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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我们离后病毒时代还有多远(组图)?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4月26日 11:17 中国经营报

《圣经》启示录中代表瘟疫的第四骑士


宗教鞭挞派企图以鞭挞赎罪,他们相信是人类的罪孽带来了瘟疫

  

臭名昭著的埃博拉病毒

  

印度一名医生在查看一名被怀疑有非典症状的患者

  在杜勒画于1498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他们分别代表了预示世界末日的四种力量,战争、饥荒、死亡以及最为可怕的一个——瘟疫。人类的生活史一直有瘟
疫相伴,而在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说,在瘟疫的围攻下,有时人类只是苟延残喘。这决非危言耸听,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几乎毁灭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如今,随着公共卫生体制和生物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抗生素、疫苗等使腺鼠疫、疟疾等瘟疫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但高枕无忧的时代还没有来临,人类行为模式的改变以及对自然界无限制的破坏也正在使一些新的可怕的瘟疫向我们走来。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人类与我们最古老的敌人——病菌的关系?今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瘟疫呢?也许过去的历史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卜伽丘的《十日谈》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瘟疫

  看过卜伽丘的《十日谈》的读者恐怕对作者在书中描绘的充满青春气息和欢声笑语的故事印象深刻,但这些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的背后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场瘟疫。

  1348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肆虐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人口锐减。根据史书记载,这次爆发的瘟疫几乎毁掉欧洲1/4人口。1347年到1352年期间,在欧洲蔓延扩散的瘟疫共导致2500多万人丧生。在随后的300多年间,黑死病仍然周期性爆发。当时的欧洲人把这次瘟疫称为“黑死病”(实为鼠疫),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教会借机要人们忏悔、祷告,用禁欲主义的说教攻击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的要求,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次逆流。也就在此时,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了,它以对现实幸福的大胆追求,给禁欲主义神学以迎头痛击,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写于1349—1351年间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其时间背景就是欧洲大瘟疫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丧钟乱鸣,一派恐怖景象。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风景宜人的别墅中。欢乐总与青春相伴,惊悸之情甫定,十位贵族青年便约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用笑声将死神的阴影远远抛诸脑后。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个故事,这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故事中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人士:从封建贵族中的国王、王子、贵妇人到宗教界的神父、修女、修士;从学者、诗人、艺术家、穷学生到银行家、旅店老板、船主、面包师、手艺匠;从农夫、奴仆、朝圣香客到高利贷者、守财奴;从酒鬼赌徒、海盗、无赖到流浪汉、落魄战士、招摇撞骗的食客,而这些人物共同的舞台就是这场历史上最为可怕的瘟疫。在《十日谈》的故事中,在青年们欢声笑语的快乐生活背后,你始终能够看到瘟疫的影子。

  与卜伽丘极力渲染只存在与梦幻中的世外桃源生活和呼唤人类的幸福生活不同,与卜伽丘同时期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学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对这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瘟疫则采用了更为直接的手法来描写。当时一直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镇帕尔马居住的彼特拉克用自己的亲眼所见的可怕经历以及哀歌的形式为我们描述了这场骇人的瘟疫。在彼特拉克所创作的一部哀歌中描述了对死于“黑死病”的初恋情人劳拉-诺维斯的哀悼之情。1348年5月,彼特拉克接到朋友的来信,在信中他得知在法国阿维尼翁诺维斯不幸死于这场瘟疫。彼特拉克为诺维斯的死悲痛不已,在他非常喜爱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手稿旁,他写到:“劳拉,她的美德永远让人铭记在心,也将永存在我的歌中。1327年4月6日,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与劳拉的初次相遇点燃了我年轻的生命,如今也是在这同一座城市,同一日同一时,他却永远地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感情已经无以寄托。她圣洁而可爱的身躯在同一天的晚上停放在教堂里,而她的灵魂,我坚信,已经回到了天堂,正如她从天堂来到人间时一样。在如此悲痛的时刻,写下这些文字对我来说非常艰难。在这样一个从事让我想起她的地方,是多么残酷的甜蜜,我知道从今以后,在我的生命中再也不会有她所带给我的甜蜜与幸福了。”

  当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地肆虐时,彼特拉克写信给他居住在意大利蒙纽斯修道院的弟弟。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个修士中唯一一个瘟疫的幸存者。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封家书,仍然能够感受到诗人心中的恐惧。

  “我的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我的弟弟!尽管西塞罗在四百年前就用过这样的开头写信,但是啊,我亲爱的弟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怎样开头?我又该在何处转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伤,到处都是恐惧。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的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欧,是啊,人们还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的状况人才会说出这种祝福,而我们后世的子孙们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啊,是的,我们也许确实应该手这样的惩罚,也许这种惩罚还应该更为可怕,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赠予同样的命运……”。

  到底谁是瘟疫的元凶?

