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滋病肆虐20多年后，科学家仍然没有找到对抗爱滋病毒的疫苗，但是面对在全球迅速蔓延的SARS病毒，科学家在寻求病原体方面的研究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仅仅在八天之内，研究人员就找到了导致SARS的病原体，而在7个星期之内，SARS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也已经被解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家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找到了导致爱滋病的病原体，而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才绘制了爱滋病毒完整的基因图谱。我们现今在对抗SARS的过程中如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科学家们的回答是：新科技、国际间的协作以及一点点运气。美国南加州 大学教授冠状病毒专家麦克尔·莱依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这次确实是一次相当幸运的爆发。”在过去的十年中，医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对抗病毒的武器中又增加了很多新成员，但现在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现代高度发达的医学技术和生物科技能使人类在与病毒的持久抗争中总是获胜。因此，人类除了依靠科学技术以外，我们还需要共同的协作以及对人类与病毒关系的清醒认识。

　　从SARS基因解码看现代技术对抗病毒

　　SARS从爆发至今已经近三个月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目前疫情已扩展到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截止到2003年5月6日，全球共6727个SARS病例，死亡人数为478人。虽然疾病的蔓延非常迅速，但是在各国研究机构的通力合作下，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科学家已经开发出数种诊断冠状病毒存在的技术，而且SARS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也已经被解开。随后美国《科学》杂志迅速无偿把SARS病毒的完整基因图谱公布在网站上，为世界各地的研究所提供及时信息以供共同攻克这一病毒。

　　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技术使我们在对抗新病毒的能力迅速提升。4月12日加拿大英伦哥伦比亚癌症研究所(BCCRC)首先宣布在经过六天日以继夜的工作后，他们已经解出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随后，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在两天后也宣布他们完成了另一个冠状病毒的基因解码。科学家根据这种被命名为SARS病毒进行的基因解码分析后，认为该病毒属于冠状病毒中的一个新种。冠状病毒科的基因序列一般介于29000和31000个核甘酸之间，由上述两个研究中心公布的基因序列分别在29736与29727个核甘酸，这非常符合冠状病毒的特征。进一步科学家通过演化树的分析，认为虽然SARS病毒无法归入目前已知的三个冠状病毒群组中，但是核甘酸比对显示：中端序列与第二群组中鼠类肝炎病毒、中后端序列与第三群组禽类感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等冠狀病毒有较大的相似度，由于前端没有近似的序列配对，显示SARS病毒可能潜伏于环境中有一段时间未被发现。

　　根据这条基因序列，科学家们不仅可以找到此病毒的来源，而且也能根据该病毒设计相应的药物并开发疫苗用于预防与治疗。在基因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科学家们也在争分夺秒的寻找和开发预防SARS感染的疫苗，其中最另人瞩目的要数DNA疫苗。同时，早在微生物学家发现越来越多致病微生物发展成“超级病毒”之时，他们就开始了寻求一种能够创造出一种可以避开病毒抗药性的新型药剂。

　　在1996年，巴黎国家科研中心的负责人罗伯特·惠伦博士就在其发表的论文《正在出现的疾病》中，解释了DNA疫苗的作用机理：这些方法包括慎重引入带有蛋白质编码基因的一个DNA质体，该质体将自身插入人体的健康细胞中，促使其产生足够多的抗原以引起有效的免疫反应。这个过程称为DNA疫苗。根据这些研究，美国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的微生物学家马修-沃而多和他的同事约翰-梅卡兰奥斯利用一个“局部被删除了的毒基因”，来研制霍乱疫苗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科学家删除携带毒素的基因创造出霍乱菌的特殊变种，其毒性比原来弱了许多，但仍可刺激人体产生有效抗体来杀死霍乱菌。惠伦博士说：DNA疫苗具有明显的优势，其生产远比其他种疫苗要简单的多，如果投入大批量生产，其成本还可降低，因此这种疫苗可以为更多的人和国家服务。

