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

　　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像许多媒体估计的那样扑朔迷离，许多过程似乎都是在美国的预料中进行的，几乎可以用美国“如愿以遂”来形容，看起来很符合经典的博弈论。

　　媒体倒是对美国对伊战争的目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说为了石油(经济利益)，有 的说为了欧元(抑制欧盟)，有的说为了倒萨(个人恩怨)，有的说为了反恐(国家安全)，有的说为了霸权(发展战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认识战争的目的比认识战争本身走得更远也更有意义，所以笔者想借用效用函数对有关的争论进行一下经济学上的分析。

　　效用函数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工具。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效用函数中的偏好关系只有在可比较的层次内才会有效，如果不在同一个层次内也没有比较的意义了。这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的一个“硬伤”。

　　事实上，这和心理学上的“需要层次学说”是相对应的，马斯洛把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成就。如果把每个国家看成是一个“消费主体”的话，那么“效用理论”就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发挥作用。这种应用可以当作该理论从微观向宏观的拓展。

　　笔者认为，在不同的效用层次内“混淆式”地讨论美国对伊战争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分清效用层次才能看清楚美国的目的，才能够不为表面上的“项庄舞剑”所迷惑。

　　我们应该清楚，高的效用层次往往包含低的效用层次，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最高的效用层次，这才是隐藏在表面现象之后的本质所在，看不到这一点只能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战场上的美国的效用函数和战场下的美国的效用函数是很不相同的。前者充其量只能算是低层次的短期效用最大化，而后者则是为了使高层次的长期效用最大化。

　　为了使战场上的美国效用函数最大化，美国努力做到美军伤亡最小化(国内压力最小化)、战争拖延时间和不确定性最小化(风险最小化)、伊平民伤亡最小化(国际压力最小化)，而当这些最小化目标发生冲突时还要进行有效的折衷和权衡。

　　而所谓的折衷和权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效用层次进行的，更高的(或者说更奢侈的)效用层次有可能被暂时舍弃。比如说，当美军伤亡最小化和伊平民伤亡最小化发生冲突时，美国就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从而置国际舆论压力于不顾。事实上，由于博弈力量的不可预测性，美国的实际行动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国有许多军事和外交表现难以理解。

　　为了使战场下的美国效用函数最大化，美国努力使国家安全最优化、经济利益(石油利益和美元利益)最优化、发展战略最优化。而当这些不同层次的效用目标发生冲突时，也是遵循先低后高的效用层次原则进行折衷和权衡。

　　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使美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只是存在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问题。短期的利益可以看成是低层次的效用，而长期的利益可以看成是高层次的效用。而所谓的折衷和权衡只是在短期利益最大化和长期利益最大化之间找到一个所谓的“最优点”(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每一步都是局部最优的行动综合起来未必见得是整体最优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效用层次的设置问题，说穿了，就是更高的效用层次应该在什么阶段出现的问题，这是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大师威廉姆森意义上的“远见”问题。而这一问题又是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对伊战争的冒险行动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才是美国最高层次的效用，而最高层次的效用理所当然包含低层次的效用。只有认识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博弈中找到适当的博弈策略，并围绕这一博弈策略“身体力行”，争取制造出基于自身的策略博弈优势，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