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中央电视台赴土耳其特派记者 顾玉龙)

　　在我热血沸腾奔赴前线的时候，竟然有三家比利时的保险公司冷冰冰地将我拒之门外。

　　遭遇铜墙铁壁

　　比利时最大的保险公司——比利时皇家保险公司听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赴土、伊边境采访的常驻记者前来投保，这个一向待顾客如上帝的保险公司竟然连出面接待都不愿意，业务员通过电话通知前台小姐说：“告诉那位记者，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险种，请他找别的保险公司。”

　　走出气势磅礴并用铜墙铁壁装饰的皇家保险公司大楼，我的心就像大楼墙角那冰冻的池塘，我不明白堂堂的皇家保险公司为什么拒我于千里之外。土耳其和伊拉克前线或许真有危险，但你保险公司保的不就是风险和危险吗？否则和光做太平生意，你干脆改成“不保险”公司好了。

　　郁闷归郁闷，飞赴安卡拉的飞机票照样得买。当时我不但没有怀疑在资本主义社会“待顾客如上帝”金科玉律，反而怀疑自己的耳朵有毛病，或者是自己的嘴巴有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充分表达清楚。

　　考虑到语言沟通上的问题，我在皇家保险公司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壁的第二天特意请了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弗拉芒皇家乐团首席大提琴家高学文担任我的保险顾问兼法语翻译，我决心要在我赴土耳其的前一天把人身保险的事搞定。在比利时已经生活了20多年的大提琴家高先生对比利时的保险也非常精通，他的比利时太太也是一副热心肠，他俩还为我推荐一家他们全家投保的名叫斯瓦普的保险公司。大提琴家说，这是一家由比利时政府背景的保险公司，诚实可信，信誉非常好，他的大提琴和琴弓分别在这里投了20万和5万欧元的保险，20多年来，他对这家保险公司的服务非常满意。

　　在布鲁塞尔市内环路的斯瓦普保险公司总部大楼远远没有比利时皇家保险公司气派，但走进里面倒是一片繁忙景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棕色头发上明显有头皮屑的先生，当他听说有客户要来买保险，一副热忱的样子。他说有两种旅行保险：一种是离开比利时最长期限为90天的保险，保险费为每月25欧元；另一种是无限期离境的保险，每月保险费为45欧元，总保险额为5万欧元。我问投保以后，如果我在比利时以外的国家出差时遇到生病或者灾祸时，保险公司能做些什么？带头皮屑的先生说：“保险公司负责你的医药费、将你从外国运回来的费用。如果你死了，保险公司将保证将你的遗体运回来。保险公司还负责你的棺材钱。”头皮屑先生认真地看了我们一眼说：“如果事发地处于动乱和战争状态，谁也无法接近战场，保险公司当然也就不负责将你和你的遗体运出来。”

　　不知怎么搞的，在保险公司就老听到和“死”、“遗体”、“棺材”有关的词儿，虽然我还没有上战场，但我现在倒好像在与死神对话。1999年我上南斯拉夫战场时，是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为我们集体买的保险，所以也不知道害怕。现在自己亲自来办，真有几分毛骨悚然。

　　人人都有联想，想象自己的遗体被一群不认识的人从一个异国他乡运到另一个异国他乡，是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本人虽然在几年前在南联盟经历了一回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如今再上前线，发现自己竟然胆子已经比以前小了不少。人们常说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看来胆子也要经常练练才好。

　　考虑到在皇家保险公司遭到拒绝的教训，我问大提琴家要不要把我要到土耳其和伊拉克前线报道的事告诉保险公司，高先生说你不告诉人家，人家怎么给你投保呀？

　　常感到欧洲人都特有绅士风度，而且普遍非常诚实，我决心在欧洲也做一回诚实的人。

　　这辈子我不会忘记头皮屑先生在听到我说要去土耳其和伊拉克前线时的动作：只见他迅速伸出那只毛茸茸的大手将放在我面前准备让我填写的保险表格抽了回去。然后他又抄起电话，向老板请示说是否可以为这位中国记者保险。

　　电话一会儿就结束了，头皮屑先生说，根据公司的规定，我们不能为去危险地区的客户提供保险服务，请我们原谅。

　　我和大提琴家面面相觑，知道这都是所谓的“诚实”惹的祸。

　　看到头皮屑先生想请我们走的意思，我对高先生说，你告诉他，我们不保人身安全的险了，我是记者，我要经常出差，你总得允许我保一般的旅行险吧？

　　头皮屑先生客气地说，那也不行，因为你已经说要去伊拉克了。我纠正他说，不是去伊拉克，是去土耳其。头皮屑先生潇洒地一挥圆珠笔说，那是一回事。伊拉克危险，土耳其就不危险了吗？

　　我叫板说，那我不去伊拉克了，也不去土耳其了，这下你没有理由拒绝一个普通客户的投保了吧？

　　头皮屑先生非常客气地回答我：“除非你能开一份你保证不去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证明信来。”