　　无论是DNA疫苗的研制，还是科学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对SARS新病毒完成的基因测序，都使我们在认识病毒以及与病毒对抗的过程中又前进了一步。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过于乐观，自从爱滋病毒被发现以来已经过去20多年了，至今我们的科技仍然没有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来控制爱滋病的传播。但愿在这次与sars病毒对抗的持久战斗中，人类在提升科学技术的同时，不仅共同的协作的观念得到了增强，而且重塑出人类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生态视野中的行为准则。

　　人类协同防治时代的来临

　　新病毒的出现与传播已经不再是意料之外的。德国医学专家指出，由来已久的人口密集化、都市化，以及近年来高度发展的人类活动全球化进程，使得“非典”病毒的爆发成为意料之中的事。面对“非典”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德国专家则认为：“疾病同样有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应对疾病全球化的唯一良方就是全球合作。”据此德国专家指出，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监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应该尽可能地尽快相互沟通，交流疫情，共同协防各类传染病。此外，德国专家还认为从此次非典疫情中可以学到的教训是：医护人员与公众都应该尽快通过监控体系发现并得知相关信息，“对疾病了解得越多，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也就越容易。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个新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到达世界任一地区。我们现今面临的是一系列全新的、毁灭性的、不可治愈的疾病。由于现代交通的快速与普及，这些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由区域性疾病壮大起来，变成全面发作的灾难。这样的灾难不会局限在某个大陆，它能够在几小时之内传播到全世界。如果没有高速公路和喷气式飞机，爱滋病仍会继续藏匿于中非某地的一个遥远的小村庄里。

　　人类城市化的进程也使病毒的扩散变得轻而易举。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细菌可以繁茂滋生，在城市中人们之间的接触往往是近距离的，吸入别人呼出的气体，而且城市中产出巨大的垃圾。在城市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很多人，于是那些隐藏在污水中、垃圾中以及交通工具等处的病菌，便有可能像烈火在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在几个世纪前如何解决城市中污水排放问题困扰着欧洲很多城市，偶尔有些聪明人士想出在房屋中间挖掘一道槽。当然这难免有臭气，而且长此以往简直不能忍耐，但是当时却没任何办法。

　　与欧洲宫廷堂堂煌煌的繁文缛节相比，对于解决我们人类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法却愚笨万分。一一八三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欧法特宫中召集一个帝国会议，参会的公侯武士确实不少，把楼板给踹通了，许多位爵爷都掉了下去，掉在了污水池中，而皇帝本人也几乎淹死。而且更为麻烦的是，虽然很多家庭都有了这样设在屋内的污水池，却没有人愿意打扫，因为这被认为是很下贱的事。在十六世纪的丹麦，打扫厕所只能让贱民、也就是让刽子手去做。就是在当时时髦的巴黎城里，满街都可找到秽物，以至于蒙田老先生想在巴黎城里找一个可以闻不见臭气的住处，却始终没有找到。可以想见，这些外表华丽的城市点缀着种种恶臭，因此也成为了疾病的传染中心。虽然我们与几个世纪前的欧洲城市相比拥有更为先进的地下污水处理系统，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完全免于细菌的困扰。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也是传染病流行的温床。战争是潜在流行病的开路者。贸易则是另一个帮凶。早在四千多年前，北非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便已经非常兴盛，那时精于贸易的腓尼基人从黎凡特海岸航行而来，于公元前814年在迦太基，即现今的突尼斯建立了强大的殖民帝国。当时罗马人运送各种货物的商船也日益穿梭在地中海。而阿拉伯人也开始定居在北非，并逐步深入内陆，地中海地区的奴隶贸易日益频繁，尼罗河成为巨大的贸易通道。于是在地中海地区兴起了很多富裕的城市，但随之而来还有四处肆虐的传染病，包括很多以前只在非洲内陆流行的疾病，借着贸易的通道开始在地中海沿岸泛滥，包括疟疾等。

