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25日，江主席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与美国总统布什在“家庭气氛”中友好会晤，并提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为中美两国抓住机遇、扩大共识、超越异同、推进建设性合作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框架。

　　一、建设性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

　　经过两国领导人及人民的不懈努力，中美之间达成推进建设性合作的共识。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还有很强的偏见和怀疑，但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中美之间本来一直存在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但苏联解体后，美国未能摆脱冷战思维的惯性和实用主义的束缚，看不到甚至故意忽视这些共同的利益，任由“中国威胁论”发酵，在中国定位问题上忽左忽右，过多强调中美分歧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未能得到更有效地开发和推进，而一些本来可以协商解决的分歧以及本可避免的冲突呈危险态势。

　　“9·11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世界观和中国观，对中美共同利益和分歧点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属分歧的领域由于美国或中国调整了政策而向合作方向转变。从前美国把中国政府打击搞恐怖活动的“疆独”组织视为人权问题，现在布什政府承认“疆独”为恐怖主义组织，使中美之间有了更坚实的合作基础。

　　布什政府出于反恐、“倒萨”等迫切需要，向国际社会压力做出妥协，并认识到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以及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政府9月提交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8部分宣称要“制定与其他主要全球权力中心的合作性行动日程”，将“军事优势、大国合作、政权改造”作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欲以此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布什提出的“其他全球权力中心”是指美国以外的主要国家力量，包括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其次是俄罗斯、印度，第三类是中国。这样实际上等于继承了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概念，承认他们是与美国平等的“全球力量中心”，而没有像前任那样只称他们为“主要力量”,首次体现了布什竞选时提出的“谦逊外交”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为关注的国家，与中国合作被赋予特别的意义。

　　中美两国同意，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并深化合作，也要在利益不同及以存在分歧的领域建立互信，谋求合作。在习惯上被认为是中美之间发生分歧的领域，一经转换思维方式便可成为合作互动的领域。中美之间将进一步扩大在反恐、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协调。

　　布什在与江主席会晤时，表明担心朝鲜搞核武计划，并反对朝鲜半岛成为拥有核武的地区，承诺要为解决朝鲜核武器危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布什说，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的过程，将为中美两国提供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江泽民重申，中国始终坚持朝鲜半岛应该保持一种无核化状态，中国全然不知目前朝鲜所承认的核武计划。美国总统布什重申“我们要确保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其中包括表明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中美军事交流将在平等互利、加强信任的基础上展开。中美法律和执法合作将进一步深入。美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向中国提供跟WTO有关的技术援助，国会拨专款用于商务法律发展项目，在中国开展商务法规训练。中美之间在打击洗钱、防治艾滋病、计划生育、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二、“和而不同”是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中美之间不仅要在共同利益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还要在分歧领域化解分歧，但中美之间谋求化解分歧，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处处与美国看齐或“苟同”。美国如果有“不同则不和”的心态也必将损害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在文化、价值观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这种思维方式既制约了中国对外开拓的进程，也注定中国不搞扩张的禀性。但美国文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鼓励“敢为天下先”。所以美国总是将最先进的科技用于研制并部署最先进的武器系统，通过军事强权向全世界扩展其势力，给美国带来的是资源供应的全球化、生产基地的海外化、商品市场的世界化、消费水平的美国化，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契约论、三权分立、代议制等理论建立了资产阶段民主政府体制，这种制度在政治上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过分膨胀，却在经济上刺激了对利益的无限欲望。美国资本的扩张加剧了对世界资源的攫取和开发，进而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紧张，也造成了文明之间的深层敌对。美国对内政策的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民众的权利和资源，但其对外政策的高效率却造成了美国在海外有过度扩张的危险。这种制度使美国成为一种矛盾的“现象”：亲美与反美力量共长，“山巔上的灯塔”照亮的可能不是向往自由的人们，而是引燃反对美国扩张的“仇恨火花”。

　　中国尊重美国的制度模式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但我们也不讳言两国之间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旨在建立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为基础、剔除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先进民主制度。但美国对中国的制度和成就并没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责中国“尚未就改变国家的性质采取根本性的改革步骤，”断言“中国迟早会认识到只有社会和政治自由才是建立伟大国家的唯一出路”，发誓要在中国推进“民主和经济开放”，并认为这是维护中国稳定和国际秩序的最好基础。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否成为美国的伙伴，一个民主的中国是必要的前提；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美国“不会感到安全”。报告也肯定了中国已走上政治开放之路，如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举行村级选举，但指出美国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中国实现思想、集会和信仰自由”。

　　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江主席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他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江主席的这段论述应成为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距离产生美感，“不同”也是一种美。这种“距离”不是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距离，“不同”绝非民主与不民主之间的不同，而是为了谋求各自国家和世界人民利益采取的不同模式，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殊途同归。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其主语是“君子”，也就是说两国必须都是对人民、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才能达到“和而不同，不同也和”的境界。那种以为只有“相同才能合作”的想法是不对的。换言之，“小人同而不和”，即使两国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奉行同样的“主义”，如果对国家利益缺乏正确的认识和选择，也免不了要发生冲突。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战争，甚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文化可谓相同，价值理念不可谓不同。正因如此，1848年英国人才感叹“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美之间要实现长久友谊，需要达到两个超越，一是对国家利益的超越，二是对不同价值观念的超越。按照现行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础，利益一致时才能合作，利益不一致时就分裂对抗，利益减少时就制造磨擦。这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误导，势必导致外交中大兴实用主义。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国家间是敌是友只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正是历史上乃至当念世界上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不同价值观念、治国模式的不同不应成为发展国家间合作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一国对另一国干涉的借口。所以国际关系只有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进步为目标，才能摆正各自国家利益及其共同点或分歧。

　　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并不足以维护中美关系。中国强调，要站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高度和为长远着想的角度来审视中美关系，合作不仅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不是为了分享“战争红利”，而是为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着想。只有在这个高度上达到“志同道合”，中美合作才能持久健康地向前发展。(魏宗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