  当人类面临瘟疫这样可怕的灾难时,人们对这种极端情况做出的极端反应另人震惊。蜷缩在床上拒绝出门,或者偷偷地与自己的爱人逃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天堂孤岛上,这些倒还是人类面对恐惧在头脑中产生的很自然的愿望。然而经过几秒钟的思考后,这些不现实的想法就会立刻消失。如卜伽丘的《十日谈》中青年男女躲到一个春光明媚,流水淙淙,花团锦簇,鸟鸣啁啾宛若世外桃园般的别墅中以笑声将死神的阴影远远抛诸脑后的情景,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不过是梦幻中的天堂。面对瘟疫,人们一直在尝试解释这种另人无比焦虑和恐惧的事件的起因。人类需要确定这种疾病一再发生的真正原因,而在人类在最终寻找到“细菌以及病毒”是造成瘟疫的原因之前的漫漫历程中,人类却曾一再的在自己周围寻找最近最可能的替罪羊。

  当十四世纪那场夺去欧洲人2500万生命的“黑死病”在欧洲各地蔓延时,依文化不同人们想出了各种方法企图治愈或缓和这种另人恐惧的症状,使用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甚至把干蛤蟆放在上面,或者用尿洗澡。当时法国的一位医生曾经夸口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通过17次放血疗法终于治好了一位律师朋友的病。“倘若要是他落入什么江湖医生之手,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他对一位朋友夸口道。而法国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古依-乔亚克则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饿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

  当然瘟疫也促使人们积极改善欧洲城市恶劣的卫生状况,而当时人们积极督促改善卫生状况的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控制疾病传播的作用。例如,1349年,爱德华三世曾命令伦敦总督“所有街上的人粪和其他污物必须清理干净。所有恶臭气味必须清除,不致于让更多的人死于这些气味。这些措施虽然能使气味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对于瘟疫显然靠这些方法显然无法解决。既然如此,接下来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瘟疫恐怕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把它挡在门外。在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城市都实行了隔离措施。首先是意大利的拉古萨对来访船只进行了隔离,让来访船只停靠在一处隔绝之地40几天,不许一个人上岸。随后是1485年的威尼斯,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离已经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有些城市的居民对于黑死病到了非常恐惧的地步,他们甚至用简单的用木版把染病者的家门用钉子钉住,让这些已经非常不幸的染病者在家中被饿死。这种粗暴的隔离不仅没有隔绝传播瘟疫的老鼠,反而加深了人们的恐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对于瘟疫起因的推测丝毫不亚于人类企图治愈它的努力。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因此在一些保存下来的当时指导人们如何防治瘟疫的小册子中,除了卫生措施以外,还有一条就是要不断向上帝祈祷反省自己曾犯过的错误。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这种仪式对参与者来说无疑是致命灾难。随后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宗教鞭挞派随后竟然发展成为了强盗和行凶抢劫犯。

  除了将瘟疫归咎于人类的罪孽外,瘟疫还使狂热的基督徒去寻找更为明显的罪人——犹太人。在随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从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不断爆发大规模对犹太人的暴行。犹太人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人们一有机会就对犹太人进行人身攻击。欧洲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例如在欧洲的巴塞尔(如今的瑞士地区)市民通过投票决定杀死所有的犹太人,烧毁犹太人的家园。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这样有组织的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和杀戮的行为恐怕只有随后的纳粹能与之相比。

  对于欧洲犹太人这种毫无理性的复仇狂欢是人类在面临不可想象的恐怖时理性与社会秩序崩溃的表现。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曾写道:“灾难时期留下来的日记和编年史仍在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婴儿吮吸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荡荡的城市游荡,有的人在街上赤裸着身体狂欢,幽灵船载满了尸体在海上漂浮……”。

