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新闻时政杂志《华声视点》在2002年第七期刊登了一组有关日本的文章，以下为其中的一篇。

　　去年以来，中日关系中出现了多次不和谐的音符：东海不明船只事件；教科书事件；修改无核三原则发言；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都以日本政治整体性右转，日本争取政治、军事大国地位，抢夺亚洲主导权的野心不断膨胀为背 景。日本外交中的种种表象，背后都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从技术上明确这些事件的背后故事，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动因。

　　政客与官僚

　　可以认为，“政”“官”矛盾和日本外务省内部的体制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政”“官”矛盾在日本外交方面由来已久，政客们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有时也的确是限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往往会作出一些对外交工作不利的事情。外务省的官员不仅要为政客们补光，更要经常在事后否认国家高级首脑甚至首相的言论。此外，各种与涉外事务本不相干的内阁成员，诸如环境大臣、法务大臣等等，为了捞取政治分数而在涉外问题上的屡屡“失言”，更让在对外交往上首当其冲的外务省来回灭火，疲于奔命。

　　政客们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认为外务省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行为做事太过拘泥于形式，而且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和对手党派的关系经常是不清不楚。于是经常把外务省抛在一边，利用政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外交工作。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为例，田中内阁自1972年7月7日成立后就着手对华关系正常化，尽管外务省强烈希望主导正常化过程，并利用驻外使领馆多次试图与中国接触，但田中并没有用过外务省的人员，而是用社会党、公明党等各个在野党及民间组织的人员对华联络。后来成为日中联合声明底稿的一份草案，就是由公明党的委员长竹入义胜与中方敲定的，这使外务省后来在撰写当年外交蓝皮书时非常难堪。中日关系正常化本该是这一年外务省工作的一大成绩，但编辑们却发现直到田中访华前，似乎都没有外务省的人员参与过谈判。外务省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日本外务省内部人事关系是出了名的复杂，除去各党派拉拢的外交官外，还存在着前后辈关系、姻亲关系、校友关系等等。以东京大学(主要是法律系)毕业生为主的职业外交官队伍虽然综合素质较好，但却缺乏英语以外的外语能力，而且大多数人都热衷于搞欧美国家问题，生怕因为学会了小语种而被派到那些不被重视的国家去。以现在45岁的外交官(这正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年龄)为例，上大学选主修外语时正是70年代中期，那时的大多数年轻外交官宁愿学俄语去搞苏联工作，也不会对中国问题产生兴趣。这就直接造成了现在的后果，外务省内的“中国通”很少，甚至远远少于战前，各级官员也都缺乏对中国问题的了解。虽然有一部分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研究或一直从事对华工作的官员，相对来说处理对华关系时会理智一些。但他们在外务省并非主流，而且也不能显得过于“偏袒”中国，否则肯定会被戴上“丧失国格”的帽子。而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官员，或者是和党派利益集团联系太深的官员，很多时候就会比较主观的去处理问题。政客利益、业务水平、决策机制等等问题，都造成外务省工作的混乱。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中，从外交角度说是很清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跟日本都没有太大关系。但政客们需要煽动民众情绪来赚取政治分数，外务省内的一些人则想借机排挤一下他们认为过于“亲华”的部分驻华外交官(据说也包括大使阿南惟茂等人)，于是就在事件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急着先给事情定了性，又提抗议又发声明，外务大臣先后7次为此发表谈话。结果双方调查结果公布后，连日本自己的民众都有一多半不相信外务省的调查报告，外务省只能把责任往当事外交官身上推，可前线的外交官自然不会吃哑巴亏。驻北京的阿南大使声明说：

　　“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逃出的居民有很多都非法进入了中国，一旦他们进入馆内，有必要从人道主义角度对他们进行保护并送往第三国。另一方面，去年秋天以来，出于防止恐怖袭击的角度，大使馆自然也应该加强警戒，当不明身份者未经许可进入便要进入大使馆院内时，应该阻止他们的闯入，按照规定在大使馆门外问明事实情况。”这段话真可以作为一盆凉水，给某些人清醒清醒。不过显而易见，在现阶段这种体制下，日本的外交工作还会继续犯这种看似低级实则复杂的错误。

　　政治辈分

　　同时，不同政治派别，有着不同的传统利益，其所代理的经济集团也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利益差异，反映在具体外交事务上，就导致外交政策的前后摇摆和自相矛盾。

