医院和圣马塞尔的桑台收容所”。

　　18世纪的巴黎医院与不堪想象的隔离措施

　　在黑死病肆虐欧洲后，深受瘟疫折磨的意大利和法国率先实行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设立疫情监察站以及隔离医院等。但是根据一些历史史料的记载，我们发现尽管卫生措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人们对于传染病认识的局限，一些医院的卫生条件的恶劣仍然让人震惊。

　　如果没有保留下来的可靠的文献记载，我们恐怕难以想象几个世纪前，在欧洲最为繁华的大都会巴黎简直不堪入目的医院看护措施。1750年，当奥地利皇帝约瑟二世在游历巴黎的时候，考察了当地最大的一所医院。他在同一张床上发现了一个病人躺在一个死尸的旁边，不禁惊骇不已。随后，法皇路易十六命法兰西学院考察此事，并委任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在做了详尽的考察后递交了一份措辞还算委婉的报告，该报告证实了奥皇所见确有其事，而且恐怕医院的情况还更糟。该报告中指出，在这所法兰西最大的医院内，活人和死人躺在一处，有时候居然五、六个病人挤在一个病床上。在医院内传染病患者没有特殊的隔离设备，出天花的人往往和生热病的患者同居一室。这个病人身上的被单揭下来马上就盖在另一个病人身上，一些疥疮之类的传染病自然从这个病人传到了那个病人身上，而且由于没有适当的防护措施，医生和护士也不能幸免。另外在这所医院内也没有独立的手术室，在那个没有麻醉剂的时代，病人的哭叫之声，对于其他等待手术和病房内的病患在神经上的折磨可想而知。因此，最终委员会的报告宣称：“市立医院实乃传播疾病于巴黎全城的不竭之源泉。”

　　应该说建立公共卫生设施和医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尤其是疾病的传播，因此当时的医院几乎成为了一个传染病肆虐的中心，那所曾被法国人称颂的医院其病死率达到22%。尽管如此，隔离仍然被作为人类在对抗疫情时最为有效的措施而延续下来。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要数19和20世纪肺结核盛行时期。当时感染肺结核的病人纷纷被送往城外的特殊隔离所监护起来。

　　伤寒玛丽的悲惨境遇

　　在美国19世纪末爆发的黄热病和霍乱使联邦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峻的隔离措施。1893年当天花在印第安那州曼西市爆发时，当局隔离了很多感染者。他们被拘留在家中，而整个社区被封锁，由军队把守，那些违反隔离规范的人则被送进监狱。

　　但是，也许任何一个人所接受的被迫隔离都不会比被称为“伤寒玛丽”的玛丽-梅隆更为“无辜”。这位爱尔兰厨娘和许多爱尔兰人一样在15岁时移居到美国寻找幸福生活，她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这位因伤寒杆菌而出名的女士，生于1869年9月23日，在当时医学非常不发达的20世纪初，玛丽-梅隆一直“健健康康”地生活。伤寒杆菌在1880年被发现，在1906年以前，根据统计，仅只美国每年就有2万5000人死于该病。玛丽-梅隆曾得过伤寒病，但随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一件“怪事”发生了，她到哪家给人做饭，哪家就有人被查出得了伤寒病，在10年期间她换了8个东家，被她传染而得病的人达到50多人，也有记载称有200多人。因此，纽约市卫生官员最终查出是由这位健康的厨娘传播的伤寒病后就对以危害公共健康罪而逮捕了玛丽，最终玛丽-梅隆被判监禁，被隔离在一个孤岛上长达20多年，直到她在65岁时得中风死去。但玛丽-梅隆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会传播这种疾病，而且她也不知道后人给她冠以“伤寒玛丽”的恐怖绰号而被世代铭记。“伤寒玛丽”事件使公众首次发觉，健康人也能传播致命的疾病。这样的人被称作“健康带菌者”。“健康带菌者”本身并不得病，却可以把病传染给别人。从预防角度讲，他们比病人更危险。因此这种人也给隔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玛丽-梅隆经历引发了文学家的充分想象，也有很多小说家为玛丽鸣不平。瑞士一位小说家J.F菲德斯皮尔(J.F Federspiel)就根据伤寒玛丽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伤寒玛丽民谣》(Die Ballade von der Typhoid Mary)。在书中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方式描述了百年前纽约市发生的这个事件。在小说中，玛丽-梅隆是一个快乐的来到美国纽约寻梦的女孩。她以一手好厨艺受到东家的赞赏，她沉默寡言不善交谈，她在自己不觉察的情况下成为了“伤寒杀手”，到处传播着可怕的伤寒病菌，随着玛丽所经过的地方不断有人因伤寒病而死去，人们对玛丽开始怀疑和恐惧。惟独玛丽却始终健健康康的。当时卫生局派出的人员和大批警察同时出动，开始搜遍美国纽约大大小小的厨房，寻找玛丽-梅隆。因此玛丽开始了游荡生活。和历史记载玛丽被隔离到孤岛不同，在小说中作者为痛苦而有些“无辜”的玛丽安排了另一个黑色幽默式的结局。在书中，玛丽这位健康的带菌者最后化名为布朗夫人来到了一家医院工作，然后伤寒病又开始肆虐。

　　当代隔离高科技助阵

　　虽然我们的隔离措施和几世纪前有个共同的目标，不过我们的手段却更加先进了。新加坡政府在最近抗击本国非典型肺炎的蔓延，为加强对疑似患者的隔离，采用了先进的网络摄像机技术以协助隔离的有效实施。

　　当新加坡面临日益严峻的SARS蔓延情况后，新加坡政府采用了迅速对几百被怀疑与SARS病人有过接触的居民实行了强制隔离，而且采取了在被隔离居民家中安装网络摄像机的措施，而且新政府认为如果有必要将对部分疑似病人安装电子跟踪设备以强制隔离。该隔离举措包括被隔离者在隔离期间每日会被不定时呼叫几次，而被隔离者在接到呼叫信号后必须出现在摄像头前。在新加坡抗击SARS的过程中，随着被隔离人数的不断上升，新加坡政府决定由一个私人安全公司负责在被隔离人的居所安装网络摄像机，并通过互连网连接以监督被怀疑感染SARS病毒的人留在居所。

　　另外假如被隔离者不能遵守隔离规定的话，新加坡政府准备强制为触犯规定的隔离者佩带电子跟踪设备的措施。该设备在设计独特，假如被隔离者试图离开家中的话，电子跟踪设备将发出警报。自从新加坡对怀疑可能感染SARS病毒的人施行隔离以来，已经至少有9人打破了隔离规范，逃离执行隔离的居所。他们分别被罚款5600美元。(作者：北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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