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宁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一等秘书王建平于6月29日晚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遇害之事发生后，国内和国际反响都很激烈。遇害者与枪手的特殊身份暗示着这起事件会有复杂的背景。

　　随后吉警方逮捕了3名涉嫌枪杀王建平的嫌疑犯，吉国内务部公布的信息显示，疑凶具有明显的“东突”背景。但吉国国安局局长伊曼库洛夫却表示，与王建平同车的中国籍维吾尔族商人乌马尔才是枪杀的真正目标，王建平是商务纠纷中的意外受害者，该谋杀没有任何政治动机。

　　所以，吉国表示，嫌疑犯不会移交给中国，而是在比什凯克受审。

　　目前吉国还没有公布案件调查的具体过程及相关证据，但就已有信息来看，王建平纯属意外遇害之说，存有不少的疑点。

　　最令人怀疑这个案件有复杂背景的事实是嫌疑犯的身份。已经被捕的嫌疑犯埃尔金(YakubErkin)是中国维吾尔族人，为“东突”组织“自由土耳其斯坦”的成员，这个组织经常策划并实施恐怖袭击；而另一名嫌疑犯卡拉(MustafaKaray)也是中国维吾尔族人，曾经在中国因刑事犯罪而遭通缉，此人后来在车臣和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现在持的是土耳其护照。

　　而据说被怀疑是凶杀策划者的哈尔孙·哈利尔，其国籍虽然还没有被证实，但他在被捕后立即供认不讳的举动，有悖常情，令人生疑。更何况吉国的报道指出，哈利尔与乌马尔之间关系不错，并无迹象表明他雇人枪杀后者而殃及王建平。

　　另一个令人怀疑的地方是枪杀的方式。按照常理来论，如果是单纯的刑事仇杀，无论是策划者，还是行凶者(何况其中还有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的人)，都应该选择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方式。但事实却是，凶手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最繁华的市中心———高尔基大街与潘菲洛夫大街的交口处———枪杀目标的，选择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8时，这在当地是交通高峰时间，天色尚未暗下来。这样的行事方式反倒好像是要尽可能扩大事件的影响，同恐怖主义行动的一贯手法与特征一致。

　　第三个方面，乌马尔在自己的私车里以商人身份遭受杀害，似乎能够表明这起案件并无政治色彩。但事实上，从历史事件来看，“东突”分子恐怖行为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中国政府官员或者汉人，还包括同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维吾尔族人。而乌马尔正好是这样一名同中国使馆关系密切的商人———甚至被当地人称为“大使”。乌马尔虽然已经在吉国取得长期居留权，但仍然是中国国籍。而与乌马尔关系很好的王建平，在使馆的工作职责是：将非法滞留在吉国的中国人遣返回国。

　　王建平乃至乌马尔的工作都很可能被“东突”组织视为妨碍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并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选择两人在同一辆车中的时机杀害他们，才是凶手的真正目的。

　　在案件刚刚发生后，吉国一名内务部官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枪杀王建平案件，可能是一起政治阴谋。另一名吉国内务部官员叶格姆别尔季耶夫也说，没有排除这是“东突”分子为再次试图吸引外界注意而做的可能。但在经过短短数天的调查后就得出“刑事案件”的结论，显然并没有对其他的可能进行充分的论证否定。

　　如果这是一起政治性恐怖案件，吉国在处理过程中就无法避免地要涉及到国家外交、国际法甚至“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规定；而如果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程序将相对比较简单，吉方可以基本依照本国的法律在国内办理此案，无需将人犯引渡给中方，更重要的是，吉国可以因此而避过国内复杂而微妙的民族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拥有437万人口的国家，80个民族，吉尔吉斯族占全国人口的52.4%，维吾尔族人约为4.8万，另外其境内还有近2万的中国维吾尔族人。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维吾尔族是一个跨国界的多国民族，除了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周边国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维吾尔族人。这样一个民族环境，使得吉国在处理相关问题上比较谨慎，能够少惹“麻烦”便少惹“麻烦”。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还有许多恐怖组织。这起凶杀案如果被定为恐怖性案件，吉国就要受到不小的外交压力来解决国内的恐怖组织问题，并且日后发生类似事件都将使吉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被动。而将事件定为刑事案件，则可以使之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缓上一步。

　　正是因为这一案件还存在不少疑点和复杂的考虑，中国政府针对吉国的结论，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外交使节在国外被杀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除了要吸取教训加强使馆人员的保安工作外，更需要所驻国政府积极打击恐怖主义与犯罪。

　　目前，吉国还没有“反恐怖法”，在对付恐怖组织和活动问题上，留有缺口。但吉尔吉斯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对于其国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必须要加强取缔措施和打击力度。即便如吉方所说的，王建平遇害案是刑事案，但凶手是恐怖分子已经确凿无疑。按照“上海合作组织”的有关协议，吉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