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奋斗无终点——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为民

　　张治民

　　2002年1月31日，一位从延河边走来、一辈子献身于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工程系主任杨为民教授，结束了他六十七载的人生。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恪守着“人生奋斗无终点，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信条，实践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项目，航空事业的难题就是我们必须攻克的堡垒”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在那技术落后的年代，超级大国的高空无人驾驶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达了研制无人飞机的任务，年仅30多岁、火箭系毕业留校的杨为民被任命为无人机总体研究室主任、总设计师。当时，资料极其匮乏。杨为民义无反顾地为这个课题拼搏了近10个春秋，终于在1978年使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飞机通过了定型试飞，结束了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外国的历史。

　　杨为民并没有因为取得的成绩而停止对国防航空事业的研究和进一步探索。他针对“运七”飞机寿命短、故障多的“症结”，带领无人机总体研究室的全体人员从解决飞行时间入手，创造性地开展了我国对可靠性工程的研究。80年代这项工程还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边缘科学，国内研究也是一片空白。对于从来没有涉足过可靠性研究的杨为民来说，困难自然相当大，有人劝他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你都50多岁的人了。现在大家都搞把握大、成果快的项目，你却搞一个没有把握，又难出成果的项目，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杨为民回答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项目，航空事业的难题就是我们必须攻克的堡垒！”

　　为了尽快地对可靠性工程作系统的研究，杨为民带领他的研究集体下工厂、访部队、走“三线”，经过上万次试验，“运七”飞机机载设备寿命延长到了2500—5000小时，总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外同类飞机水平，长了民族航空工业的志气，为我国可靠性工程研究的应用打开了局面。紧接着他又投入到民航干线100座的中型飞机可靠性工程研究，把可靠性工程研究扩展到了舰船、车辆、卫星、火箭等诸多领域。在上述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可靠性工程专业，提出“可靠性系统工程管理”方法论，并提出科学管理策略，为国防科技重点型号可靠性设计、试验纳入规范管理渠道和提高重点型号的可靠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创新就是倾注着献身精神的万里长征”

　　在科研同事们的眼里，杨为民是一个为了科学研究不屈不挠、甘于献身的“拼命三郎”。

　　一次，杨为民在机场指挥无人机试飞时，突然手摇吊车失灵，飞旋的摇把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掀起一大片皮肉，顿时血流如注，送进医院缝了40多针，动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手术，而出院后，他就直奔机场，把全部精力扑到了试飞工作上。伤口感染了，化脓了，他仍坚持工作。在机场一呆就是40多天，硬是等完成了试飞任务才回到医院治疗。揭下他脸上的纱布，看

　　到他几乎溃烂穿孔的腮帮，医生都急了：“为什么不按时治疗，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要命工作的人！”从此，杨为民的脸颊上多了一道醒目的疤痕。

　　工作中的杨为民，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着的发电机，他与时间进行着没有终点的赛跑。他的助理小杨保存着一摞厚厚的工作日程表，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安排，其中一张一周工作日程表记录了他在短短七天里，竟要奔波于廊坊、沈阳、北京、湖南等地，要在部队、研究所、学校等多处作报告或讲课，为了赶时间，有两晚上还是在车上度过的。

　　一年春天，大家看到他脸色很难看，不由分说代他办理了医院检查手续，学校也作出了让他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检查的决定，可他还是拖到了夏天，最后硬是被同事“逼”进了医院，即便这样，他居然将办公室“延伸”到了病床。检查结果出来了，杨为民的疾病加起来竟有七八种之多，他一听就急了：“我得出院，否则毛病越来越多，到头来什么都干不成了，我杨为民至少还能在岗位上干8年，就必须抓紧时间，把年轻人带出来，把可靠性工程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有人问他：“你到底图个啥？连命都不要了？”杨为民说：“创新就是倾注着献身精神的万里长征。”

　　“我永远记着，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

　　杨为民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儿时是跟随父母从太行山到延安，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杨为民说：“我永远记着，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老一辈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

　　1995年夏，母亲得了重病，他没有请一天假。同事们知道后表示慰问，杨为民说：“系里工作这样紧张，你们不用管我。”同事们看他白天上班，晚上陪护母亲，太辛苦，劝他请几天假。他诚恳地解释道：“如果因为家事误了工作，母亲也不会安心的。”他爱母亲，但他更记着母亲的教诲，“要始终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拼搏”。

　　对个人和家庭，杨为民舍己为公；对待他人和集体，他满腔爱心。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为青年职工盖起了新楼，自己却和老伴住着旧房。

　　对各种荣誉和奖励，杨为民总是“退避三舍”。系里评先进，大家总推举他，上报时却一次次地被他利用系主任的“职权”勾掉了。他说：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是大家的，为什么总是记在我一个人的账上呢？

　　在旁人的眼里，杨为民带领科研集体为国家创造了亿万财富，他一个人又担任了8个科研院所的技术顾问和国防科工委可靠性专业组的组长，主持着以千万元计的科研项目，获得过数十项科研成果奖励……这些完全可以使他进入令人羡慕的“高收入阶层”。然而，他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一张床上堆满了书籍，一张床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被褥，一张旧两屉桌，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还有一台他父亲留下的50年代的单门电冰箱，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