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3岁的杨解华，12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任团政治处指导员，17岁那年在一次与敌人的激战中负伤。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她在一个悬崖山洞中一个人苦熬了16个月。“文革”期间，她惨遭迫害……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经受了人间的各种苦难，她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本色，坚强，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进了湖北南漳，采访了这位新四军老战士。　

　　在湖北省南漳县花庄，依河而建的瓦房里安静地住着一个瘦弱而普通的老人，她身材清朗，从人前走过的时候，没人会留意到她；然而又有谁知道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传奇式的人生惊天动地。她叫杨解华，今年73岁，曾是一位新四军女战士。　　12岁参军，已故国家主席李先念给她取名叫“解华”

　　1929年腊月，杨解华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凤峰镇的一个叫杨冲的小山村，因家庭贫穷，父亲给她取名“兰兰(难难)”。

　　1937年，李先念的部队驻扎在这里。时任一纵二旅五团政治部民运部长的余益庵一家就住在兰兰的家里。

　　家里来了新四军，天真活泼的兰兰整天围着他们跑前跑后，余部长一家十分喜欢这个身体瘦弱的小姑娘。那年秋天，兰兰的父亲摔断了腿，为生活所迫，8岁的兰兰只好跟着母亲学纺棉花。余益庵见兰兰母亲实在养活不了她，就对其母说：“让兰兰给我做女儿吧，我也正想要个女孩呢！”

　　从此，兰兰的名字就改叫“余兰兰”，生活在干爸余益庵的身边。当时的苏区都有自己的流动学校，余益庵便将兰兰送进了学校。

　　1942年2月，兰兰已经12岁了，临时学校已无法满足大龄孩子们的求知欲望。根据李先念的指示，部队要送一批学员到黄冈深造，临行时，李先念将兰兰叫到位于杨冲的司令部。

　　“听说你学习不错，很好嘛。”李先念和蔼地摸着兰兰的头说。

　　“你今年多大了？”“报告首长，我12岁了。”兰兰大声地回答。

　　“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吗？”李先念接着问她。

　　“新四军！”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参军后到处打仗，部队可是艰苦着呢！想不想家呀？”兰兰此时已不再羞怯，“不想家，我走到哪儿，哪儿都是家！”

　　一听这话，李先念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好，好！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解华吧，等中华解放了，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有电话、楼房、汽车……”

　　在黄冈读书的同时，12岁的杨解华已正式参军入伍，被编入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她一边读书，一边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每天唱歌、跳舞，给首长和战士们排演节目，不到3个月，她就当上了文艺班的班长，两年后，杨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她还不满15岁。17岁时，她一个人当了16个月的“山顶洞人”

　　在部队，杨解华读完了小学、初中，抗战胜利那年，她已经上了军事大学。组织上正准备选送她到陕北学习时，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原新四军处于重重包围之中。

　　1946年3月，17岁的杨解华被编入一纵队二旅五团，任团政治处宣传指导员，在随中原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的一年多时间里，杨解华带领文艺宣传队总是冲在前面，写标语、战地演出、对敌喊话她都干得十分出色。

　　1946年农历腊月，鄂西山区天寒地冻。腊月二十八，部队行军到保康歇马河长岭山一带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战斗中，杨解华的左脚踝被打掉了。一阵巨痛袭来，她失去了知觉……无法行走的杨解华只好被部队安置在当地龙坪镇茨菰淌村一个名叫黄开英的百姓家里。临别时，时任五团政委的丈夫舒烈光含泪对她说：“你安心养伤，过几天我就派人来接你归队。”

　　部队转移后，敌人就在村子里到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黄开英连夜将她背到住在山顶上的白戈南老汉的家里，可没有几天，敌人又来搜山了，白老汉和儿子又摸黑将她背到10里开外的一个很少人知晓的山洞里。虽然没有敌人的追击，但一个年仅17岁、受伤且怀有身孕的妇女还要提防野兽的侵害。

　　没有药敷，杨解华的腿肿得有碗口粗，脓水和血水一个劲地流出来。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杨解华被一种声音惊醒，她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正虎视耽耽地站在洞口。因为有火，老虎在洞口徘徊了数个时辰才走。等第二天白家父子赶到时，杨解华两眼还在发呆，双唇被咬得血肉模糊。

　　见此情景，白家父子将她转移到一个名叫“百丈崖”的山洞里。那个洞位于百丈崖的中间，没有什么动物能进入里面。白家父子将杨解华用绳子系在腰间，一点一点向下放。突然，指头粗的绳子被岩石磨断了，杨解华“呀”的一声惊叫，整个身体落了下去。幸运的是，洞口一块突出的巨石挡住了她，杨解华重重地砸在巨石上昏迷过去……

