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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
日本文科省通过了右翼分子编写的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认识出现了大倒退。该书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大肆歪曲历史，内容荒谬，“慰安妇”的内容全部被抽掉，“南京大屠杀”被认为是捏造的，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内容已删去，“三光”政策也不提了，侵略中国改写成“进出”中国。诸如此类的歪曲历史的做法比比皆是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历史是怎样被日本右翼分子歪曲的呢？
关于中日战争的起因
“编撰会”将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说成是“自卫”，认为中国反日活动才是战争的起因。其教科书写道：
中国在走向国内统一的过程中，要求排斥通过不平等条约拥有在华权益的外国势力的动向趋于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且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趋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
“编撰会”的表述貌似公允，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淡化或甚至掩盖日本在条约的幌子之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侵略战略。他们将中国人民20世纪30年代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扩张侵略称为“排日运动”，强调其形成的原因是“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这完全掩盖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是中国人民被迫反抗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事实。
关于“九·一八”事变
“编撰会”否认是日本政府的阴谋和对中国侵略的性质。“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写道：“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政府的方针无关，是日本陆军的派遣部队关东军发动的战争。”
但事实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其既定方针，日本政府早就制定这样的国策：“在世界的危机形势中，日本前进之路惟在于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此乃日本之重大国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事实铁证如山，而且是其“征服”中国战略中的关键之一步。
但是在“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上，“编撰会”却写道：“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妨碍列车、对日本儿童施暴、抵制日货、杀害日本军人等违反条约的行动”。另外还说：日本“国民坚决支持关东军的行动，捐赠给陆军220万日元”。在这里，日军倒成了“受害者”。
关于伪满洲国
“编撰会”历史教科书在谈到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时写道：这是“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它把五族共和、建设王道乐土作为目标，由此满洲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提高”。“因日本重工业的进入等实现了经济成长，中国人等的人口流入显著”。在书中还配有南满铁路、溥仪、“满洲事变和满洲国建立”的照片和地图。
关于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起因
“编撰会”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不知何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的事件。翌日晨，日军与中国的国民党军进入战斗状态卢沟桥事件。曾谋求现场解决，但不久日方命令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动员令。此后，日中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同年8月，在外国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了两个日本官兵被射杀的事件，以此为契机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开始了。
对此，右翼骨干渡边升一认为“支那事变(请注意，这些右翼分子至今不用中国，而仍使用带有歧视色彩的“支那”一词；他们甚至也不用中日战争，更不用说用“侵华战争”，而是用所谓的“支那事变”一词——引者)是因卢沟桥事件而发生的，但卢沟桥事件是因为支那军队开炮而引起的，开战的责任并不在日本。”
大量史实表明，日本在30年代初就开始有计划地准备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入侵。1931年，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3月，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编撰会”教科书把“全面战争开始的契机”描写成两次偶发事件，意在掩盖日本蓄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事实。
关于“慰安妇”的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如何描述“慰安妇”问题的？这里，我们以1997年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与这次通过的2002年中学历史教科书试用本做一比较。
东京书籍出版社的1997年教科书里这样写道：“作为从军‘慰安妇’而被强制送往战场的多是年轻的女性。”日本书籍出版社的1997年本中写着：“也有作为‘慰安妇’而不得不跟随着军队的女性们。”在大阪书籍出版社的1997年本中有三处内容，一处是“还有一些朝鲜等国的年轻女子被作为‘慰安妇’而带往战场”；一处是“不仅是政府方面，而且就是被强制征用的老兵等也提出了给‘慰安妇’个人赔偿的意见”；一处是在战后补偿问题的照片说明中写着“为向日本政府要求战争补偿，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原韩国‘慰安妇’们”。但这些内容在这3个出版社新版的书本中全部删除了。
而“编撰会”撰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则根本没有涉及“慰安妇”问题。该会的负责人西尾干二多次谎称：“真正被强制送往战地的‘慰安妇’一个例子也没有，完全是谎言”，“编撰会”的执笔者之一滕冈信胜声称：“‘慰安妇’们是伴随着业者一起到战地去劳动的人，称呼她们为卖淫者是可以的。”“编撰会”的主要执笔者坂本多加雄污蔑“慰安妇”问题的历史是“建造厕所的历史”，他说：“什么厕所的构造啊，日本的犯罪史啊，的确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联，但那些并不是构成《日本史》必要的东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编撰会”的赞成者，他曾指出：“由于贫富差别，贫苦女性无论什么时代都会出卖自己的肉体。”他还胡说慰安妇“是以自己的名誉为代价而赚钱的人”。“像这样的暴露卑鄙本性的问题，根本没有必要记入教科书。”“编撰会”反对将“慰安妇”问题放入教科书还有一个强词夺理的理由，是知道了“慰安妇”的历史就会“破坏儿童的人格”。
