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美国陆军第507维修连的一个小分队在破晓时分拐错了弯儿，迷了路，最后糊里糊涂转到了伊拉克南部城市纳西里耶附近的一个小镇，成了伊军的俘虏。被伊拉克方面关押了整整21天后，他们和另外两个来自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上的俘虏于4月13日神奇获救。

　　在重获自由后的第一次采访中，这7位美军士兵描述了自己在此次伊拉克战争中的遭遇 ———从他们接到任务、被伊军俘虏，到时时刻刻都面临死亡的囚禁岁月。在谈到C-130“大力神”运输机将他们从伊拉克救出的过程时，他们一直交织在泪水与欢笑声中，而在他们讲述自己在伊拉克的经历时，目光又显得那么的空洞。

　　-被拘禁的日子不好过

　　被俘的时候，肖姗娜由于双脚受伤，无法走动，只好让伊拉克人搀着。首先抓住肖姗娜的伊拉克士兵开始在她的核生物化学防护甲上乱翻。她回忆：“他们解开了我的NBC(核生化)外套，才知道我是个女人。”从那以后，伊拉克人对她要比对待其他美军士兵温柔多了。

　　米勒则一直抱有一丝不被杀害的希望。他说：“我曾想，他们会杀了我，在他们抓到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问他们‘你们会不会杀我？’他们回答说不，但我当时还是有点担心。”

　　他们就这样被伊拉克士兵带到了巴格达，关在一座灰暗的监狱，一人一个房间，彼此隔离。监狱的墙是用混凝土浇筑的，屋顶还加了层铁皮。他们不知道其他美国士兵怎样了，当然也包括林奇，由于某种原因，她被与其他美军士兵分开，还被带到了位于纳西里耶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其他与林奇一同被俘的美军士兵也只是在获救后，才知道林奇在他们之前便已经获救了。

　　被押解到巴格达不久，审讯便开始了。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被蒙上了双眼，只有当伊拉克人要对他们摄像时，他们才可以不蒙双眼。哈得逊现在想起，仍旧觉得吃惊，那些伊拉克审问人员假装友好，他们坐在那儿，吸着烟，喝着水，并没有拿着明亮的灯泡在他双眼前晃来晃去，也没有大声呵斥。所问的问题五花八门，从美军兵力的部署，到政治上的诽谤。

　　“为什么来伊拉克？”哈得逊至今还能记得伊拉克审问人员的问题。而他们也很快对哈得逊的回答感到厌烦，因为他差不多总是在回答“奉命”或“我不清楚”。

　　他们都被迫穿着邋遢的蓝色或黄色条纹囚衣。赫尔南德兹不得不将手腕上女友送的头巾摘下。伊拉克人每天三次给他们水或茶、米饭或饼，有时，还有鸡肉。他们睡在水泥地板上，盖着羊毛毯。但伊拉克人不允许他们出去晒太阳、锻炼和洗澡。最初，警卫对他们很粗暴，后来，体罚渐渐少了。

　　伊拉克人还为一些受枪伤的美国士兵做了手术。肖姗娜说：“一个伊拉克医生不止一次地讲，他们会好好照顾我们。”在被问到如今在想什么时，肖姗娜说：“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照料。尽管我知道，他们是有目的的。”

　　-竟然有“新人”来加盟

　　在他们被关了一两天之后，又有两名美国士兵被关了进去，他们是大卫·威廉姆斯准尉和罗纳德·杨准尉，他们俩是在伊中部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飞行员，于3月24日早晨被当地农民俘获。“老战俘”不知道新来的两名“幸运儿”是谁，但从另一间牢房传来的口音可判断出他们是美国人。

　　威廉姆斯和杨在战争初期首次驾“阿帕奇”直升机执行任务就被击落，而其他33架战机因被伊军子弹穿孔而不得不返回基地维修。这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地后幸存下来，他们踉踉跄跄地从飞机里走出来，希望通过发射无线电波与其他战友取得联系。但伊拉克武装人员冲向飞机坠落地点，他们二人拔腿就跑。威廉姆斯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我回头看了一眼直升机，一些伊拉克人正用手电筒对它照来照去。”

　　威廉姆斯今年31岁，是得克萨斯州胡德堡人，有两个孩子；而杨是亚特兰大人，有一个9岁的儿子。他和26岁的杨一起跳进了运河中，游了0﹒25英里，仅将头露出水面。他们沿着河向下游游去，并看到了另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他们想发射无线电信号求救，但那架直升机的腹部中弹起火，并没有停下来。

　　由于害怕体温下降，杨和威廉姆斯钻出水面，走上平原，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了一会儿。月亮渐渐升起来，伊拉克武装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几声警告式枪响过后，他们投降了。威廉姆斯忆述：“他们有人拿着棍子，对我们连打带踢，还把刀架到了我的喉咙上。”

　　伊拉克农民将他们的手绑起来，套上眼罩，把他们扔进了卡车里，开始朝最近的警局或军事基地出发，他们感觉这些伊拉克人像是在游行炫耀。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卡车门展示他们的“战利品”。威廉姆斯说：“每到一地，他们都会停下来向人们显示他们抓到了美国人。”

　　-他们成了烫手的山芋

　　在冰冷的牢房里伴着同胞投下的炸弹爆炸声，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们既希望美军能快点攻到这里，但又害怕他们真的来了，事情会变得更糟。因为每到晚上，伊拉克人就把一门大炮拖进附近的一间屋子，如果美军轰炸这间屋子，他们肯定会受连累。