　　这次磨难，杨解华的孩子流产了。

　　1948年的5月，白家要搬迁到他乡躲避抓壮丁，他们冒险将杨解华从山洞里救了上来。至此，杨解华已在洞中生活了16个多月。三次婚姻，初恋是她短暂而美好的记忆

　　杨解华的一生中经历了三次婚姻，而真正让她感受真爱的，则是与二旅五团政委舒烈光的婚恋。

　　第一次的婚恋是在1946年的3月。不满17岁的杨解华时任二旅五团政治处指导员。她有着甜美的嗓音、活泼的倩影和那火一样的战斗热情，团里上下没有人不喜欢她。一天中午，五团的副团长沈甸之找到她说：“小杨，你对舒政委有何看法？”

　　“舒政委人很好，为人和善，打仗有经验……”杨解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在她的印象里，舒政委的确是一个好领导。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你知道舒政委为了革命，至今还是单身一人，生活上没人照应，以后你来照顾他怎么样？”杨解华根本没想到沈副团长会这样说，她霎时羞红了脸，低下头嗫嚅地说：“首长，我怕做不好……会让舒政委不高兴的……”

　　“不要怕嘛，舒政委为人不错，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此时杨解华明白了“照顾”的含义，说实在的，她一直把舒政委当作可以信赖的大哥哥，但从来没有想到与政委结婚，她红着脸对沈副团长说：“首长，我个人没有意见，我一定会照顾好舒政委的。”沈甸之十分满意地笑了，“小杨，让我来当你的证婚人吧！”

　　一场简单的仪式之后，杨解华便成了舒烈光政委的妻子，有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她慢慢体验着感情生活的甘甜。舒烈光当时也只有28岁，杨解华从心眼里喜欢他，她为有这样英勇善战的丈夫而高兴。

　　杨解华负伤的那天，舒烈光泪流满面地将她转送到百姓家，并再三叮嘱她要坚强地活下去，他一定会派人接她的。杨解华永远不会忘记舒烈光那满含深情的眼睛。就在杨解华被放进山洞里不久，舒烈光在红安率部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一个仅8个月的短暂婚恋从此化作无尽的思念、深深的忧伤……

　　杨解华第二次婚姻则是命运无奈的组合。杨解华从山洞里出来，与救助过她、大她28岁的尹姓裁缝生活在一起，随后便有了3个子女。在“文革”后期，由于造反派的逼迫，他们不得不分手。

　　第三次的婚姻是在1978年，为了摆脱政治上的歧视，杨解华与一位退伍军人结合了。但对方脾气暴躁，两人仅生活了3年便分手了。从此，杨解华就关闭了个人感情的大门，而与舒烈光短暂的婚恋成了她一生中永不褪色的回忆。被划成“特务”时，李先念的亲笔回信为她洗刷了冤屈

　　杨解华负伤后，舒烈光曾安排一个排的兵力在当地寻找未果，大家以为她牺牲了。

　　1950年，大悟县为她在老家挂起了“烈属”的光荣牌。

　　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卷到了南漳薛坪，杨解华被造反派揪出来交代历史问题。尽管她“交代”了20年前那场惨痛而悲壮的战斗经历，但“特务”、“叛徒”的帽子还是扣在她的头上，她一家老小被赶到一处偏远的草棚里……

　　生活中的困难可以顶着，可政治上的不白之冤让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杨解华几乎绝望了：“谁能还我一个清白？”这时候，她想到了部队的老首长，可他们在哪里呢？只有已经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李先念能给她作证了。

　　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两个月后，杨解华收到了李先念的亲笔回信：“……原以为你早已牺牲，接信后方知你还活着。你的腿为革命致残了，应该享受残废军人的待遇……”

　　捧着这封信，杨解华多少的苦痛顿时化作泪雨，因为她从此可以洗雪不白之冤了。后来，她又与已任空军副司令员的老首长沈甸之和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取得了联系。杨解华的党组织关系已经恢复，残废证已发放，但她的烈属证和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等问题还没有完全到位。2001年8月27日，《襄樊晚报》报道了杨解华传奇式的人生。

　　2002月4月，杨解华来到北京找到丈夫舒烈光的老战友沈甸之，看到老战友还健在，沈甸之惊喜万分，当即为杨解华写了一份证明。

　　据悉，襄樊市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解决杨解华的待遇落实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年里，杨解华从没有向政府伸手要过任何待遇，她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商店，自食其力地盖起了砖瓦房，三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只是子女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使她揪心不已，腿上的伤每年都要复发几次，也让她痛苦不堪。

　　时光荏苒，往事如梦。73岁的杨解华常常触摸过去的相片感慨万千：“与牺牲的战友比，我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付弘成、张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