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5月15日消息新华社记者马晓霖自巴格达报道：在战乱之地抢新闻

　　4月27日，记者与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负责人王波、记者梁有昶、增派摄影记者韩传号一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虽然美军在伊拉克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但整个战争并没有划上句号，伊拉克仍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劫匪横行，枪弹失控，物资紧俏，通讯中断，供电短缺。作为唯一一批中国记者，也是唯一一批没有美军武装保护的外国记者，我们4人困守分社 这个“孤岛”，并想方设法搞好报道，安排好生活，饱尝了战乱之地记者生活的酸甜苦辣。

　　冒险采访

　　我们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就冒险返回巴格达，当然是为了在战争前沿进行报道，因此，克服艰难险阻搞好报道，把战争后期的伊拉克现状直观而真切地介绍给国内受众，成为我们的第一要务。

　　　返回巴格达的第二天就赶上伊拉克各政治、宗教和民族派别在巴格达召开筹建过渡政府的会议。28日上午，记者和韩传号找了辆出租车直奔会议宫，到了那里才知道只能绕一大圈走另一个入口。虽然费尽周折找到了地方，但由于新华社没有在美军新闻机构注册，因此磨破嘴皮也不得而入，只被获准在下午4点采访会议的闭幕情况。

　　　当天下午，经过美军仔细搜身检查后，我们终于加入到近500名各国记者的采访行列，并通过分社的“二哥大”(大功率无绳电话)及时把会议结果通知给留守分社的王波和梁有昶。结束采访时，已是晚上10点左右，这时我们才想到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留住出租车司机。由于整个巴格达断电，会场外一片漆黑，所有的代表和记者都陆续开着自己的汽车离开了会议宫，而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们在黑暗和无助中急得直跺脚：再过一个小时就进入宵禁时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回分社，就很可能被巡逻的美军逮捕甚至遭到枪击。

　　　情急之下，记者看见一辆从身边开过的汽车里只有两个人，立刻来了个百米冲刺追上汽车，一边跟着车跑，一边厚着脸皮向车里的人自我介绍并恳请把我们带到任何一个可以找到出租车的地方。幸运的是，车主居然是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土冢本和人。这个曾在复旦大学留学的同行非常爽快地邀请我们上车，并一直把我们送到离分社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终于在宵禁前回到了分社。

　　　此后的半个月里，记者和小韩几乎每天都外出采访，抓捕鲜活新闻。这期间，我们冒着近摄氏40度的酷暑走访多家医院，了解燃料、外汇行情，采访示威集会，暗访武器黑市，除吃午饭和赶写稿件回分社外，几乎整天都泡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胳膊和脑门晒脱了皮，人也变得又黑又瘦。然而，这些困难和我们遭遇的危险相比还算不了什么。

　　　5月1日中午，小韩在采访巴格达市中心一次油罐车爆炸时遭到一个当地青年的重拳击打。几天后，在采访一个加油站时又遭到了当地汽油贩子的围攻。而记者和王波也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遭到一些当地人的暴力袭击，被迫仓皇逃离现场。5月6日上午，记者和小韩在采访巴格达一个武器黑市时受到部分枪贩子的骚扰和威胁，采访记录被强行撕毁，摄影包被人掏过，幸亏走得快才得以脱身。几个小时后，我们因误拍美军一处营地而被扣留相机，3张数码相机磁卡连同一上午的劳动成果被美军士兵没收……

　　生活就简

　　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虽然没有遭到毁坏和洗劫，但也变得一片狼藉：客厅、厨房、办公室和卧室到处都是厚厚的尘土，院子里的花草干的干、死的死，就连原来被调教得非常听话的看门狗“花儿”都野性十足，没了规矩。由于美军在战争中炸毁了巴格达电信中心，伊拉克的电信联系彻底瘫痪，只有个别小区的局域电话还能维持内部通畅，但分社所在区的电话一直处于中断状态。我们可以依靠海事卫星电话同伊拉克境外的任何地方进行联系，但要和巴格达市的什么人联系，只能靠王波和小梁开车去找。

　　　巴格达的电力供应虽然在我们回来后逐步恢复，但也只达到战前的20%，今天这个街区通电半个小时，明天那个街区通电一个小时，既没有固定时间，也没有稳定的电量，分社工作和生活用电只能依靠两部柴油发电机。陈旧的发电机噪音特大，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多次对我们提出抗议。为了减少扰民，我们不得不轮换着使用两个安在不同方位的发电机，为了避免这两部老爷机器使用过度而瘫痪，我们又不得不在午夜前后让它们彻底休息，其结果是大大压缩了可利用时间，逼得白天无暇读报的我们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子早些起床，利用晨光做些文案工作。虽然已经到了挥汗如雨的酷暑，虽然每个屋都有电扇或空调，但我们宁可自己多受些罪，也没有享受过一次人造冷气，为的就是保证发电机保持良好的状态为报道工作服务。

　　　工作固然重要，但吃饱吃好、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营养也很重要。4个男同志平时在家都是“甩手大爷”，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地方，我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早饭吃点面包和果酱将就，中午记者和小韩外出采访，回分社就可以吃到王波做的饭菜，晚上是记者主厨。反正就是几种单调的蔬菜和库存罐头，记者和王波变着花样进行搭配，好在没有一个挑食的，不管肠胃是否接受，嘴上个个说好吃。

