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吴建综合报道

　　年迈的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尽管2月11日(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手势夸张，乐观预测美国经济正步入复苏，但他并不讳言，战争的阴云影响到美联储对经济走向的判断。

　　格林斯潘指出美国对伊拉克准备开战的因素给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给企业扩大支出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他表示：“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使得判断经济走向的工作变得特别困难。”

　　但经验老到的格林斯潘并未对战争的好坏作出评价，而是话锋一转，表示一旦战争风云消逝，美国经济应该以更加快的速度增长。格林斯潘说：“如果这些不确定因素在近期大部分消失，我们应当可以作出更加清晰的判断，看看我们的企业和经济是不是会以超过我们期望的速度增长，还是依然在艰难挣扎，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长期的经济问题误认为是临时的问题。”

　　格林斯潘同时表示经济复苏的进程基本在预料之中，美联储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格林斯潘说，美联储已经作好准备，继续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复苏。他提交的经济报告预测，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将由2.4%提高到3.25%—3.5%。

　　《国际金融报》(2003年02月13日第一版)

　　美经济起伏不定布什应重定预算

　　2月1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向国会作年中货币政策报告

　　●对美国经济前景作出黯淡评估。预计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3.25%至3.5%，低于2002年7月份预计的3.5%至4%

　　●敦促布什政府重新制定预算政策。格林斯潘表示美国政府重新制定预算政策，强调采取均衡型预算方案的前提是不能妨碍经济增长。他支持减税的立场没有改变，但与减税相比，他更担心政府支出的增长

　　●警告战争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障碍。他说，美伊开战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新投资和经济繁荣发展的极大障碍，给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主席先生、委员会成员们：

　　我很高兴今天早上向国会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首先，我要回顾一下美国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的实施，然后谈一些同联邦预算有关的重要问题。

　　2002经济起伏不定

　　我去年7月在这里作证时，注意到去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存货量的变化引起的，而这种推动力在今后显然是要降低的。我们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其灵活的特性。

　　事实上，最终销售的增长依然很慢，企业支出也很少。从去年夏天开始的公司财务管理问题，与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交会在一起。对伊拉克局势的担忧引起石油价格明显上涨。这些不确定因素，加上对宏观经济前景的担心，加深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使他们更厌恶这些风险。

　　去年11月初，由于公司赢利状况有所好转，金融市场出现回升。但是由于经济状况仍然不景气，在11月6日，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50个基准点，到1.25%。我们认为作这样的决定是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以及保证已处于较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不再继续降低。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金融市场形势继续回暖，但仍显得步履蹒跚。我们实行的刺激性货币政策以及很多大公司的财务丑行被揭露，让投资者多少放心了一点。资产价格上升，风险减少了，市场流动性增加了，不过仍没有达到强大的经济情况下所应有的水平。

　　但同时，对地缘政治风险和能源供应问题的担忧不断增加，加上委内瑞拉的罢工风潮，使得石油价格出现飚升，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企业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感。

　　由此，去年夏天和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使得去年一年的经济都显得起伏不定。根据预测，上个季度的年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75%，而去年第三季度几乎达到4%。

　　生产力表现强劲

　　除了这些阶段性波动以外，经济的主要表现还是大大加强。生产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02年非农企业每小时产量上升了3.75%，这在整体经济黯淡的时期特别引人注目。

　　产量温和增长和生产力迅速增加综合在一起，造成的后果是劳动力市场疲软。去年后几个月就业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但今年1月份的数据稍微喜人。

　　生产力强劲带来的后果还表现在，尽管劳动力市场疲软，家庭收入还是增加了。收入增加，加上利率水平低，税收降低，使得住宅建设和家庭支出相对增加。事实上，去年住宅建设稳步增长。尽管销售量有所波动，汽车需求量还是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他消费支出也随之上升。去年的按揭再融资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这种再融资行为在某一时点会减少，因为住房按揭的平均利率会加到新按揭的利率上。但是，固定按揭利率非常低，而且再融资的申请量同顶峰时期相差不远。光是处理早前的申请就需要花一些时间，因此至少今年早些时候，再融资行为还将很繁荣。

　　家庭按揭债务在历史水平上看是很高的。但由于低利率的缘故，家庭按揭债务相对于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由于房地产价值持续上涨，家庭资产也随之上升。加上一些固定费用如租金、分期消费贷款、汽车租赁等，家庭相对于收入的总体服务费用还是比高峰时期低，目前不会成为担心的问题。

　　家庭消费强劲，而企业支出也出现反弹。去年公司利润明显有提高。

　　提示战争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的加深使得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市场在过去3年中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中，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更是雪上加霜，使企业不敢进行新投资，整体经济也无法繁荣发展。

　　地缘政治风险的加深使得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如果这些不确定因素能在短期内清除，我们就能更好地说明，目前的经济和工商业是处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更可能作这样的预期)，还是仍将在紧张和失衡的状态中继续挣扎。当然，金融市场状况不会对企业支出回暖造成重大障碍。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下降了，公司债券的风险减少，信贷互换收益也收缩了不少，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这些因素最终会促进更强劲的公司支出水平。

　　如果事实是与我们预期的相反，即使没有与伊拉克开战有关的不确定因素，经济扩张的障碍仍然存在，常规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手段无疑仍将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但在这个过程中，近几年的经验教训是有指导意义的。正如我在过去指出过的，美国经济最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保持结构弹性和对经济冲击的复原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并不是在说我有能力判断常规刺激经济方式与一个更灵活的经济，哪一个更重要，但一个更加灵活的经济无疑在过去起了关键作用。就是因为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才使我们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