　　从政治派别的角度讲，这个政治派别的前身根底是什么政治立场，它主要依靠的选民是哪个地区、哪个阶层，都会影响到它的立场。森喜郎领导的森派，对中国大陆一直不太友好，森本人在下台前还力促李登辉访日。向前追溯可以发现，森派的前身是三冢博领导的三冢派，三冢派的前身则是福田纠夫领导的福田派，福田派的前身呢？是著名的“台湾帮”鼻祖岸信介派，要知道，一脉相传的不仅仅是派别，还有着传统的政治资金来源和固定的选票源，要保证这二者的连贯性，就要保证立场的连贯性。当然，就是同一派别内，也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如以前小渊派的前身是竹下派，竹下派的前身则是田中(角荣)派，照理说对华关系是不错的，但是受到派内金丸信的影响，小渊派中也有不少年轻议员对华政策右转。这也就不难理解，小渊为什么要在陈水扁上台后指示自民党，要建立与民进党联系的渠道。除了所属派别外，地域和集团利益经常也会左右外交政策，有的地域一直有右翼保守传统。比如群马县选区，世川尧(及其父世川良一)、小渊优子(及其父小渊惠三)、福田康夫(及其父福田纠夫)都同时从这里选出。还有比较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山梨和山口两县，与中国台湾贸易关系最为活跃，山梨县出了著名的亲台派议员金丸信，山口县则先后出了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太郎等人，现在的安倍晋三(安倍晋太郎之子)也是亲台一派。目前，日本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顺差每年约为160亿美元，如果仔细查询议员选区的相关经济情况，对这一议员的政治主张也就明白了一二。

　　“台湾帮”暗流

　　一直在日本政坛存在的“台湾帮”在今天有愈加活跃之势，他们的幕后活动始终都是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一股暗流。

　　所谓“台湾帮”，是对日本政界反共反华、亲台势力的称呼。最早的来源是那些对中国台湾抱有殖民情结的旧官僚、战犯以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包括岸信介、佐藤荣作这样后来担任首相的政治人物。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开始以帮派的形式活动，其组织主要包括“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日华亲善协会”等。其中“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在日本政坛影响最大的亲台政治组织。前一段时间因丑闻下台的自民党干事长加藤弘一，日前声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福田康夫和安倍晋三，以及石原慎太郎等人都是它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该组织至今也不肯公布其全部名单，有一些议员既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又是主张对华友好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青岚会”的成员则多是一些少壮派议员，也多是把自己往右派形象包装的政客。自蒋介石时代起，所谓“中华民国”就不遗余力地在日本政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在50年代日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食品相当缺乏，很多政治人物和公务员的生活也时有困难，此时中国台湾经济虽然并不发达，但却盛产当时日本人最爱吃的水果—香蕉。岸信介由是经常收到整船整船的香蕉，岸信介再以自己的远近亲疏和“公关”需要，“分配”给其他人。经常是香蕉一到东京，就有许多议员秘书赶来取货，不少本来持中间立场的议员，也就由此进入了岸信介的圈子。中日关系正常化后，台湾当局加紧了对日本政治家，特别是议员的拉拢，特别注意在政治资金上对议员提供支持，其手法五花八门，比如议员们举办的一年数度的筹款晚会，台湾当局方面经常出手就买上50万—100万日元的入场券，而且无论这名议员是否是“台湾帮”。可以说很多相对亲华的议员也都有着来自台湾背景的政治资金。至于日常的招待就更不用说了，有议员秘书回忆：“我们定期的被邀请到银座吃喝。整个事务所的人都被招待过。我们又吃又喝，出门时还能拿到礼物。这就是亚东关系协会的派头。自然，大家就同他们亲密起来了。怎么也不会对中国大陆有兴趣了”(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到后来，自民党青年局干脆每年都组织年轻议员到中国台湾访问。可以想见，对于一个以后将要成为议员、大臣甚至首相的人来说，刚刚从政时的这些经历，以及源源不断的政治资金，会对他掌权后的决策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有这些背景的议员，在政治运作中会起这么几个作用：第一、鼓动日本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发展，比如积极促成李登辉访日“治病”等等；第二、影响日本政府和政党的政策制订，使其向有利于台湾当局的方向发展。比如自民党外交调查会要制订《外交政策指针》，“台湾帮”议员就进行了游说，甚至施加压力，使定稿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必须要求两岸关系和平地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防止出现紧张局势从而有损于亚太地区期望的变化。”第三、就是在对华关系中“下绊儿”，一有机会，就试图冷却中日两国关系，中日两国关系最近一些年中始终波澜起伏而没有大的进展，和这一背景不无关联。

　　沉滓泛起

　　在总体上，日本政要们发表不负责任的核言论是出于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内在要求。近几年，日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总想摆脱战败国的限制，在政治大国方面做文章。政治大国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撑，于是日本就要在军事领域里大显身手。1996年4月，日美发表了新安全宣言。1997年，出台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5月，周边事态法案正式成立。9·11事件之后，日本又于去年11月制定了《反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改了《自卫队法》和《海上保安厅法》，扩大了自卫队的武器使用范围。特别是最近日本政府提出了有事法制三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上述法案的陆续出台，在体制上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没有核武器，又缺乏战略导弹力量，终究不能达到军事大国的目的。因此，日本国内就有一部分人要补上这一课，梦想成为“核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同时，日本政坛出现日益右倾化的表现。战后日本历届政府从来就没有对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作过彻底清算。而今，在日本政坛上否定或美化那场侵略战争、鼓吹侵略有理的言论已司空见惯。每年总有一批批国会议员、政府阁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战犯之灵。这似乎已经成为日本右翼政客的表态性行动。在这种右翼思潮沉滓泛起，政坛右倾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个别高官政要的核武装言论也就不奇怪了。文/北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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