　　千里采购

　　巴格达战前污染就很严重，经过一场战争，大量基础设施被破坏，饮水的污染就更加严重，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提到。别的不说，分社水管放出的水总是有一股怪味，用它洗过的锅、铲很快便出现一层明显的铁锈。当地生产的瓶装水按说应该是相对干净的，但稍微一晃，就能看到瓶底悬浮的杂质。在这个缺医少药的乱世之地，健康是保证我们生存和正常工作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总社领导指示我们一定要饮用从约旦购买的瓶装水，吃那里带来的没有污染的蔬菜和食品，确保身体健康。我们从安曼回来时，带回来几十箱瓶装水和部分面包、蔬菜和罐头。10天后，这些资源已经消耗殆尽，除部分蔬菜能暂时从当地市场购买外，饮用水必须从安曼购买。于是，记者和小梁利用周末又返回安曼采购。巴格达同安曼相距1000公里，由于空中航线没有开通，我们只能租车从陆路前往安曼。巴格达至安曼的公路虽然平坦，但伊拉克境内的500多公里人称“死亡之路”，由于路途遥远，不少汽车中途翻车，造成人员伤亡。战争爆发后，这条公路又成为伊拉克劫匪拦路抢劫的天堂，不少走过这条公路的当地人和外国人都遭到过武装抢劫，轻则损失钱财，重者被歹徒绑架、打伤甚至打死。我们回到巴格达前的一周，曾经有3名马来西亚记者在这段公路上被劫持；给我们开车的约旦司机已经两次遭到洗劫；就在记者和小梁返回约旦的前几天，有消息说CNN的一名记者在这条公路上遭到抢劫，左臂被子弹打伤……5月9日凌晨5点，我们离开巴格达前往安曼，由于时间安排出了点问题，我们被约好同行的车队落下一个小时，司机纳扎尔一路以160公里的时速硬追猛赶，生怕落单成为劫匪的俘虏，好在追上了车队，一路平安。而只睡了3个小时的记者怕纳扎尔疲倦打盹，一路变着法儿和他聊天，到安曼已经累了个半死。10日一大早起床采购，忙活了半天，晚上12点又从安曼出发，为的是在海关排到前头早点出关。在关口等了3个小时，赶到分社时已是下午3点，算来近30个小时未合眼。这次去安曼，我们还为分社取回了两万美元，为防路上遭遇不测，记者和小梁每人分带一万美元，并用胶条紧紧缠在小腿上用裤腿遮盖了起来。回到巴格达，当王波看见我们从裤腿里解下被汗水打湿的成沓美元时，非要给我们照相留念，说我们活像当年穿越封锁线的地下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战战兢兢守分社

　　虽然是4个男同志，但我们住在巴格达并没有安全感。巴格达眼下大量武器弹药流落民间，加上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出现的无政府状态，致使部分当地人认为现在的安全环境比战前、战时更糟糕。在巴格达的大街上，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各种公共设施和政府机关抢劫归来的当地人，在加油站、市场、甚至出租车上随时都能看到当地人露出各种武器。现在，劫匪已经不再局限于抢劫公共财产，也瞄上了私人财物，不再只把目标对准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也把当地人当作抢劫对象。公开在大街上抢劫行人背包的事已发生数起；和分社相邻的大街上一名15岁的少女被人绑票；造访分社的BBC记者居然带着武装保镖。

　　　如果说，我们白天外出缺乏安全感，夜晚来临时安全感就更差了。到巴格达半个多月来，除采访那次会议夜晚归来外，我们谁也没敢在晚上迈出家门一步。美军的宵禁令限制并不是主要原因，把我们困在分社的是未曾停歇过的枪击。一到天黑，分社周围就传来时疏时密、时远时近的枪声，有时枪声似乎就在窗外，吓得我们赶紧关灯，躲在窗帘后察看动静。分社的看家狗“花儿”有时半夜狂吠，并抓挠或撞击大门，我们只能躺在床上静待其变。住在分社对门的保镖哈桑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晚上，两名大汉在分社门口转悠了半天，还打听里面是否有人。这个情况让我们着实紧张了好几天。曾在加沙独自工作过3年的记者没少经历过摸黑外出的日子，但是，现在每当记者午夜出门去关闭发电机，心里总是发毛，好在还有“花儿”跑前跑后为记者壮胆。一位前几天回到伊拉克考察的中国外交官说，这里的安全形势比他想像的还要糟糕。记者不知他想像中的巴格达是什么样，但自己的确没有胆量、或者说不敢冒险晚上外出活动，因为谁都不知道外面会发生什么，或许，巴格达各家商店天还没黑纷纷打烊就说明了一切。王波说，分社得尽快在各个房间安装报警器，并设法连接到对面哈桑的家里，一旦出现意外，他至少能从外面接应我们。虽然目前巴格达绝对不会发生空袭，但对天空中出现的飞机我们也格外敏感。9日晚，美军的侦察机和直升机在分社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起初记者没有在意，但后来越琢磨越害怕。目前，所有的外国记者都集中在市中心的巴勒斯坦饭店，只有我们4人住在这里，而我们所使用的5部海事卫星电话自然会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信号发射源，这些信号会不会被美军捕捉到，会不会被其怀疑和误判甚至投下一枚炸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