  除此以外,人们对于不可知的瘟疫由于寻找不到原因,而产生了很有趣的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例如梅毒,在英国和德国这种病被称做法国痘,在法国被称为西班牙痘、而荷兰人则认为它是德国小旅馆的产物。日本人把它称为葡萄牙病,波斯人说它是土耳其天花,而波兰人则说这是俄国病。即使是随后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的进步也没有完全阻止人类对瘟疫认识论中共谋理论的发展。对于这种现象,纽约大学的多罗西-尼尔金教授指出:“人类在面临瘟疫这种可怕的环境下,倾向于指责某一特定群体,指责使一种神秘的毁灭性疾病变得可以理解,从而有可能实施控制的一种方法。甚至在相信瘟疫是上帝震怒所为的同时,最终的原因还得归于人类的罪恶,因为这种罪恶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但是疾病从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尽管我们现在有医学,但是我们仍然不幸进行道德上的判断。”

  有时候病毒比人更聪明

  当人们被各种瘟疫纠缠得几乎筋疲力尽之时,生物科学的曙光也开始显现在地平线上。与瘟疫的科学战役开始于1865年,在这一年,法国杰出的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认识到了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因。人类终于知道了瘟疫的真正原因。瘟疫“病毒”的发现极富戏剧色彩。当时欧洲蔓延着一种可怕的蚕病,蚕大批大批的死掉,许多以养蚕为生的农民,对此毫无办法。而当时任巴黎高等师范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路易斯-巴斯德在得知消息之后,马上到法国南部实地调查。他首先取来病蚕和被病蚕吃过的桑叶仔细观察,一连几天和助手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快,他通过显微镜发现蚕和桑叶上都有一种椭圆形的微粒。这些微粒能够游动,还能迅速地繁殖后代。他找来没病的蚕和从树上刚摘的桑叶,在显微镜下,没发现那种微粒。“这就是病源”!巴斯德兴奋地叫了起来。他立即告诉农民,把病蚕和被病蚕吃过的桑叶统统烧掉。自此蚕病被控制住了。通过蚕病事件,巴斯德为人类第一次找到了致病的微生物,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病菌”。从此,巴斯德开始研究人类致病的原因,结果发现了多种病菌。早在巴斯德之前,医生们已经开始认识一些卫生和清洁状况与疾病的某些关联。1806年,人们目睹了一次近乎荒谬的裸体决斗场景。当时,在英格兰,依夫夏议员汉弗莱-豪沃斯应巴里摩尔勋爵的挑战进行决斗。对于决斗,曾经作过军医的豪沃斯担心的不是被射杀,而是担心衣服的碎片会造成伤口的感染。当时在东印度公司做私人军医时,豪沃斯曾经亲眼目睹过塞在伤口上的肮脏的纤维引起的可怕感染。因此,在决斗开始时,豪沃斯突然把自己全部脱光,而面对一个赤裸的决斗者,使巴里摩尔勋爵感到过于荒谬,因此放弃了这场决斗。

  如果说巴斯德对于为人类找到“病毒”微生物才是瘟疫的致病病因,使人类摆脱了长期对于瘟疫的无知状况的话,那么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则使人类对抗瘟疫的手段跨入了新纪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弗莱明参加了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辗转于前线各军医院间。弗莱明在谈起那段经历时,曾说过:“那段时间,我见到许多伤兵因伤口受到细菌的感染而去世,当时用于避免感染的药物副作用极大,虽然外用能消毒伤口,但一旦进入血管,则破坏血细胞。”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弗莱明拒绝了到苏格兰行医的邀请,回到英国圣玛丽医学院全力开始了抗生素药物的研究。在谈到青霉素的发现时,弗莱明说:“我的灵感得来的很偶然。那是在1928年的夏天,我发现在一只被霉菌污染的玻璃皿边缘,有一圈灰绿色霉菌层,那里培养的葡萄球菌已被杀死。而几天后,当葡萄球菌布满整个玻璃皿的表面时,边缘长着霉菌的地方则不受影响。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弗莱明把该霉菌接种到肉汤中,待其大量繁殖后进行过滤,得到了最初的青霉菌滤液。他给它取名叫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的音译名)。

  弗莱明立刻把他的发现发表在一本科学杂志上,但是他和实验室其他人员由于受到阻力和其他因素没有继续发掘青霉素作为主要药物的潜力。而该任务则留给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两位科学家。终于在20世纪四十年代,人类第一次有了青霉素这种被当时人认为是神奇的药物。首批青霉素在美国大量生产,当时青霉素的价格非常昂贵,当时正值第二世界大战,淋病、梅毒在盟军的很多士兵中泛滥。1943年,在全世界只生产了13千克青霉素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特别批示,这种新药“必须给最好的军队使用”。战后,青霉素已经能够大批量进行生产了。青霉素的发明使很多上千年肆虐的疾病已经不在那么可怕,肺炎、淋病等很多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治愈。

