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

　　新闻自由是民进党当年争取民主的重要口号与目标。然而，当政后的民进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人事布局、经费补助、公开打压、玩弄权术等种种手法，加大对媒体的控制，使台湾媒体生态环境发生重要变化。更为恶劣的是，民进党还以种种理由数度搜索媒体总部、查扣刊物，控告记者，使新闻自由空间被压缩，民主政治大倒退。民进党控制媒体的做法 ，不仅受到岛内各界的强烈批判与不满，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大肆绿化媒体

　　在台湾媒体生态结构中，政府长期控制着一批所谓的公营或官方媒体，自然是当局的宣传喉舌。这也是民进党在野时批判国民党的有力武器。民进党上台后，并没有对公营媒体进行改革，放弃政府办媒体的做法，还新闻媒体一个公正自由的空间，而是通过任用亲信或亲绿的人士掌控公有媒体，变为民进党的宣传喉舌。目前，台湾主要的公有媒体如广播电台、电视台与通讯社等负责人，几乎全由陈水扁的亲信掌控。台湾最大的通讯社“中央社”的董事长是前新闻官苏正平，社长胡元辉及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志聪等，均是“血色纯正”的绿色人物；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是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董事江霞是陈水扁好友；中华电视台总经理则是亲绿人士徐璐。

　　特别是民进党当局还安插亲绿学者出任媒体或相关监督组织要职，作为陈水扁控制媒体的帮手。民进党执政后成立的“广告主协会”，由“台独”资本家或绿色金融家所控制。2002年成立的“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执行长则是与扁政府关系良好的广电基金会董事长卢世祥，多位董事也是绿色人士。民进党通过人事布局手段，掌控了公营媒体，染指了民间媒体监督机构。

　　玩弄“政党退出媒体”手段

　　更为可悲的是，民进党过去不仅强烈呼吁新闻自由，而且要求政党退出媒体，陈水扁在上次台湾领导人选举中也将此列为竞选诺言，写进竞选“白皮书”，也因此赢得不少媒体界朋友的支持。然而主政后，不仅民进党人继续大肆经营媒体，如张俊宏是全民电通公司董事长(许荣淑是董事)、蔡同荣是民视公司董事长、侯水盛是曾文溪电台董事长、周清玉是关怀社区广播电台董事长等，而且陈水扁为让媒体为自己服务，将“政党退出媒体”诺言置于脑后，只说不做，甚至还想利用执政优势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因而引起外界的强烈不满，甚至一些当年为陈竞选操笔或支持的媒体人公开退出媒体监督机构，以示抗议。这一局面的出现，显然不利陈水扁的连任之路。于是陈水扁年初开始终于表示要推动"政党退出媒体"。4月11日，台“新闻局”提出最新版的“广播电视法”，明定政府、政党、及其他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或通过委托、信托方式来直接或间接投资广播电视事业，要求公职人员退出媒体的经营，可拍卖无线电视台，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陈水扁此时推动“政党退出媒体”有更深层的考虑。一则是这样做可以赢得一直争取新闻自由人士与要求媒体改革者的支持，有利选举。二则是政党退出媒体，泛蓝阵营损失要比民进党损失大，将泛蓝政治势力排除在媒体之外，而且并不影响政府对媒体的实质控制，利大于弊。三则是通过这一做法改变台湾媒体的政治生态，将台湾媒体完全本土化。

　　然而，这一改革企图涉及到多方利益，尤其是绿色阵营内部意见不一致，因而进展并不顺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多位政治人物纷纷表示辞去在媒体的兼职，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蔡同荣却表示反对，不愿辞去民视董事长一职，甚至还获得李登辉与本土“台独”势力代表彭明敏、李鸿喜与吴澧培等人的支持，认为陈水扁禁止党公职经营媒体，会对自己不利，让党政军退出媒体改革未切中改革核心。结果，蔡同荣等民进党人未退出媒体。可见陈水扁玩"政党退出媒体"不过是一场权谋。