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右翼和保守政治家历来辩白最多的就是：“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是妓院老板为了赚钱而实施的，因此所谓的“‘慰安妇’制度与日本政府和军部无关”。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尽管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全部公开“慰安妇”问题的文件，甚至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但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文件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强征“慰安妇”，昭和天皇曾颁布第519号敕令《女子挺身勤劳令》，这项法令于1944年8月7日公布，法令上面还有内阁4个大臣的副署，它对女子挺身队的选拔方法、时间等都有明确规定。事实上，日本的外务省、厚生省、警视厅、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等部门，均积极参与了“慰安妇”的征集、运输等工作。
关于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问题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主攻问题之一，近年来他们出版大量书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掀起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2000年1月23日，右翼势力在大阪和平中心召开“20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验证南京大屠杀”集会，是一次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最淋漓尽致的表演。右翼教科书自然也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大做文章。
叙述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前，“编撰会”有意将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写入了南京事件，“国民党士兵袭击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和基督教教堂，对外侨进行掠夺和暴行，并有人死亡。”而关于日军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事件，“编撰会”只是非常简单地写道：“12月，占领南京(这时因日军的原因而有不少民众死伤。南京事件)。”在“战后远东审判”一节中，“编撰会”的送审本称：
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人口增加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之中，即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
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原书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
该书强调南京大屠杀在“资料上也有一些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意在将极少数的异议渲染成普遍性的争论，误导读者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这一史实的结论。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出现的空前的强奸案，帝京大学教授、前《产经新闻》编集委员高山正之《日美“比较谢罪”考》认为纯属是谎言，他说：“如果真是像朝日新闻所说的，日本兵一天中以10个女人为对手强奸，那么，也许在南京会生下数万个不幸的强奸私生子。”高山正之这位教授忘记了有多少妇女在被强奸、轮奸之后即遭到日军的杀害，她们根本就无法活下来向世界控诉这血腥的暴行，还有一些妇女确实怀孕了，但她们在1938年纷纷把因遭日军强奸而怀上的胎儿打掉了，这些在1947年对谷寿夫的判决书附录中有大量的事例，还有不少传教士的记录。
另外，在其他7个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原来对南京大屠杀记载的有6个出版社，这次也出现倒退现象。日本教育出版社1997年本记载：
日军占领上海和首都南京，夺走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秩序。占领南京之际，日军大量屠杀许多包括放下武器的士兵、儿童和妇女，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掠夺，这就是南京事件。事件的牺牲者达20万以上，中国方面认为包括死于战场的达30万人。这一日军的暴行遭到世界舆论的抨击，但是一般的日本国民在战后才知道这一历史事实。
在新版本中缩短为“日军战线向南扩展，占领上海和南京时，夺去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犯下了包括杀害俘虏、儿童和妇女的暴行。”关于屠杀人数书中则省略去了。日本书籍社新版本这样记载：“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当时，因为据称有20万的俘虏和平民遭到屠杀，所以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比过去强调“屠杀了包括女性、儿童和俘虏在内的15万到20万中国民众”的描述也有所倒退。东京书籍的版本写道：“战火从华北向华中蔓延，同年日军占领南京。在这一过程中，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这就是‘南京事件’。”日本文教出版社的新版本更简单：“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这就是南京屠杀事件。”
关于三光政策
“编撰会”完全删除了这类日军暴行的记载。其他7个出版社也有很大变化。这7个出版社中，过去有5家出版社记载了这一事实，如大阪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本记载：“另外，从1940年开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作战，摧残中国人民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出版社的1997年版本写道：“七三一部队在中国进行了国际公约禁止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俘虏称为‘原本’，对其进行活体解剖和人体实验。”日本文教、清水书院等版本也有类似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在新版本中全部予以删除。关于“三光”作战，现在只有日本书院一家在新版本中有一段内容：“日军从1940年起为摧毁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行动，中国方面称之为烧光、杀光、抢光的所谓‘三光’作战”。这样就大大削弱了这一“日本特色”暴行的分量。
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
“编撰会”的版本也回避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严重战争犯罪问题。
中国是人类迄今为止受细菌战危害最大的受害国。战争期间，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的浙江、湖南、云南等地实施细菌战。仅在浙江一省，日军对宁波、衢州、义乌、丽水等地区投放带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鼠疫大爆发，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惨死。日军对云南保山城投放细菌，致使这个西南枢纽几乎变成空城。日军在哈尔滨设立七三一细菌部队，现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卑劣凶残的反人道、反人类的严重战争罪行是决不能原谅的。而且，日军当年弃置在中国东北的化学炮弹足有200万发，这些化学弹仍在造成当地儿童、妇女的伤亡。
(摘自《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17.00元。社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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