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7日电(新华社记者徐壮志、曹智、马晓春)

　　直到今天，徐新艺还难以接受与深爱着的丈夫永别的事实。面对还沉浸在悲痛中的郁建兴烈士的妻子，记者实在不忍心让她回忆那些引发其痛楚的往事。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属于人类的和平事业。”泪水中，徐新艺，这位坚强的女性， 向记者回忆了俩人的相识、相知和16年短暂相伴的人生旅程——

　　我们是在1987年结婚的。当时，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他很乐观，说：“除了一点——我们的相貌不能改变外，知识、命运、生活……都能改变。”

　　但是，他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又从助教升职到教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在学院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孩子小，我的身体又不好，这些难处他都知道。当我问他能不能调到离家近一些的部队院校时，他总是说：“说句实在话，我是太喜欢我这个专业，我离不开这个学院。防化武器的研究很重要，它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它也能给我带来幸福。”

　　为此，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争执，但最终是我向他的坚决妥协了。2002年，我辞了工作，到北京开了一家餐馆，实现了夫妻团聚这个两个人15年来的梦想。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郁建兴是这样地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当时，他的腰椎病已经非常严重，坐都坐不下，晚上睡觉都要我帮他翻身。痛得厉害了，甚至离家几百米都难以回去。他不仅没有回家养病，反而在办公室放了一张小床，实在回不了家时，就住在办公室。我好不容易把他拉到医院，医生说他至少要住40天医院才能起床，他竟然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他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我说，最近形势不是很紧，你回来吧。他告诉我，不要孩子气，能代表国家为世界和平事业做点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破格的荣誉。这次，伊拉克形势越来越紧张时，3月12日，我给他打电话，盼望他早点回来。他说，我要晚回来，现在工作非常紧张，联合国要挽留我。他还跟我说：“我是代表中国参加化学武器核查，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工作，也关系国家的形象。”

　　他还许诺说，完成这次任务后，就带我回老家，看望母亲和儿子，带我一起度假——结婚以来，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度过假。我在电话里对他讲，我们一家都在等着他平安回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度一次假。

　　当噩耗从巴格达传来的时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3月19日，当覆盖着联合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灵柩轻轻地从机舱移至地面，灵柩头端蔚蓝色的联合国徽章，白色的橄榄枝和地球标志映入我眼帘时，我突然间强烈地意识到，建兴，他终于回来了，但他是回来和我永诀的！

　　面对他永远不会再睁开的眼睛，面对他永远不再会绽出笑脸的面容，我才不得不相信，他真的走了！抛下我，抛下78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匆匆地走了。

　　我们婚后的16年，两地分居了15年。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的疼爱。哪怕为我做一顿饭，办一件很小的事，他都会拿出自己全部的热情。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他临走前买了十多条鱼，在院子里用井水冲洗，鱼冻得硬梆梆的，他的手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但他一直没吭声，洗干净煮好后放在罐子里。说，我明天走了，这些你们可以吃一阵子。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不只属于我，也属于他所热爱的事业，属于培养了他的军队和养育了他的祖国，属于他为之献身的人类和平。过去我曾经有过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我懂了，因为，他已用他的全部生命向我诠释了“和平”这个神圣词语的含义。

　　这段时间来，党、国家、军队各级领导，全世界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怀着我们一家，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尊敬和同情。我为自己失去了最亲爱的人而悲痛难已。但是，我想，我最亲爱的人，已经在最崇高的事业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刚到北京来时，建兴经常带我在防化学院花园里的那条小路上去散步，并告诉我那是一条“情人路”。12日那天，他还在电话里说，“等我回来，到时候我们到‘情人路’上去散步。”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等不来的约会。

　　新闻背景：

　　据有关部门介绍，自1991年联合国对伊拉克开展武器核查以来，应联合国邀请，我国先后有26人次赴伊拉克履行核查和监督任务，参与对伊武器核查。

　　1998年1月，我国派出第一批专家正式赴伊参加联合国的核查工作。2002年11月27日我国再次应联合国邀请派出专家赴伊拉克执行核查任务。

　　目前，联合国监核会还有中国专家12人。中国专家在核查中表现出的很高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一直受到广泛好评。联合国出于核查人员“地域分布尽量广泛”的考虑以及中国专家的出色表现，十分欢迎中国核查专家。

　　联合国监核会是根据1999年12月安理会通过的第1284号决议，于2000年初建立的，主席是瑞典人布利克斯。截至目前，监核会在全球50多个国家共拥有300多名生化、导弹方面的专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