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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学者对话:中美峰会具有实质意义

http://jczs.sina.com.cn 2002年11月11日 22:47 环球时报

  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的第三次会晤,是否象征多于实质?中美关系的缓和是因为谁的变化?美国现在如何定位中国?

  本期“对话”邀请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戴维·蓝普顿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教授,中美两国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一番有益的讨论。

  (本次对话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主持)

  中美的共同利益在哪儿?

  主持人:有学者认为刚结束的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能否谈谈你们的观点?

  蓝普顿:首先,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象征性的东西就是实质性的。某些人对中国、对中美关系持怀疑态度,首脑会晤就是对此的回答。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如果不包括APEC会议,双方没有举行一次首脑会晤。而现在两国领导人在一年内会晤三次,这表明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我认为此次会晤确实有着实质内容,例如中美双方准备恢复军事交流。坦率地讲,两国军方是相互疑虑的。我记得这已是美国总统第三次命令美国军方恢复双边军事交流。

  此外,在会晤准备期间,双方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行动。例如中方在两个月前颁布了《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与之配套的《管制清单》,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正是美国人十分担心的问题。这说明,中方向美国人表明了他们对美方所关注问题的重视,当然,这些也是中国自己很重视的问题。

  最后,双方在经济问题上也达成了一些协议。美国人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我想,这次会晤应该让波音公司感到高兴。

  王缉思:我完全同意蓝普顿教授的观点。象征性的活动对实质性问题也有作用,而且,会晤的准备过程也是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根据我对双方会晤准备工作的了解,对问题领域的安排和讨论主题的确定,使双方工作人员必须正视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展。此外,如果两国领导人在一年之中会晤三次,这也要求国内有良好的政治气氛相配合。中国的报刊、电视等媒体需要营造一种与首脑会晤相适应的气氛,今年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不单是中国媒体,美国的媒体也是如此。这也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另外,我想说说台湾问题。每次在中美之间举行首脑会晤,台湾都急于想知道中美首脑说了些什么,会对台湾产生什么影响。台湾对中美首脑会晤是非常敏感的。对于追求“独立”的台湾领导人来说,中美首脑会晤都是一种打击,这使他们不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蓝普顿:每当中美双方走得很近的时候,台湾就会感到紧张。1998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三不”政策,使李登辉感到很恐慌,于是他提出了“两国论”。因此,一方面应向台湾表明,中美双方在保持台湾海峡稳定方面有着重要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刺激台湾,使它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这是一个“平衡”问题。

  主持人:我们听说,这次首脑会晤大部分时间在谈双方可能互助的领域。在美国,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变化,导致中美双方更为合作。中国则认为,中美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是因为布什政府改变了立场。对此你们怎么看?

  王缉思:这说明双方都采取了务实的立场。从中国的角度讲,最关心的是国内建设和即将召开的十六大,与美国的关系虽然很重要,但要从国内大局来考虑,不能让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健康的与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并不希望成为美国的敌人。

  而对美国领导人来讲,与中国的关系显然也不是最优先的事情。现在美国最关心的是本土安全与反恐。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能够对美国有所帮助。中国不支持在任何国家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这是中美关系一个新的积极因素。

  蓝普顿:中国和美国都清楚,良好的关系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那么我们双方在追求什么样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互相有需求。美国现在正在打一场全球性反恐战争,它面临着实质性的全球挑战。世界上22%的人口生活在中国,从战略上讲,美国不想自找麻烦。

  第二,从世界经济方面来说,与欧洲、日本相比,中国经济是一个亮点。美国资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场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中国也同样认识到,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三,美国人非常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南亚地区是有核国家可能开战的地区之一。在今年上半年的南亚冲突中,中国采取了非常合作的立场。此外,朝鲜也试图拥有核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比美国对朝鲜有更大的影响力。

  至于中国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的,这一点我不太好说。但是,中国也从世界经济中获益,中国出口产品的约40%最终流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管美国的立场在中国看来是好是坏,美国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我认为,就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来说,我们都需要与对方进行合作。

  中国是对手?是伙伴?