　　身为老兵，威廉姆斯曾要求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点，但遭到回绝。炮火似乎日益逼近。赖利回忆：“有时，我们能听到A-10型攻击机投放的炸弹弹壳掉到我们所住的建筑物上发出的声音。”“一天晚上，炮弹炸坏了我的门，”杨说，“我伸出手，试着开门，可是我们还没有逃出去，伊拉克警卫就来了。”其实，幸亏他们没有逃，否则，手无寸铁的他们跑到巴格达街头，后果将不堪设想。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们附近有很多共和国卫队的士兵，如果逃出去的话，必死无疑。”

　　事实上，不仅战俘怕被炸死，看守他们的伊拉克人也怕被炸死。一天晚上，美军的炸弹在距监狱50米的地方爆炸，看守们极为恐慌。监狱方面决定于第二天(大约是在监狱的第12天到15天)把战俘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并且是分批转移，以免目标太大。

　　当美军向巴格达挺进时，一些战俘仍在转移当中。他们成为了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意接手，一有机会，就把他们送到他处关押。战俘们转了七八个地方，有时是政府大楼，有时是私人住宅。杨说：“感觉一切都要崩溃，我们像私生子似的，没人管我们。”

　　但是随着每一次转移，他们的行动就越来越自由。他们可以有机会待在一个房间里。这儿的警卫对萨达姆不是很忠诚，倒是很关注自己的米袋子与钱袋子。在他们的最后一站，也就是巴格达北部萨马拉镇附近的一间屋子，这里的警卫甚至凑钱为美军士兵买食品和药品。

　　但对战俘们来说，这些日子仍然是灰暗艰难的。一听到战事有缓和的迹象，肖姗娜就开始担心他们不会被美军发现，伊军会把他们处死。“我觉得我们就要被他们除掉了。”她说。

　　-终于活着走出伊拉克

　　他们获救没有任何征兆。4月13日，在萨马拉的这些战俘突然听到有人踢门并且大喊：“趴下！趴下！”

　　米勒回忆说：“当时，我正坐在那里，紧接着我意识到是我们的陆战队员在踢门，他们让屋里的人都趴下，还冲着里面喊：‘如果你们是美国人，就站起来。’我们站了起来，他们迅速把我们拉了出来。”

　　到这个时候，身穿伊拉克囚服的男战俘已经胡子拉碴，女战俘同样极难辨认。陆战队员费了好大的劲，才认定肖姗娜是美国人。她说：“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也是美国人，他们一个劲地让我趴下。其中一人说，不，她是美国人。”直到此时，她才敢肯定自己获救了，又将见到她那即将三岁的女儿了。

　　前来救他们的是第三轻装甲侦察营的陆战队员，当时，他们正向萨达姆的老家提克里特进发。途中有人告诉他们(一说是看守主动通知了美军)，这里关着美军战俘。陆战队员们只用了三分钟，便把这些战俘都救到直升机上，整个过程没有遇到伊拉克人的任何抵抗。接着，战俘被送到巴格达南部的努马尼亚机场，又从那里乘C-130来到科威特。21天的战俘生活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综合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消息)

　　打光最后一颗子弹被俘

　　美军第507维修连的厨师、维修工以及技术人员，他们应该不太可能在伊拉克战争中成为最早受到袭击的美军人员。但战争刚开始后，被俘的几名美军士兵恰恰是来自后勤部队。

　　第507维修连从科威特出发，穿过伊拉克南部边境。小分队的成员仍旧没有搞明白，他们是怎样错误地进入纳西里耶的。30岁的肖姗娜·约翰逊回忆：“我们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在小分队都还没事儿时，我们进入了纳西里耶，这时，却发现中了伊拉克军队的埋伏。”子弹和炸弹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几辆美国军车被掀翻，而其他美军司机踩着油门，希望冲出包围圈，却没想到遭到更猛烈的炮火袭击。在滚滚的灰尘中，美军士兵的枪支都上了栓。23岁的帕特里克·米勒一次将几发子弹都推进了枪膛，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伊拉克士兵开火。

　　肖姗娜被一颗子弹击中，子弹还穿过了她的双脚。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埃德加·赫尔南德兹也被子弹击中了右臂。来自新墨西哥州城市阿拉莫戈多、23岁的约瑟夫·哈得逊被伊拉克士兵的三发子弹击中，两发子弹击中肋部，一发子弹击中了右臀上部。

　　最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31岁的单身汉詹姆士·赖利中士被迫投降，他是目前被伊拉克军队俘获的军衔最高的美军士兵。“我们成为伊拉克的俘虏。”今天，当他再次谈到这些经历时，声音仍然有些发颤，“我们的子弹都用光了。我们连装上刺刀进行冲锋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们一直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别无选择。”

　　战斗持续了大约15分钟。9个美军士兵阵亡，6个被伊军俘获，其中包括杰西卡·林奇，她后来在4月1日被美军从伊拉克当地一家医院救出。其他人———肖姗娜、赫尔南德兹、哈得逊、赖利以及米勒成为伊拉克军队的俘虏。

　　对于美国指挥官来说，在美军士兵被俘的24个小时内，是伊拉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甚至在美军攻下巴格达的情况下，搜救被俘美军人员的消息仍旧使美军最高指挥官寝食难安，因为他们的命运直到13日早晨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