  但是抗生素,无论是多么有效的聚焦于引起疾病的细菌,也不能阻止或者消灭所有它们所瞄准的细菌。可以导致人类致病的微生物有几百万,而有些种类则在不到一小时便可以繁殖。正如法国巴黎巴斯德大学前校长贾斯科-莫诺德曾经解释的一样:“在几毫升的水中可以产生几十亿个细菌。在这么多细菌中,每种可能有十个、百个或者千个细菌发生变异,那就会有十万或一百万各种细菌发生变异。在如此巨大的群体中,变异绝对不是例外,而是规律。”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托马斯教授,发现细菌利用自由漂浮的基因材料发展抗药性。托马斯警告人们,抗生素很快就会失去效用。

  1983年美国遗传基因学家巴巴拉-麦克斯托克因发现玉米染色体中的基因能够移动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的杰出工作显示,基因可以在植物的染色体间移动,而这一点对于细菌发展出抗药性的解释极为关键。当细菌碰到一起时,质体的能够从一个传递到另一个,更为关键的是,质体的基因代码中携带有如何抵抗抗生素的信息。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细菌抗药性的增长使得为给定感染者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已经成为“一种胜算极小的赌博”。1992年,全世界出现的一些死灰复燃的传染病反攻浪潮,使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米切尔-库恩博士警告说:“除非现行有效的反病毒措施能够成功地维持,并且提早结束有机体抗药性的遗传传播,我们人类才有可能接近曾经梦想的“后病毒时代”。曾经著有《超级病毒》一书的作者,杰夫里-卡农指出,我们的现在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在理解细菌与我们的关系时过于自信,很多时候细菌比人要聪明。也许一切并不象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我们所面临的也许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挑战。

  人类面临的持久挑战

  1996年11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爆发的埃博拉热病,掀起了全世界一股恐惧的浪潮,人们担心这一另人闻之丧胆的可怕病毒会乘船,乘飞机在全世界旅行。最终,悲剧没有发生,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人们认识到,人类行为的改变以及对于自然界无限制的入侵相结合也许将引发不可治愈的瘟疫。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总是不断警告人类,全球升温、臭氧层被破坏以及河流、湖泊的污染,确实使很多野生动物和鸟类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

  另一方面让当今瘟疫更加另人恐惧的恐怕是人的行为将能使疫情扩大到非常的规模,而最典型的要数多少年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城市。在千百年的历史上,城市一直作为人类杰出智慧的产物,吸引着大批人在城市定居,从而也使城市成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居地。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曾经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但很快,工业革命使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而在这样的城市中,水源、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卫生规划的使用都是超载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试图接近荒野的边缘,一直在扰乱古老的生态平衡。导致神秘的马尔堡病毒是由于猴子暂时迁出他们的世袭领地,从而妨碍其共生宿主才最终导致人类被感染吗?这样的猜测也许永远得不到证明,但是这些科学研究永远都是值得的,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了我们人类一直面对的这一古老敌人,但同时瘟疫的爆发再次提醒了我们认识到人类作为自然界一员应尽的责任,而不是一再贪婪的索取。

  我们要感谢如今医学的高速发展,与过去相比,对于1975年爆发的莱姆关节炎(伴有疼痛、发热与皮肤红斑)医生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才检测出病因,对于1981年发现的爱滋病毒则用了3年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对非典型肺炎的病因的诊断,几乎在世界各地不同研究所和医院的医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7个星期,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毒就被检测和识别出来,而其基因图谱也已经被绘制了出来。尽管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但是正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彼德-霍兹所说:“如此快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全世界对非典型肺炎的这场战役相当于与瘟疫做斗争的震撼与威慑行动”。前面的路还很长,在与非典型肺炎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奋战在不同战线上的科学家们齐心协力、不懈努力尽一切所能来对抗SARS。但是尽管在医学科学如此发达的现在,病毒微生物也总是比人类更聪明。正如多伦多女子大学医学中心安德鲁-西摩尔教授所说:“非典型肺炎病毒,只是下一场大规模瘟疫的彩排,我们如今医学能作到的只是希望下次也许我们能够准备的更加充分。”(北斗工作室供稿)

  该稿为北斗工作室独家供给《中国经营报》和新浪网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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