　　两个政党25年来不断的宽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们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服务等市场上的活力，并使我们在信息技术行业获得巨利，信息技术使我们的公司在经济恶化带来毁灭性打击前，便拥有了对抗它的能力。而我们劳动者不断创新的精神使这个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有理由认为，这些措施不但成就了过去10年的经济长期增长，也帮助美国具备了短期抗衰退的能力。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不断增加的灵活性多大程度上激发了美国的经济潜力和抵御了周期性波动。

　　即便如此，我们仍从灵活的经济政策中获利匪浅，以致我们必须强调寻找一个更加灵活的政策，摒弃不必要的制度僵硬。经济越灵活，就越有能力对付突如其来的周期性经济失衡。灵活性增加有利于经济及时自动调整，而不需要依靠决策者，因为决策者往往不是滞后，就是基于不确定的预测。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预算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综合预算支出与名义GDP比率少有变化。在过去5年中，这个比率平均为19%不到一点，与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相当，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数字有所上升。这个相对稳定的比率让人误以为在退休金、医药和其他福利支出的增长。想反地，在每年按比例分配的过程下，福利方面的支出事实上在减少。这种所谓的任意支出在20世纪60年代占所有支出的2/3，但去年下降到了1/3，国防支出导致了下降。

　　国防支出增加使通过增加预算的财政政策更加复杂化。

　　困难在于明确为何作综合预算的实质。作为一个基于现金的会计制度，综合预算于1968年启用，以为联邦政府各项款项的进出提供全面的计算方法，它能准确衡量联邦政府的各项交易对于政府储蓄的直接影响。但现金会计制度不能追踪新的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支出和借款。对于任意支出，未来活动的变化是不计入预算的，因此综合预算的盈余和赤字可以精确描述财政政策和对政府储蓄产生的影响。但当长期活动影响到税收和支出决策时，这样的会计制度就不能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指标。

　　当我们正在进入下一个10年，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选择一个从长期来看更有吸引力的计划时，权责发生制将使我们更能实际地认识到我们国家资源的极限，并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

　　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尚未进入退休年龄。现在，退休人员相对于劳动者，比例仍然是较低的，我们尚处在人口平稳期。但及时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必要的。正如总统在刚公布的预算方案中指出：“改革越晚，补救措施力度就越大，危险也越大。”

　　现在出现对于预算如此多的争议也并不奇怪。我们在作实质性的努力来发展使我们比现在更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的分析工具。我们已经在探求这些政策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很多更具争议的问题仍然在争论之中。

　　然而，关于重新制定预算政策的需要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有争执。“9·11”事件的发生，令我们产生了几年前不曾预料到的预算资金。

　　预算执行法案旨在提出巨大的赤字问题，并把法案的制定放在主要努力控制预算的背景之下。在1990年，盈余可能出现的可能性看起来实际上是很遥远的。当盈余出其不意地出现的时候，预算控制的问题看上去已经得到了解决。财政纪律不再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最终被抛弃了。

　　为使预算的过程变得更为有效，有人建议修改预算规则来增加他们的活力，来对抗诸如“紧缺”等的消费名词。另外有些人提出一些机制使国会更容易作出修正，如果预算项目出现问题的话。这些意见都是很有帮助的，并且他们能巩固10年以前建立的基本架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建立在符合过往需要的重大有效体系基础上的预算基本框架，依我的判断，恢复是刻不容缓的。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操纵预算过程的执行机制如果不被恢复，会导致缺乏清晰方向和建设性目标，使国家再次偏向增长性的预算赤字。我们都太明白政府花费计划和税率参数很容易产生或增加，但是实在太难削减或停止。

　　在国会对控制预算过程的机制的回顾之中，你可能会想重新考虑对国债的法定限制是否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从算术的观点来看，债务的最高限度或者是一个余数，或者是与国家的收入和费用不一致。

　　另外，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最近介绍了一种新的称为锁链消费者物价指数(chainedCPI)的指数。如果这种指数在过去的10年来就使用的话，2002年的财政赤字会减少400亿美元，或者会平掉。

　　重新建立预算平衡将要求在收入和消费行为方面的纪律，但是在消费方面的限制会被证实是更困难的。减税受到联邦政府需要的限制来支助基本服务，比如说，国防费用。如果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保持预算平衡会使抬高税率成为必要，最终会抑制收入增长。赤字，很有可能会扩大，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更快的经济增长，毋庸置疑，将会使赤字不容易出现。但是单单更快的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完全解决目前预计的长期赤字问题。我所确信的是，潜在的生产率在近几年来已经大大地增加了。然而，对近期推动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可以继续加速增长的假设很可能是一个误解，即使我们现在的经济非常有活力。

　　有争执；单是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完全解决目前预计的长期赤字问题。

　　结束语

　　现在对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经济展望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将要到来的这一时期。但是经济在面临持续的打击前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弹性。对我们国家表现的评论是，在过去的几年来一直很有弹性，因为我们靠市场拉动的经济和在生产里方面大量增长的能力。继续向前看，同样的特性，与良好的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会帮助我们重建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使我们所有的公民获益。

　　(纪乐航、苏蔓薏、李梅影、陈辅、翻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