　　岂有此理！我质问头皮屑先生什么地方可以开出这样的证明？并警告他说：“你拒绝一个普通客户的普通投保要求，是一种违反人权的行为。”头皮屑先生这下算是老实了一点，他站起身来找老板去了。

　　我和大提琴家看到这副情景都乐了：看来人权这根棍子用好了还挺派用场的。

　　10分钟以后头皮屑先生出现了，他说：“好吧，老板同意为你保普通的旅行险。”

　　我上了黑名单

　　就当我准备再次填表时，只见盯着电脑屏幕的头皮屑先生神情有些古怪，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观察细致的大提琴家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不妙！老顾你上了人家保险公司的黑名单啦！”

　　只见头皮屑先生掰过电脑说：“这位顾先生是一位高风险人士，他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发生过4起车祸和事故。2000年7月顾先生在布鲁塞尔因在市区抢行超车造成3车连撞事故，其中导致一辆汽车报废，一家居民住宅被撞坏；2002年在一周时间内连续发生两次车祸，比利时皇家保险公司已经拒绝为顾先生保险，顾先生已经被比利时所有的保险公司列入黑名单。”头皮屑先生接着说：“之后，顾先生的奥迪车在荷兰高速公路上超车，被荷兰警方截获，并受到鹿特丹法院的审判……”

　　其实那是天大的冤枉，本人在欧洲担任常驻记者7年，驾车20万公里无事故，这个辉煌的业绩在中国驻布鲁塞尔记者圈中都是有口碑的，在我“作案累累”的历史上，除了2002年年我在布拉格报道北约首脑会议闭幕那天晚上在停车场倒车时后挡泥板和一根电线杆略有磨擦之外，其他可都是我记者站同事的“杰作”；本人在保险公司的记录上“劣迹斑斑”，只是因为车主的名字是我，我自然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替罪羊。

　　大提琴家恍然大悟地告诉我：“老顾，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皇家保险公司连见都不见你吗？你的罪孽不轻呀。”

　　我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毛茸茸的手再次把保险的表格收了回去。

　　事实胜于雄辩，看来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双方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

　　出了斯瓦普保险公司的大门，我正想扇自己两个嘴巴。

　　斯瓦普保险公司外墙的温度表上显示——室外温度：零下6度。

　　看着我冻得发青的脸，大提琴家安慰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教训，我前妻曾经欠人家的钱，结果却要我来还。原因和你一样——因为上面有我的名字。”

　　本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决心再找一家保险公司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又来到了市中心和比利时著名景点“小孩撒尿”在一条街上的菲德勒保险公司。我和大提琴这次立下了攻守同盟：绝不说真话。

　　菲德勒保险公司和我有“知遇之恩”，当初在我遭到比利时多家保险公司“抛弃”的时候，是菲德勒收留了我。尽管这家保险公司收钱比一般的保险公司狠，但毕竟好像给了我一个家，使我这个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连带我的车总算在欧洲大地上没有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外环线上的“皇家”大门对我紧闭，内环线上的“斯瓦普”又把我一把推了出来，我只得前往市中心“小孩撒尿”的地方，我总有一种道路越走越窄的不安。

　　如果说比利时皇家保险公司的豪门的话，斯瓦普顶多只能算是一家大户，而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菲德勒则看上去更像是一家小小的当铺。

　　菲德勒公司接待我们的依然是那位我早已熟悉的风采迷人的中年女子，绿色的眼睛透出关怀的目光。

　　我和大提琴家早已做好准备，除非对方使美人计，否则我们决不说我要去土伊边境的真相。就在我们鼓足勇气准备撒谎的时候，谁知绿眼睛竟然连问都不问便爽快地拿出一份保险单，并在需要我填写和签名的地方作了标记，顿时我心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绿眼睛随后又首先拿出一份《保险须知》逐条逐条地向我们作了讲解，其中包括“动乱和战争地区不在本保险的范畴之内”一条明确的说明。我咬了咬牙，装出对这一条款与本人毫无关系。我发现绿眼睛对我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发觉。

　　就在我一边填表一边暗暗庆祝自己瞒天过海阴谋成功的时候，绿眼睛突然说：“先生，你先别填，因为你还没有买个人的医疗保险。”按照比利时的保险法，医疗保险是一切人身保险的基础。有了医疗保险才能上旅行保险等其他人身保险。我驻欧洲记者站，自己总感觉自己结实得像一匹公狼，再说咱有社会主义中国撑腰，所以从来就没有在比利时买什么医疗保险，再说我几年前就准备回国工作，而医疗保险一般要在6个月以后生效，所以也就一直拖到现在。

　　绿眼睛说，你如果有了医疗保险，我们保险公司和你的医疗保险公司将各负责你的50%的医疗费用，但现在我没法给你办。

　　一只保养得非常滋润的贵夫人的手再次夹走了我面前的保险单，我只记得她的手指上有一枚漂亮的钻石戒指。

　　但现在就是想不起那个漂亮的戒指到底是戴在她的哪个手指上的了。

　　就这样我在没有人身保险的情况下踏上了奔赴“敌后”土耳其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