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4月21日讯阿根廷《号角报》驻伊拉克特派记者谢拉20日发表长篇报道，评述战后伊拉克的形势。

　　文章说，战争已经结束，试图捞取好处的时机开始到来。但是，在这个国家有人怀着期待观望，他们并不怀疑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

　　在有窠穴的地方就有蜘蛛鸟。在伊拉克，上百具尸体还躺在医院里，在居民区的街上和在清真寺里有许多人趁机捞取好处。这是战争结束的明显信号。已不再有更多的战斗，不会再有更多的人死于美国军人或伊拉克民兵的子弹或炸弹，只有在某个地方发生的孤立事件是例外，这在战后是常有的事。现在国际政治的“蜘蛛鸟”正栖息在流过鲜血的地方，窥测如何获得某种利润。

　　在巴格达周围还可以听到枪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抢掠他们能找到的一切。35年前在伦敦建立的自由派流亡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贴出他们的领导人卡拉比的海报。65岁的阿拉萨维是巴格达大学的教授，他以鄙视的目光看着那些在广场上贴海报的年轻人，他对记者说，“那是一个叛徒和强盗”。不久以前萨达姆的塑像正是在这个广场被推倒。卡拉比在约旦面临因诈骗而发出的逮捕令，他是一位富翁，离开伊拉克已经30年了。据说他已经不会讲阿拉伯语。美国支持他。如果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不能找到更好的人选，有可能就把他强加到伊拉克人头上。在伊拉克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没有遇到一个相信卡拉比能够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的领导人的人。

　　卡拉比不是唯一的这种人。得到伊朗人支持的什叶派也是如此，伊朗想按霍梅尼的风格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宗教国家。在与土耳其交界的北部生活的库尔德人尽管有400多万人，但是分成了两派，一直互相争斗。库尔迪斯坦爱国联盟已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宣布自己是伊拉克全国人民的领袖。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南部的什叶派占人口的65%，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让一名库尔德人进行统治。库尔德民主党的巴萨尼是个强硬派，他说他将和美国人及土耳其人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政权。

　　外科大夫哈瓦对我说，“我一点也不乐观。我们将经历一段混乱的时期，如同在伊朗沙倒台以后一样。我经历了那段时期。我看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因素是美国占领军似乎在这里等待着发生某种情况，而他们什么也不用做。那好，我有消息告诉他们：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可能把我们引向内战。而他们处在其中”。他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成员，是一个敏感的男人。当他通知我们西班牙摄影记者考索死了的时候，他哭了，他曾试图救活考索。

　　哈瓦在50年代曾经是本地区最有实力的伊拉克共产党的成员。他在家里请我们喝咖啡时说，“我坐过牢。在萨达姆上升时期我经历了所有疯狂的折磨。我们大家都恨他。他强加的恐怖使我们无能为力。后来他开始用来自石油的大量美元收买人心。没有选择。或者是我们沉默，以最好的方式继续过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去死。我们想最大限度地抢救所有可能救活的生命”。

　　哈瓦为他的孩子做了些事情：他送他们去留学，然后让他们在伦敦定居。“我打电话告诉他们父母都好。女儿苏拉收到这一消息时很激动。大儿子巴沙尔是土木工程师，他问我是否相信已经具备了回国参加重建工作的条件。我告诉他还不具备。首先要看谁将掌权，然后再与适当的人员接触。我告诉他有许多散开的‘蜘蛛鸟’，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两天以前我和阿里在一起。他是一个15岁的英俊少年，会讲西班牙语，那是在马德里学的，他的妈妈巴迪亚住在那里。他让我看到了希望。他在家里的阳台上对我说，萨达姆和所有那些这些年陪着他的老家伙“已经走了，现在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向世界文化开放的国家。我在学校的朋友和同一幢居民楼的朋友们都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我们不喜欢复兴社会党，也不喜欢真主党人的什叶派和那些流亡在外归来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东西如同一个美国少年或欧洲少年或叙利亚少年需要的一样。我们需要现代化和独立。我们想成为自由的人。我和我的朋友们将为获得这种自由而贡献一切”。

　　在获得任何自由或想重建民主国家之前，必须清算这场战争的罪行和数十万卷入萨达姆政权的人的罪行。从原则上说，对战争中受害者的数字必须更现实一些。伊拉克平民在战争中死伤的数字不可能只是美国人肯定的6366人。在半个小时里，在萨达姆外科医院的候诊室，在美军进行轰炸时，就有25具尸体或受重伤的人。被打死的伊拉克士兵或民兵也不可能只是2320人。一位讲西班牙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对我说，仅在靠近共和国宫的战壕里，他们就抬走了48具尸体。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没有进入伊拉克，有3500个平民被打死，近5万人因疾病和冲突带来的其他后果而死亡。相反，我相信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死亡人数接近130人。当他们在抢劫的环境中采取行动时，他们是非常小心的。当权力出现真空时，平民们落到了那些绝望的民兵的手中，美国军队没有行动。3天以前，在巴勒斯坦旅馆听到枪声。美国海军路战队队员用大口径机枪开火，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曼苏德大道的一个加油站。奇迹没有出现。美国兵早上6点半钟把我们吵醒，他们用脚踢开我们的房间门，用A-16自动步枪对准我们。当我们从惊吓中缓过来时，我们将这次遭遇称之为“巴勒斯坦旅馆式的叫门方式”。

　　华盛顿很担心在巴格达被抢的地点中有一个药物实验室，一些人从那里抢走了含有肝炎等病毒的药品。一位医院的大夫对我说，“对正在得病的人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因为水质不好已经得了肝炎。在南部一些孩子正在得传染病，最近几个月来他们唯一得到的援助只是一袋面粉和一袋糖”。人们对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博物馆被抢非常遗憾。我所接触到的人和熟悉巴格达文化的人都说，在那里已经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在战争开始以前几天，萨达姆政权的官员已经拿走了一些文物。相反人们对国家图书馆和宗教研究图书馆的损失不是那么痛心。在那里大量表现人类文明的图书失散了，令人难以置信。宗教研究图书馆被烧时我们进去过，我看到几个男子和一个教徒正想救出几册600多年前手抄的可兰经。另外两个人用棍子敲吊在屋顶的电扇，以便把它拿走。我问那个敲打电扇的人，“你想把它拿去做什么呢？你打坏了取下来，电扇对你已没有任何用处了”。那个20岁的青年说，“我不识字。书对我没有用”。这个回答让人难受，20年前在阿拉伯世界伊拉克已是文盲较少的国家。

　　轰炸已经成为历史。抢劫是坏事情。对此各方面应当分担责任。旧政权倒台前想带走所有的文件和能够带走的财富。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介入，以便不表明立场，因为在废墟上统治一个国家比统治一个正常的国家更好一些。现在伤疤留下了，医治创伤需要很长时间，但总是可能的。但愿哈瓦大夫搞错了，不要出现一场内战。愿少年阿里说得有道理，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和进步的国家。热情美好的伊拉克人民配得上这样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受苦太多。(管彦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