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是21世纪之初爆发的第二次战争，最新一期《瞭望》周刊指出，国际秩序在伊战后持续演变；文章并对今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作出预测。

　　文章如下：

　　伊拉克场战争引起世界力量间的合纵连横与外交攻防，从而带动多方面的国际较量。 这些较量展示出在建立何种国际秩序上的激烈角逐，强力冲击着现有国际秩序。

　　首先，美寻求安理会授权未果后执意开战，并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排斥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说明了美无法强加意愿于联合国，显示了联合国作用的同时，也表明美欲摆脱多边约束，对现有秩序中的重要机构——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造成冲击。其次，美形成“布什主义”，以反恐划线，单方面推出并首次实践“先发制人”战略，破坏了国家主权原则，冲击了国际社会实践了三个半世纪、维系国与国关系稳定的主权基础，动摇了对诸如谁能决定使用武力等国际行为的评判标准。第三，挑战了现行的国际准则和国际法，对诸如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直接造成侵害。第四，西方盟国体系受到冲击。盟国体系是美推行历次全球战略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在对伊战争中，美与盟友关系出现冷战以来少有的变化。法国、德国、比利时否决美向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的建议，土议会拒绝批准美在土部署军队，法、德在安理会反对授权美、英动武，法甚至声言使用否决权，战后英在重建问题上与美分歧，凡此种种均使美主导的西方联盟体系遭遇沉重打击，显示现有秩序的部分组成正经历变化。

　　冷战结束后，建立何种国际秩序的斗争一直若隐若现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演变，美与其他国家的秩序观可谓渐行渐远，分歧突出体现在秩序的目标和建立的手段上：美新秩序的目标瞄准单极世界，而其他力量则致力于多极世界；美倾向用单边、军事、霸权的途径，其他力量多主张民主、和平、平等的方式。秩序之争的实质是在当前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势下，世界主要力量间实力与利益的较量，是各国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争取最佳战略地位的利益之争。

　　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政府打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旗号，但未及施行而下台。美现总统布什子承父志，在去年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表示用足美力量，提出如何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方案。实际上，美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此次因对伊战争再次带动秩序之争，寻求的不是对现有秩序的全盘抛弃，而是改造其中不适合一超称霸的部分，防范其他力量对美构成挑战，有其深刻背景：

　　首先国际格局进一步嬗变。当前旧格局被打破，新格局尚未确立，伴随旧格局的世界秩序框架依然存在，如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安全结构依然发挥较大作用。美与各大力量都想抓住当前秩序尚未定型的机遇，争取在秩序变化中谋求最佳地位。其次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经过十多年力量积蓄，美在军事、科技、经济等诸多领域拥有超群优势，成为力量无与比肩的超级大国。第三美对外战略发生变化。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自认为改造国际秩序的能力上升，加上“9·１1”后强硬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得势，美共和党历来有崇尚实力的外交传统，认为国际关系原本是“无秩序”的，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此背景下布什政府出台了新安全战略，对外进攻和冒险性加强，欲从规则和秩序上确立符合其一超实力的独霸地位。

　　秩序的确立事关未来国际环境，命系各国长远利益。各国立足于自身，追求的新秩序内涵不尽相同。美在未来国际秩序形成问题上有很大主导能力，“9·１1”事件客观上为其提供了利用反恐推进建立主导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的机遇，但美依然面临诸多牵制。今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必然是斗争的结果：

　　联合国将成为下一时期美与其他力量较量新秩序走向的重要场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权威的政府间多边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在冷战结束后，安理会作用有所提升，大国间加强了协调，有力牵制了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美早对联合国这一多边制约心怀不满，布什政府公开提出，联合国要么帮助他对付萨达姆，要么将会“以一个无能的、不重要的辩论社团的形象逐渐在历史上消失。”今后美可能酝酿既减少多边制约、又取利国际合作的两全之策，采取“有用则用，无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推动联合国朝于美有利的方向改革，以减少牵制，巩固在联合国的地位。其他大国不会袖手静观，必借联合国作舞台，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另外一些力量如印、德、日等，将借此加速推进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在联合国内争取分享更大权力。因此对联合国的改革必定交织多种利益，其走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推动改革的力度。

　　西方盟友关系面临整合。美对当前的盟友体系十分不满，必加大重塑力度。冷战结束后，美欧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双方对世界秩序设想的差异逐步显现。美试图凭借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建立单极世界，按照美意志塑造世界秩序。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以多边合作谋求安全，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因此，美难免与盟友龃龉不断。反观美的对外行为，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到冷战结束后以西方式民主划线，再到“9·１1”事件后得到多数国家同情与支持，迅速组建反恐联盟，最后到目前舍弃一些传统盟友，拉拢另一些盟友组建“志愿者联盟”，美单极独霸的趋势有增无减，表明美注重从自身利益，根据不同需要，以不同方式，组建灵活的联盟，以提高主导世界事务的行动能力。今后美对待盟国会有所区别，重点置于压制威胁美主导地位的力量的发展，鼓励随美、崇美情结。类似“新”、“老”欧洲的分野还将在不同事件上显现，与法、德等部分盟友的战略性分歧可能加深。基辛格甚至认为，跨大西洋关系按目前状态发展下去，国际关系体系将发生“根本改变”，那将是长达半个多世纪伙伴关系的“悲剧性结束”。但基于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短期内美与传统盟国间关系不致出现根本变化。

　　其他大国与美合作中不忘竞争。美仍将心怀两面：既未放弃对大国长远、潜在威胁的疑虑，又在反恐等问题上需借助其合作，故防范与利用并举。大国则避免与美正面对抗，对美关系中以谋求合作为主，防止矛盾激化，对美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或通过多边领域予以牵制，或冀望参与其间，最好还能从中受益。

　　伊战拉开重整中东地区格局与秩序的序幕。推进自由、民主是美外交的一个理想和理念，为此美不惜以武力改变政权。二战后，美成功地对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进行了改造，并因此深受鼓舞，美自认为伊战对其是个好机会，可将这一历史经验移植到潜在着文明威胁的中东地区，实施从制度、社会、观念等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计划，消除外来威胁隐患，进而掌控欧亚结合部局势、主导全球事务。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露骨地说，伊战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沙特等国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有望最终得到解决。包括地区宗教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大国等在内的其他力量，必将在伊战后的政经安排及施加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等方面与美直接“过招”，最终格局的形成及秩序的建立还是个长期过程。

　　国际秩序的建立将是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美力量虽大，但并非世界惟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牵制：

　　国际格局并未如美预期的那样向单极发展，世界主要力量利用冷战结束后十余年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综合国力。欧洲、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令世界颇为瞩目。秩序的建立以实力为后盾，这种趋势与美在21世纪确保和巩固独超地位的战略企图背道而驰。

　　联合国仍是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多边机制，在维护国际秩序上有无可争议与替代的作用。经过冷战、冷战后许多重大事件的考验，联合国的作用比建立之初有了实质性提升，尽管尚不能尽如人意。多边机制的存在，对单边行为就是有力的制约，美改造联合国的设想恐难一相情愿。

　　民主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文明也不能依靠武力来移植。美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构想及在中东问题上的偏袒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普遍对立与仇视，加深与这些地区的观念分歧和矛盾，可能遭致更多攻击，牵制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作者：陈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