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天明

　　维和警察的身份，说白了，就是手持联合国的“上方宝剑”，在任务区里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虽然，他们与殖民者、占领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民族、宗教、派别等各方面的原因，任务区的老百姓对维和警察在心理上还是有抵触情绪的，巡逻途中，经常可以看见敌视的目光；办案过程中，经常遇见不配合的举动。

　　2000年1月，为体现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扩大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并向世界展示中国警察的风采，应联合国的请求，中国政府首批派遣15名维和警察开赴东帝汶。同年9月，又增派了40名。2001年1月，又向亚洲以外的波黑地区派遣了15名。此后，维和人员基本上是一年一轮换。目前，在东帝汶的中国警察达到70人左右，在波黑是15名。迄今为止，中国已先后向东帝汶、波黑任务区共派遣了198名维和警察。这些警察以过硬的素质、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国际组织、当地百姓和各国警友的好评。

　　日前，记者专程到沈阳，采访了“中国维和警察第一人”、中国刑警学院侦查系主任廉长刚和波黑维和警察、省公安厅的刘耀南，获知了中国维和警察“爱洒东帝汶、情系巴尔干”的鲜活故事。

　　在米卢的家乡执勤

　　无论是在东帝汶，还是在波黑，对中国维和警察来说，生活中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租房难、房租贵。但是，一旦租好了房子，淳朴、善良的东帝汶、波黑房东们，就会对来自远方的中国警察高看一眼，并在朝夕相处过程中与中国警察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珠海女警刘丹到了东帝汶，几个月时间就搬了3次家，最后才住进了罗娜家。与她一起租房居住的，还有6名中国男警友。4间房子，他们是2个人住一间，而刘丹则享受特殊待遇，自己单住一个带洗手间的房子。

　　罗娜家在帝力算个生活殷实的中产阶级，她的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是老师。在8个兄弟姐妹中，13岁的罗娜排行老五，又漂亮，又聪明，很受大家的喜爱。她特别喜欢与刘丹在一起玩，向刘丹学说中国话，请刘丹讲中国故事，当然，她也教刘丹不少当地的德顿语，比如早晨好叫“蹦底呦”，下午好叫“蹦踏底”。而在刘丹做饭时，罗娜则喜欢在一旁学习中国饭菜，有时还主动帮助刘丹“打下手”。一次，刘丹买了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不知从何下手去处理，罗娜端过洗菜盆，三下五去二，很快就把鱼杀死、洗净了。

　　东帝汶的生活虽然缺衣少食，但是当地人天性乐观，能歌善舞。一次，中国警察们花几十美元买回一只全羊，邀请罗娜一家共聚晚餐。罗娜一家非常高兴，每个人都穿上民族服装，一边吃喝，一边唱歌跳舞，罗娜还表演了向刘丹学的《同一首歌》，她一人唱，中国警察大家和，气氛非常融洽。

　　2002年2月，刘丹等人完成了一年的维和任务，依依不舍地告别老房东。罗娜母亲赠送每个人一条当地产的手工编织围巾，上面分别绣着每个中国警察的名字。罗娜哭得像泪人似的，一遍一遍地对刘丹说：“我一定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多挣钱，到时候去中国珠海看望你！”

　　吕志勇来自杭州，2001年11月5日被分派到米卢故乡——波黑班尼亚卢卡市区派出所，这里距离萨拉热窝200多公里，90%以上是塞族人。

　　也许是米卢的原因，当地老百姓对中国警察的五星红旗胸牌比较熟悉，很多人见面后都会说：“china”、“china”。

　　吕志勇的房东是一对和善的塞族老人。男房东退休前是班尼亚卢卡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长着一头长长的、花白的头发，面相上酷似爱因斯坦；女房东是位金发碧眼的胖老太，在聋哑学校当老师，生性乐观开朗。

　　吕志勇与房东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他管男房东就叫“爸爸”，管女房东叫“妈妈”。

　　波黑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当地人有用木材烧壁橱的习惯。每当吕志勇下岗回来，看见“爸爸”挥动斧头，在院子里使劲地劈柴的时候，他就二话不说，脱掉警服，接过斧头，帮“爸爸”干活。有时候，“妈妈”做了好吃的，就叫他过去一块改善一下。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吕志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随身带的医药派上了大用场

　　东帝汶的生活环境、卫生条件都比较艰苦，蚊蝇乱飞，传染病比较多。为了保证中国维和警察的身体健康，在他们动身以前，公安部专门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个急救箱，里面有蛇药、治疟药、感冒药、肠胃药等等。