　　美国科学杂志2003年5月2日刊载的一篇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贝瑞-布洛姆(Barry Bloom)撰写的文章，该文指出目前SARS在全球的传播可以为我们人类提供一个有益的教训。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目前既面临SARS的威胁，同时也是美国医疗和传染病防御体制变革的机遇。在文中，布洛姆指出，“传染病是不分国界的，此时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对抗未来与传染病对抗的全球战争。美国应该采取措施积极与世界各国的卫生组织合作，并协助训练他国的流行病学家，而且可以考虑在特定区域国家合作建立实验室，紧密与各国优秀实验室交流，从而在全球创造一个传染病网络，这种投资不仅可以保护美国自身，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也将有助于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布洛姆的建议虽然是针对美国政府的，但是从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国际间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对抗病毒的全球防御体系。

　　而在这次对抗SARS新病毒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由于各国协同作战使人类在与一种迅猛的新病毒对抗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神秘病毒SARS在世界各地爆发后，世界卫生组织迅速联络各国流行病领域的顶尖实验室，建立起非典型肺炎研究的小组，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找出病原体。来自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英国和新加坡的11家实验室，每天进行可视电视会议，在一个加密的网站上交换病毒图谱，在各国专家毫无保留的共同努力下，对SARS病原的研究只用3周时间就取得了重大成果。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在3月份利用“非典”患者的组织样本，借助电子显微镜分离并判定“非典”病原体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几乎同时，包括中国、新加坡、加拿大、德国在内的几个实验室也都确认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存在。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大卫-海曼在16日宣布确认SARS病原时，都禁不住感叹：“研究的速度实在惊人!”同样惊人的，还有绘制SARS冠状病毒基因图谱的速度。在以前，无论是各国国内还是国际间的著名实验室在对抗传染病的威胁时总是相互竞争，相互间的数据交流非常有限，而这次在对抗SARS的过程中，全球各个实验室之间每天都在交换大量数据，病毒学家们相互通过互连网交流看法和研究成果，积极沟通和交流疫情。各国在寻找病原体、积极寻找治疗药物以及开发疫苗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这种史无前例对抗病毒的协防使人类在面对如SARS这样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在病毒的传播迅速全球化的严峻形势下，以前世界各地各自独立的卫生防御体制在对抗这种全球迅速传播的疾病时就显得有些无力。因此很多流行病学专家指出面对日益频繁的传染病威胁人类只有协同防御才能找到希望。

　　SARS病毒为人类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1989年致死率非常高的艾博拉病毒到达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莱斯顿，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只有10公里。后来的报告表明该病毒乘坐飞机从菲律宾起飞，取道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最终到达了弗吉尼亚的莱斯顿。极为幸运的是，此次的艾博拉病毒其特殊的变异能力仅被禁锢在了携带该病毒的猴子身上，而染上此疾的少数几个人在经过极度痛苦的恐怖日子后幸存了下来，而没有造成大规模爆发。但这毕竟是一次幸运的意外。在很多致死率非常高而传播速度又非常快的病毒面前，我们现代的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设施在很多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

　　通常来说，对于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我们只有两种基本方法防御它们：我们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和接种疫苗进行预防。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以前受害者的血清。但是对于如很多曾在非洲等热带地区爆发的病毒来说，如果这些病毒中的一种在任何国家爆发后在全球形成瘟疫，那么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血清来周转。而且我们的医疗系统对于防范和救治这种大规模爆发的疾病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我们如今虽然已经有了少数治疗病毒感染的方法，但是你只要看看我们如今还没有一种方法来根除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通感冒就会理解我们与病毒对决战中的处境。

　　研究生态学的专家声称传染病的爆发，从宏观上与人类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息息相关。自从人脱离了原始的动物状态后，人类确立了对其他生物的统治，人在宏观上变成其他生物的捕食者。与此同时，人类并不能因此免于生存竞争，人类也会受到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纠缠与侵袭，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则是各种寄生物的捕食对象。这场斗争通过生物链进行：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单独存在的病原体通常从一个机体转向另一个，达到繁殖的目的。人是它们不断袭击的对象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对象，人经过适应而产生抗体，并同寄生的异体达成一种可接受的平衡。如果病原体离开原来的“生态寄主”而传染给为受该病毒感染而毫无抵抗力的另一寄主时，就会爆发传染病和瘟疫。