　　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媒体

　　作为执政党，民进党通过种种变相的金钱手段进行收编、控制媒体。

　　其一是，台当局通过每年40亿元的广告及媒体宣传预算经费的采购或委办事项操控媒体。据统计，2001年1月到2002年5月一年多时间里，“行政院新闻局”委托的此类案件，在平面媒体中，发行量不大的中部地区性报刊、也是“台独”报刊《台湾日报》获得的案件金额达165万元新台币(下同)，居各平面媒体之首。另一方面，台湾三大平面媒体之一、被当局归为统派媒体的《联合报》竟然未获得任何委托案件。其他获得委托案件的媒体在新闻言论上，或多或少的都较倾向新政府。在电子媒体方面，公营的台视公司获得3500万元的“政令宣传费”，蔡同荣掌控的民视获得“政令宣传”节目制作金额也达1500万元。在2002年新闻局委托制作费排名中，独派的台视与民视也分别高居第一与第二位。这种政府经费分配蓝绿、统独差别之分明可见一斑。表面上“新闻局”表示是通过公开招标进行，但实际上是100万元以下的则不用公开招标，政府便可将大案分解成小于100万元的办法提供给特定媒体，于是《台湾日报》获得的委托案均是通过这一方式达到的。

　　其二是，通过政府部门的宣传经费发包给媒体，为自己进行广告宣传。日前，台“新闻局”推出达11亿元的“媒体通路组合案”进行招标。即各电子媒体和平面媒体相结合，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向政府争取广告预算，同时将政府的政策宣传融入到新闻、娱乐、谈话节目之中，即所谓的“媒体直入性行销”。然而这一做法却引起极大争议。关键在于缺乏公平性及独厚绿色媒体。在招标中，民进党掌控的民视台取得第一名，其合作的平面媒体则包括了支持“台独”的《台湾日报》、《新台湾新闻周刊》等。原来，招标委员会成员大多与民进党关系密切，多亲泛绿阵营，自然泛绿媒体抢得先机。其可疑之处还在于，“新闻局”未公开采购决策过程与会议纪录，也未依规定报送“立法院”，黑箱作业严重。

　　其三是，通过媒体广告控制媒体。民进党利用新闻媒体竞争激烈、经营困难之际，通过权力与广告的结合来控制媒体。民进党执政后不久，就由“台独”或亲绿色的企业主成立了一个“广告主协会”，监督、控制企业在特定媒体刊登或拒登广告，以达到控制媒体的目的。民进党还以官方的或亲官方的银行与企业以收紧银根和拒绝刊登广告的威胁手段，向媒体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大型公营企业的广告支持颂扬陈水扁与“台独”的媒体。如公营的中华电信公司等不在发行大的媒体与刊物上刊登广告，而选择独派媒体大登广告，如在《新台湾新闻周刊》的广告量由民进党上台前的零增为上台后3个月的36页广告，在发行量不大的《台湾日报》的广告量超过《中国时报》，从而成为另一种操控媒体与支持“台独”的手法。

　　其四是，运用权力为选举推销自己。为了即将展开的台湾领导人选举，陈水扁将新闻自由抛到脑后，也顾不上外界的批评，公然通过“阿扁传真”的方式，运用手中的权力在13家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推销自己，每年整点重播，每周占用时间近500分钟。“阿扁传真”成为公器私用、进行选举活动的最典型事例。

　　批评时政的媒体成为民进党眼中钉

　　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的社会中，新闻媒体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受到政治力的强烈干预与控制。坚持“台独”或亲绿媒体，会得到当局的多方支持或照顾；而支持统一或反对“台独”、批评时政的媒体或节目就成为独派与民进党的眼中钉。

　　在台湾媒体生态中，《联合报》应当说是一个具有大中国意识、反对“台独”、公正直言的媒体。然而却成为独派人士的眼中钉，不断受到压制。李登辉当年曾不满《联合报》对他的批评，公开声称他从不看《联合报》，甚至还发起退报行动。退休后的李登辉甚至发出执政12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进行媒体改革，让统派媒体仍占居舆论阵地。“台独”刊物《新台湾新闻周刊》经常发表文章，指责批判《联合报》等统派媒体。在当局向媒体委托的有关经费支出上，台湾三大平面媒体之一的《联合报》竟然一分钱也得不到。日前，谢长廷不满《联合报》发表一篇批评台湾司法的社论，控告《联合报》，还要索配10亿元。