　　到了东帝汶，他们才发现，当地人生病了，不少人宁可信巫医，也不上医院。一次，罗娜的母亲病了，又是发烧又是咳嗽，卧床在家不能上班，其症状也就是感冒。一连几天，不见好转。刘丹悄悄地问罗娜：“你妈去看医生了吗？”罗娜摇了摇头。刘丹打开急救箱，给了她几片药。罗娜不知道这些药是做什么用的，刘丹耐心地给她解释了一番，罗娜才把药拿走了。第二天，罗娜母亲就下床了。她领着罗娜，拎着一串香蕉，到刘丹屋里登门道谢。还有一次，罗娜大姐的儿子也生病了，一阵子冷一阵子热。中国警友们很焦急，大家琢磨着，这个小孩可能是染上了疟疾。于是，就从急救箱里找出抗疟药，让孩子吃了，很快就治好了。

　　送医送药，还使中国警察赢得了当地人的信赖。有一次，李晓峰所在辖区里，一名孕妇不知得了一种什么怪病，几天说不出话来。家里人都被吓坏了，孕妇的丈夫误以为是隔壁的一个老太婆捣的鬼。那位老太婆以前做过巫师。孕妇的丈夫威胁说：如果我妻子的怪病还不好转，就要杀死你。吓得老太婆跑派出所报案，一把鼻涕一把泪，述说自己的冤枉。大家送走老太婆，商议着如何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一位来自广西的警友初通医道，他觉得孕妇的怪病可能与妊娠反应有关系，于是，就从急救箱中找出一瓶“保济丸”，送给孕妇的丈夫，嘱咐他让妻子一天服一丸，连服三天。那男人半信半疑地把“保济丸”拿回家。两天以后，他乐呵呵地跑到派出所，来向中国警察道谢。一场人命官司顿时烟消云散，中国警察也因此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中国，中国！”、“China，China！”

　　东帝汶的华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高，仅有2%。但是，在东帝汶的影响力却不小，许多富人都是华裔或有华人血统，在当地人中间，会说几句中国话的人并不稀奇。中国警察出去巡逻，常能听到当地人友好地高喊“中国，中国！”、“China，China！”交谈时，有些老人还知道中国有“长城”、“北京”。

　　在维和过程中，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东帝汶人很害怕中国警察。这是因为港台的功夫片在东南亚很有市场。“中国人都会功夫”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所以，一旦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其他国家警察赶过去，东帝汶人并不在乎，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而中国警察一出现，他们立马会放开对手，夺路而逃——因此他们都不想尝尝中国功夫，不想尝尝中国警察的铁拳头。

　　难忘的东帝汶朋友

　　在东帝汶维和期间，徐志达作为帝力市科摩罗分局司令官，与东帝汶社会各界交往频繁，他也十分注意与当地人，特别是在分局工作的当地人交朋友，通过交朋友来了解东帝汶，通过交朋友来更好地完成维和使命。他的不少部下就是东帝汶人。他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东帝汶人的信赖，而且，这些勤劳、善良、聪明的东帝汶人，也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在《东帝汶维和亲历记》中，他对一个名叫海莱娜的东帝汶警察做了深情的回忆——

　　海莱娜是首批经过3个月联合国维和警察培训的50名当地警察之一，分到我局时，我第一次翻阅他们的资料时，我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东帝汶的007(海莱娜的警号)是位女性！”后来的考察证明，这位007还的确是位不同寻常的女性。

　　有一次，一辆公共汽车因着火而发生了爆炸，我们前去控制现场。我命令警察在大火未被扑灭之前，阻止一切车辆通行，以免发生不测。但当地的司机既野蛮又不听指挥，仍然想把车开过来看热闹。这时，只见海莱娜勇敢地站在马路中间，用身体挡住了汽车的通行！她对工作的热爱和敬业精神也是其他帝汶警察所不能比的。一天下午，因临时有事，前去接她上班的警察去晚了，她上班迟到了一小时。到局里后，她哭着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每次到时间他们不来接我，我都是自己打出租车来上班，我今天兜里一分钱也没有，所以迟到了。”我和颜悦色地劝解道：“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如果没人去接你，你可以待在家里，不必自己打出租车来上班。”她哭着说：“我想上班，我想工作！”我被她感动了，马上把她的上司叫到我的办公室：“今后，如果你们无法按时去接海莱娜，用电台通知值班室，由他们来接送！”

　　这位相貌并不漂亮的22岁东帝汶女警察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记忆，她具有一个好警察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勇敢而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努力说服负责新警培训的官员，把她留在我局，并把她调到刑侦队，让她开始学习刑侦技术。她大概是所有新警中，第一个在维和警察的指导下开始独立办理简单案件的东帝汶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