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亮、黄增光、本报特约记者刘程

　　总装备部某设计研究所，作为载人航天发射场系统的总设计师单位，他们用14年的心血和智慧设计建造了“中国载人航天港”，也因此获得了“通天路上架梯人”的美誉。

　　创建“中国模式”

　　1992年9月，党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作为我国酒泉、西昌、太原三大卫星发射场设计者的总装某研究所，对发射场系统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研究，确立了载人航天发射场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过去我国发射导弹、卫星，采用的都是水平测试、水平分级运输、发射工位垂直组装的发射方式。飞船发射要求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三垂”模式，即：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垂直运输。

　　为了建好载人航天发射场，该所调集精兵强将，成立了以总设计师张泽明为代表的攻关组，反复设计论证，终于拿出一套技术先进、工艺流程合理、发射模式安全可靠，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2000年，该技术方案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获得全国优秀设计金奖。

　　搭建通天“云梯”

　　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是发射场的核心建筑，是垂直发射模式的标志。要在戈壁滩上建造一座96米高、中间没有任何楼板拉通的巨型建筑物，这在中国乃至亚洲建筑史上从没有过。美、法、俄等发达国家用全钢结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科研人员根据发射场区的地理特征，通过科学的研究分析和模拟试验，创造性地提出“钢筋混凝土巨型框架———多筒体空间结构体系”的新方案。该方案的成功实施，不仅节省了4000余万元的经费，而且耐火性能、保温和隔音效果大大优于钢结构。这在世界航天发射建筑中为首创，被国外专家惊呼为“中国式的奇迹”。

　　堪称“亚洲第一大门”的总装垂直测试厂房大门，高74米，上宽为8米，下宽为14米。不仅门洞大，而且其自身整体重量达350多吨。要设计建造如此规模的大门，科技人员面临三大技术难题：一是场区风沙大，如何保证达到密闭要求；二是据测算场区最大风荷载每平方米达100公斤，如何保证大门能够有效阻抗上述风荷载；三是大门本身不承重，如何保证数百吨重量除垂直方向外，不对厂房墙体结构产生任何侧向拉力。科研人员迎难而上，通过对大门机构可行性、密封性和材料反复试验研究，一种采用变截面受力、升隆推拉的方案从几十种方案优选而出，该方案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难题，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100余吨优质钢材。

　　高大空间的空调洁净技术是垂直厂房满足火箭、飞船测试要求的关键技术。在3500立方米高大空间里满足箭船发射前对检测环境洁净度近乎苛刻要求的“洁净分层空调净化技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中，当时在国内外还不多见。科技人员运用计算机仿真计算，进行多方案比较，终于掌握了洁净分层空调净化关键技术，设计出了一套功能全、投资少、运行成本低的新技术方案。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这一技术的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填补了国际上洁净空调领域的空白，在国内外均属首创。

　　在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时，人们就发现，发射架的工作平台上，见不到以往发射前加注、检测人员忙碌的身影。这是因为发射检测系统已经采用了先进的远距离加注、测发控制方式。

　　该所科技人员首次设计并实现了多箱同时加注技术，满足了新的发射方式的需要；首次应用网络技术、可编程控制技术解决了远距离、全自动程序控制加注问题，提高了安全性，确保了加注精度；首次实现了对加注参数进行历史数据存盘记录，为指挥操作人员在线或离线分析问题提供了原始的不可更改的历史数据。

　　血汗洒“天路”

　　“能够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做点贡献，自己将死而无憾。”这是该所科研人员受领载人航天发射场工程任务时铭记在心中的誓言。

　　在建设载人航天发射场系统工程的数千个日日夜夜里，该所留下了一串串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舍家为业的感人故事。

　　高级工程师郭有奋为赶时间，在办公室支起了床铺，每天吃睡在办公室。长期大量超负荷的工作，病了也顾不上治疗，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病逝在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上。高级工程师徐善卿作为所里驻发射场代表，连续多年出差在基地，没时间休假。他说：“等退休后一块休吧！”。然而，因工作需要，他两次推迟退休，到64岁时才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年近60岁的高级工作师张延芳因工作过度劳累，曾在夜间昏倒在洗手间，门牙都给磕断了。现场负责的领导劝他回京休养，他说：“工程正处在紧张调试期间，不能因自己的离开而影响施工进度。”他把药片揣在口袋里，每天仍然坚持在70多米高的塔架上爬上爬下进行技术协调。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勇于进取，大胆创新，无私奉献的科技攻关队伍，该所才能不断攀越一道道科研难关，铸就了“神舟”号飞船飞向太空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