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唱

　　战争机器遵从能量守恒定律：输出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输入能量的多少。因此，自有战争以来，后勤就成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实现国家战略决心的重要保证。

　　后勤的最初形态是伴随保障。随着战争规模和战场空间的不断扩大，战略后勤的概念 逐步产生出来，并以其在国家战略能力构成中的特殊地位，为古今中外的战略家所高度关注。

　　在历史发展的许多紧要关头，战略后勤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英国的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说过，所有攻势行动都是有其顶点的，一旦接近这个顶点，任何攻势都将成为强弩之末。这时，决定作战进程乃至结局的，将是攻防双方的战略后勤支援能力。二战期间，正当苏德两军胶着于莫斯科城下的时候，苏联从乌拉尔山以东的战略后方，调集了百万大军，挟3200辆坦克和2700架飞机，不仅解了莫斯科之围，而且一举奠定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基础。按理说，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实力始终名列世界榜首，指挥控制、战略投送能力居各国之最，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战略后勤，以适应其全球霸权战略，是力所能及的。可是，直到1990年海湾战争，美军还是把预先置放和战略投送并重考虑。海湾战争，美不仅动用了1900多架次大型飞机和201艘船舶组织战略投送，还使用了预置在戈迪加西亚海湾的14艘船上的后勤物资来组织应急保障。一直到了科索沃战争，美国才通过“本土后勤”实验，实现了全部依赖战略投送来保障一场战争的多年梦想。个中曲直，说到底还在于通信控制和紧急投送能力的制约。

　　我们的战略后勤建设，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为应对外敌入侵，在加强“大三线”亦即战略后勤建设的同时，还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在主要作战方向挖洞建库，预置后勤物资和保障部队，以备不测之需。囿于当时的国力军情，在物资匮乏，特别是通信、交通能力差的情况下，这种做法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起到了威慑敌人、遏制战争的作用，为我们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间。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进行审视的时候，却不难发现，这种耗资巨大的后勤预置，随着战略方向的调整，自然也就成了巨大的后勤资源浪费。

　　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往往建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我国经过5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国情军情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00年公布，我们国家的铁路有5. 8万公里、公路有135万多公里，比20年前分别增长了20%和52%。大型运输机有80 0多架，大型运输船舶有13000多艘。通信建设更是发展迅速，各种电话已达1.8亿部，特别是25万公里的“八纵八横”通信光缆铺设已近尾声，话音通信正在被宽带数据通信所代替。这说明，我们国家的交通、通信建设已有了长足进步，奠定了巨大的国防潜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不能像军事强国那样，完全取消预置后勤，仅靠战略后勤就能保障一场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调整战略后勤和预置后勤的比重，增大对战略后勤建设的投入，还是应该进入部队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的。

　　理论历来是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在上世纪，预置后勤曾一统天下成为主流理论，那么在新的世纪，战略后勤将是后勤建设理论的主旋律。这时，观念更新具有决定性作用。

　　加强战略后勤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布局，既要着眼于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以谋求经济发展，又要与国家的军事战略相适应，以利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主要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源的格局。但要看到，国防建设属于“外部经济”的范畴，“看不见的手”无力调控。因而从国家来讲，必须运用行政手段，采取有效措施，在战略腹地保持较强的战略物资生产能力。同时，对一些平时用处不多、战时大量需要但又不便长期储存的军用物品，应在主要战略方向储备必要的生产能力。

　　战略投送能力是国家战略后勤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的情况看，组织战略投送，必须依靠国家的交通运输体系。把国防力量寓于国家经济建设规划之中，加大国防动员的能力。依据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精心制定动员方案，并通过健全动员法规，保证动员工作在各种所有制企业落实。人民战争，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建设战略后勤，应着眼时代的进步，发展人民战争思想，建设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兼容型国防。

　　未来战争仍然具有突发性和突变性特点，为应付战略支援之急需，应进一步加强军队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这实际上也是国家战略后勤建设的重心。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注意把应急准备与长远建设结合起来，充实物资储备，调整力量结构，增强部署弹性，提高应变、防卫和全方位支援保障的能力。同时，加强战略后勤建设，也有一个观念转变问题。过去，准备在预设战场打仗，靠预置后勤保障，是一种静态保障方式；未来打机动，主要靠战略战役投送能力，是一种动态保障方式。实现由静态保障向动态保障的观念转变，是建设好战略后勤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