　　民进党前妇女会主委陈文茜离开民进党后，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批评时政甚至多次公开批评陈水扁，对民进党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于是陈水扁的亲信“立法委员”林重谟甚感不是滋味，在“立法院”公开辱骂陈文茜，民进党人还为其辩护。最近，陈文茜在卫视中文台的“文茜小妹大”谈话节目收视率相当不错，而且前不久电视台还表示续约，却突然停播，而且传说可能播放有关陈水扁的节目，显然幕后有政治黑手在操纵。

　　为打压批评当局的媒体，台“新闻局”在官方网站“电视妙管家”中，进行电视节目"“烂苹果排行榜”，结果批评时政、收视率高、民众评价好的节目反而常常被列入，其中“文茜小妹大”长期名列第一，显然民进党为打压陈文茜的节目是早有预谋，精心策划。

　　另一方面，民进党通过培养媒体打手，攻击对方。如一位身兼华视公司与广播电视基金会董事的专栏专家，是一个典型的媒体打手，出任专门攻击在野人士的“台视火线聊天室制作人”，其批评与漫骂程度，甚至达到人身攻击的地步。

　　当局高层不断控告媒体

　　为打压所谓的统派媒体或批评时政的媒体，台湾当局高层不仅污蔑媒体，称媒体是"乱源"，而且屡屡控制媒体。两年前，吕秀莲控告《新新闻周刊》杂志，成为一场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媒体官司。尽管在政治力介入下，吕秀莲赢了官司，但却树立了对媒体施压的暴戾形象。

　　2002年12月4日，《中国时报》头版引述不具名的“可靠”消息指出，“新瑞都案”的大股东苏惠珍于1994年底开具“谢长廷”台头的450万元支票，最后通过转手成为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的政治献金。此消息一出，陈水扁怒气冲天，通过“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批评《中国时报》沦为选举工具，严重介入政治，决定提出严重诽谤起诉，开创了台湾领导人控告媒体的恶例。结果第二天，《中国时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头版刊登道歉启示，以平息这场可能让《中国时报》陷入经营困境的风波。前不久，谢长廷又控告《联合报》。不到半年，民进党的两位高层人物先后控告台湾两大平面媒体，充分显示了民进党对媒体的惧怕，企图用权力迫其低头，不让其批评或报道不利当局的言论。

　　公然压制新闻自由

　　最近，台当局管控媒体再度出新招。台新闻主管部门计划以95万元的招标方式，委托去年才成立的“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对新闻媒体进行所谓的“评鉴”。民进党一改过去有关部门对媒体的色情与暴力情况的评鉴，而是扩大到对政治、财经等诸多领域的评鉴，实际是一种政治监控。对电子媒体采取“记点”方式进行评鉴，即依其所谓“违规次数”累计点数作为电子媒体营运、撤销执照的参考。在平面媒体方面，对《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台湾日报》、《联合晚报》、《中时晚报》等六家媒体一至四版的“要闻版”加以评鉴，评鉴的指标则为消息来源、新闻查证、平衡报道、公共利益、新闻价值等，每两个月公布一次评鉴结果。另外，会同由绿色势力掌控的"台湾广告主协会"等媒体监督团体，进行合作监督。

　　民进党这种粗糙的做法，不仅是严重管制、干涉新闻自由，而且带有浓厚的威胁意味，是一种法西斯的统治做法。因此，此消息一出，引起岛内各界强烈的不满与批评，在野党批评是扁政府箝制媒体新招，是绿色恐怖。“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表声明指出，不接受政府部门委托进行类似的新闻评鉴工作。更有评论指出，“民进党执政以来，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动辄控告媒体，相关官员对记者采取政党区隔、消息诱导等手段，以及幕后以金钱、广告来制约、影响媒体采访方向，致使媒体及记者的工作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挤压、限制”。面对外界的强大压力与批评可能对陈水扁的选举造成负面影响，民进党高层不得不紧急叫停这一“新闻评鉴”政策，再次暴露了民进党施政之粗糙，手段之恶劣。

　　可以说，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媒体生态出现重大变化，陷入了一种新的“绿色恐怖”，新闻自由出现大倒退。这是民进党的悲哀，也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