　　20世纪工业化的进程中，科技的高速发展为世界很多民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世界许多地区的卫生、营养摄取以及医疗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环境保护主义者声称，虽然人类如今在预防和控制疾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年来工业所造成的污染，对臭氧层持续的破坏以及全球升温等等，这些环境问题对于人类免疫系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全球升温而导致一些原来仅仅局限于一地的疾病能够迅速蔓延。没有什么能像80年代出现的危及全球的爱滋病那样，提醒人类注意自己的自大及狂妄的了。除了爱滋病，其他潜在的我们仍不知道如何防御的毁灭性疾病正在四处繁衍着，有时会意想不到出现，有时又非常神秘地消失在朦胧的黑暗之中。

　　“谁也不知道下次疫情从哪里爆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从开罗地下的污水排放系统，从遭受战乱的地区，从美国加州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厦中等等。”曾经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记者在其畅销书《未来的瘟疫》一书中写到。“我们人类面对病毒需要准备也需要清醒的理解和认识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在人口爆炸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导致地球的生态平衡被破坏，病毒于是越过他们原来的栖生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病毒可以迅速从一地向另一地蔓延。在人类贪婪的行为下，法庭上的优胜方是病毒。他们是我们人类的掠食者，假如我们，这些智人，不去学会如何有理智地在地球村中生活，并为微生物提供一些生存的机遇的话，那么这场与病毒等微生物的大决战中，胜利的一方将是病毒。”

　　而杰弗雷-卡农在他的著作《超级病毒》中，也指出了我们人类在面对病毒时的傲慢与脆弱：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对细菌的战争，但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战斗已经陷入了僵局中——就象一场固定阵地的消耗战，双方都在奋力支撑，以备在战壕中进行下一次战斗。如今各种新的病毒不断出现，使人类陷入日益悲惨的地步，这部分原因是我们人类，我们的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在理解我们人类与细菌的关系时过于自信。我们用抗生素去摧毁的很多细菌正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大多数时候它们在人类体内没有危害，甚至有些可能以我们不了解的方式为我们的健康做着贡献。如今抗生素的使用并没有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超级病毒的生成。而且用军事术语说，它们还导致了间接伤亡，抗生素还残杀了大量平民，那些保持我们身体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而这种破坏使我们更易受到有害菌种的感染。我们研制出来的在早期被称做“魔术弹”的抗生素被人类滥用一起，正如我们滥用炸弹一样，到处乱发射。而与此同时，繁殖速度惊人的细菌和病毒则不断改变并超过我们，我们正在与一个拥有最为先进的高科技武器的敌人展开战斗，我们创造出新的药物和疫苗，而它们则迅速变异，如此循环。

　　诺贝尔奖获得者约舒瓦-莱德伯格曾经写到：没有任何一种保证使我们在病毒与人类的自然竞争中总能获胜。我们现在已经用穷凶极恶的现代化打破了这种平衡。但是人类自身在此行星上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自旧石器时代起我们人类战立起来便是打破那种假定平衡的主要因素……我们自得地相信自然是无害的；我们自大地断言有办法使自己免除竞争(所有生物都不可避免的竞争)……，我们主要的领土竞争者除了同类，就当属微生物了：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它们无休止地威胁我们的生存。

　　从新疾病和复苏的瘟疫幽灵不断纠缠着人类这一现实中，我们也许应该学会最重要的一课，我们必须为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对如何对待周围环境形成共识，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了解如何防范传染病的蔓延。只有当我们人类从生物史的角度看待传染病，我们人类才有希望学会如何与在这个世界上已存在了几百万年的微生物共存。我们必须为那些因为我们人类的行为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受到潜在传染病袭击的危险负责。我们可以作为个人、一个团体、国家甚至整个地球村的一员行动起来，这些行动和举措可以包括简单到科学地洗手，包括不断去了解和探索病毒的相关知识，包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受传染病折磨的灵魂以及我们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员。(作者：北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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