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

　　德国和韩国是美国几十年的坚定盟友，然而施罗德去年以“反美牌”赢得大选后，坚决反对美国对伊开战，甚至与法国、比利时在协防土耳其问题上，行使了针对美国这个老大的否决权，这在北约历史上是第一次。卢武铉同样以“反美牌”胜出后，强调要与美国建立平等关系，不会听任别国指手画脚。

　　随着反恐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围绕对伊拉克核问题的争论，欧美矛盾近有明显发展，德美矛盾尤为突出。去年九月德国大选，施罗德在最后关头打出了“反美牌”，公开批评美国要对伊拉克动武是一种冒险，甚至形容布什总统是一个“爱好开枪的得克萨斯牛仔”，声称德国不会为此出一兵一卒，也不会开支票。他的胜出反映了德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反战情绪和不同于美国的处事方略，被誉为“西方的施罗德现象”。近来两国又公开唇枪舌战。美国批评德国是属于老掉牙的“旧欧洲”，指责德国“为了私利”而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德国则针锋相对，表示绝不接受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逻辑，甚至攻击美国国防部长“神经已经错乱了”，呼吁寻找一切机会以和平方式解除伊拉克武装。最使美国大为光火的是，德国同法国和比利时一起，反对美国提出的一旦对伊开战保护土耳其的倡议，对北约的“默认程序”公然说“不”，实际上使用了针对美国这个老大的否决权。这在北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突显了“施罗德现象”的现实意义。

　　西方出现了一个“施罗德现象”，东方也出现了一个“卢武铉现象”。去年十二月韩国大选，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尽管他的一些支持者在最后关头倒戈，说他们不能再与反美的卢武铉合作，他仍然以微弱多数当选。当晚汉城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大批青年人拥向街头，高呼“卢武铉！卢武铉！”美国《华尔街日报》评称，卢武铉当选总统“代表了韩国对朝鲜和美国看法的转变。他的胜出可能改变东北亚的力量对比。”日本媒体也认为，有进步思想的新总统卢武铉一贯主张改变目前的韩美关系，要把“对美国的从属关系”转变为“与美国的平等关系”。因此，新的韩国政府“很可能同充满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色彩的布什政府发生摩擦”。

　　卢武铉当选后，一直试图缓解韩美关系，强调两国联盟的重要性，宣称一定要同美国密切合作，以消除对朝鲜核武器研制的担忧。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个“独立思考”的人，不会听任别国对他指手画脚。据报道，他打算修改目前的韩美双边关系基础、特别是美国驻军地位协定。他最近提出的十大政策目标，第一项就是“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在朝鲜核武研制问题上，他力促美朝直接对话，坚持必须用和平方法解决，反对制裁，而且要以韩国为主导。

　　西方“施罗德现象”和东方“卢武铉现象”的出现，是很不寻常的，但并不是孤立的。

　　欧洲反美情绪增长是一年多来欧洲最重大的事件，带有普遍性。在德国，美国受欢迎的程度下降了十七个百分点。在英国，也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德国和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甚至还指责美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在亚洲，不仅韩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美国受欢迎的程度也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难怪德国一家报纸评论说，亚洲人已不再追求一种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牺牲品的角色。他们认为，美国宣称完全可以打对伊拉克和朝鲜两场战争，这是战争挑衅；他们对美国的恐惧比对萨达姆的更大。

　　德国和韩国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出现这两大现象，非同小可，而且也不是偶然的，带有时代的特征，涉及到人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和秩序。对“9·１1”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力量对比，乃至国际关系的某种重组，可能产生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深远影响。

　　首先，当今世界大事究竟谁说了算？美国，还是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安全与维和等重大问题上，是美国单边决定，还是多边协商、共同决定，是搞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第二，在双边问题上，是太上皇式的从属关系，还是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平等伙伴关系。第三，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何界定？在反恐问题上，是寻求共同安全，还是个别国家的绝对安全，是否搞双重标准，是否能标本兼治？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正是上述两大现象的宏观背景。显然，世界人民现在非常担心美国利用反恐搞新一轮的世界扩张和发动战争，担心出现“21世纪的新慕尼黑”，希望在新世纪一开始就能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好兆头。幸好现在出现了这两大现象，这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很好牵制，也是很好的清醒剂。但愿美国的鹰派朋友们能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