  主持人:你们两位教授都强调了合作。但布什是如何定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在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排在美国伙伴名单的最后。

  蓝普顿:我不能代表布什政府来解释其安全报告。但是,与政府刚开始时的说法相比,中国被列在伙伴名单中,这就是一种进步。政府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认为,布什对中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相互斗争。一方面,布什看到,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机会和文化机会,我想这种看法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在经济、文化领域,他希望双方能够合作。另一方面,他接受了战略顾问们的建议: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其实力变得强大时,它会把某些经济资源投入军事领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会进行军队现代化的工作(我个人也认为中国会这样做)。因此,双方之间的摩擦会增多。这两种想法都有代表。总统从不同的部门获得不同的观点。但是,我的结论是,从平衡的角度看,美国将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王缉思:我更不能替布什政府去解释它的立场。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布什的国家安全报告。一是哲学、意识形态的层次,另一个是战略、地缘政治的层次。布什政府看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从战略的层面看,中国不反对美国;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看,中国不赞成美国。综合起来,美国既不能完全把中国放入黑色区域,也不能完全把中国放入白色区域,在我看来,它只能把中国定位在一个灰色区域。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这可以从政府官员的不同讲话、声明中得到反映。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说,“中国是一个朋友”。但是,在美国国防部看来,“中国是一个问题”。许多战略家也认为把中国看成威胁是一种合理的想法,因为他们需要为美国庞大的军事预算的正当性进行解释。

  我感到担心的问题是,美国需要克服一种幻觉,即美国始终需要一个敌人。现在美国的敌人是伊拉克,谁知道美国的下一个敌人是谁?它可能是伊朗,可能是朝鲜,有些人认为从长期看,伊朗会取代伊拉克。我希望下一个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对双方政府都提出了挑战。因此,就短期来说,我对中美关系持乐观的态度,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当一些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中国国内政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知道,价值观念是一回事,战略考虑是另一回事。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即美国政府会更为务实地把中国视为战略伙伴而不是战略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察一些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并探讨双方如何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地区稳定等。

  蓝普顿:有一点我不同意。我并不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从美国的观点看,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的问题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针对世界的。它们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并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不需要在采取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我理解中国为什么对美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安。美国最为担心的是,在对这个问题的界定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认为伊拉克、伊朗、朝鲜的行为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问题,而且对它们所处的地区来说也是个问题。1998年,朝鲜向日本上空发射了一枚导弹,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希望与美国在导弹防御上进行合作,我想,这是中国不愿看到的现象。

  王缉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说,“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点”。中国既不是激进国家,现在也不是高技术国家,所以显然不在重大威胁之列。但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说到,美国需要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它的军事地位,这就让人想到是否在指中国。中国与激进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在技术层面总是要进步的,中国未来可能获得更高的军事技术,成为军事强国。那么,美国会不会把崛起的中国当作威胁呢?美国的战略矛头是不断变化的。冷战时期,矛头是苏联,两年以前是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现在是伊拉克,谁会是下一个呢?我理解蓝普顿教授为什么不同意“美国需要一个敌人”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自冷战以来,任何一年,美国都有自己的敌人,这一点使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

  蓝普顿:我觉得可以从另一个我通常不采用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你所说的米洛舍维奇、北朝鲜、伊拉克的情况,这些国家不仅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点,而且从美国角度看,这些国家也是野蛮地对待自己人民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在欧洲是一个巨大的人权问题。伊拉克,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是唯一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毒气的国家,更不用说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了。在朝鲜,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死于饥饿。因此,我认为,美国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一部分与激进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有关。但另一部分的目的在于,有些体制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恶的,事实上,这才是在美国世界政治体制中被人们反对的东西。这三个国家无法在道义上为自己辩护。

  中国的变化取决于中国自身

  王缉思:某些美国人支持在这三个国家实行政权制度的改变。但是,美国也希望中国进行政权制度改变,中国对此非常敏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进步,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民主,并逐渐进入法治阶段。如果把这看作是制度的改变,那么我对此也是赞成的。我听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和政策顾问私下讲,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法制建设、基层选举等等。但是,有些人则可能不同意。他们说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更大的时间跨度来讲,美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制度建设过程,然后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并要求中国怎么怎么做,这是不合理的。

  蓝普顿:中国的历史、文化规模,使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这导致任何外部力量包括美国都不能够真正地改变中国。中国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这种变化是由中国人自己选择和进行的。每一个务实的美国人都会认识到,中国的这种变化使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好了。

  在政策制定部门,包括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实行制度改变是完全离题的。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改变会成为美国政府日程上的事情。美国的看法是,中国人出于自身的原因,并以自己的方式,向着从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是积极的方向进行制度变革。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最现实的考虑是美国如何可以帮助这一进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重要,因为它能使很多美国人认识到中国正在进行改革。但我不认为迫使中国进行制度改革是一个严肃的想法。

  主持人:谢谢两位就中美关系进行对话,这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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