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跟踪并不感到突然

　　从去年初春开始，大陆4家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允许派记者赴台驻点采访，每家每批两人，每次停留一个月。至今，驻点记者总计已近100人次。当他们办完复杂的手续，兴奋地抵台时，瞬间也进入了台湾情报治安部门(台湾称之为“情治”部门)的视野。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大陆记者的身边时常跟随着“影子”。

　　新华社第一批驻点记者抵台第二天，台湾中天电视台就播出情治人员跟踪他们的新闻，还在电视画面上圈出那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我们赴台之前，已听到不少这类故事，因此对被跟踪、监视，并不感到突然。驻点采访是自1949年以来台湾首次对大陆媒体的有限度解禁。大陆记者在台湾生活、工作1个月，能接触普通民众，可出席台当局许多机构的记者会，与各界人士交谈，自然要被“特殊关照”了。

　　入境手续办得特别慢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大厅里人头攒动，我被归类到“非台湾居民、持护照者”的窗口前排队，轮到我时，手续办得特别慢。机场警员在电脑前拨弄了许久，迟迟不在我的证件上盖章签字，排在我后面的人频呼倒霉。那名警员好像做不了主，又叫主管来看，两人悄悄地说着什么。大约花了平常七八个人通关的时间，“咔”的一声，印章才盖到我的入台证上。我问：怎么这么久？答：电脑显示慢。我想，可能这只是技术问题，也许就在我们等候的这段时间里，台湾的有关机构正进行内部作业。不管怎样，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无形的、注视的目光。

　　台湾当局规定，大陆记者申请赴台驻点，要由台湾一家新闻机构发邀请函并代办在台手续，记者需要提前提供个人简历、任职证明，还要填几张表。入台后，在大台北地区采访不需上报备案，离开台北市和台北县，就要提前向有关部门传真一份行程表，越详细越好。传真内容包括前往地点、事由、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住宿酒店、被采访对象的姓名与联络电话等。如果环岛旅行一周，表格要填一大张。由于记者工作的灵活性、随机性，不可能计划得这么详尽，临时有变动，要提前两小时电话报备。两个小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了有时间安排“影子”跟上。如果不按规定报备，可能被“处罚”，一段时间内不得再申请入台。

　　按常规，第一次入台自然会被盯得比较紧。我的同行说，他去逛街，有人紧跟在几米外；他去吃饭，有人站在饭馆门口蹲守；他坐出租车外出采访，对方便会通知同事在预定的采访地点候着；他回到房间，有人就守在走道的拐角处。有时候，记者回酒店晚了，就有人把电话打到邀请记者的台湾媒体询问。邀请单位也不可能随时知道大陆记者在哪里，有时弄得很尴尬。

　　听不少同行说，手机、房间电话被监听是预料之中的事。出台北几天回来后，手提电脑的操作系统可能被弄乱。另外，记者怀疑酒店房间可能安装了针孔摄像机。要知道，在偷拍成风的台湾社会，这种小玩意对台湾情治部门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跟踪的人也觉得麻烦

　　紧也好，松也好，驻点记者被跟踪看来是“必修课”。一天，一位台湾薛姓朋友要尽一下地主之谊，邀我们去看风景。因为游览地点在台北以外，所以，我们事先向有关部门做了报备。次日早上，薛先生夫妇开车到台北来接我们。上车3分钟后，薛先生的手机就响了。对方详细询问车型、车号、车的颜色、下一站停在哪里等。此后，在走高速路的一个多小时里，每隔10分钟，就有来电询问我们的方位。粗略算一下，那天薛先生总共接了18个电话，对方也不管他当时正在高速公路上手握方向盘！这种频繁问话的阵势，换了普通人，可能早被吓着了。到了旅游点，薛先生的手机又响了。对方说我们可以停在不远处的警察所门前，薛先生没有理会。中午在一个镇子上，对方连打几个电话，问我们在哪家餐厅就餐。薛先生说：“要不要过来见个面，一起吃饭啊？”对方连忙说“不方便吧”。也许他们就在餐厅嘈杂的人群中。我猛然感觉到，我们总是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在薛先生家小坐时，又有人来电问我们几点离开，坐什么车，都谈了些什么。很有涵养的薛先生也不免有些烦了：“我们谈论一些家常事，谈到希望开放两岸直航。你们在街上随便问问，大家不都是这么想的吗？”对方无言以对，悻悻地挂断电话。我们在旁边听了，觉得此行给薛先生添了不少麻烦。

　　觉得麻烦的，当然也包括跟踪我们的人。例行公事，不得不为，我们周末出行，他们就要加班。据说春节前夕，台湾警员一个劲儿地问新闻界：大陆记者回不回去过年？当听说大部分要回北京时，他们如释重负，很高兴春节终于可以休息了。

　　与台湾“特务”聊天

　　一般大陆民众对“特务”的印象主要来自影视作品和小说，通常其形象都是神秘而吓人的。

　　我们赴台湾采访光明正大，心中坦然。面对面见到的“特务”，也只是基层警员，与常人无异。

　　某日，我们随一个两岸交流团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参观，第一站是著名的佛教慈善机构“静思精舍”。当时下着小雨，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工作人员讲解。我发现有3个陌生人在周围走来走去，他们穿的夹克衫颜色不同，但衣领上都露出一点红边，是工作服，还是标记？其中两个人跟交流团，一个跟记者。跟我们的那名中年汉子长得黑黑瘦瘦，显得精明干练。他不时从人群中探过头来，看我在笔记本上记什么。我照相，他就在远处悄悄照我。我看他，他就装着做其他事；我转过脸，他又看着我，目光始终避免正面接触。第二天游览太鲁阁峡谷，他们开两部车跟着。我们走，他们走；我们停，他们也停在不远处。如果外人不加留意，还会以为我们是同路的旅伴呢。在小镇用过午餐后，我们告别交流团，准备继续采访。等车时不见了那位老兄，我们还以为他跟丢了。见时间还早，我们走进一泰雅族酋长的房屋，里面是一个小博物馆。我们边欣赏，边采访酋长一家。这时，那名中年汉子推门而入，假装看文物，实则竖起耳朵听我们在讲些什么。在与酋长友好交谈的氛围中，我招呼他过来一起喝茶，他显然很惊愕，没想到我们会先开口说话。我从简单的交谈中得知，他是当地警察，“上面”传来记者的资料，派他来跟。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下一段的行程，并问：你继续跟还是打电话与下一站交接？他只是笑笑，“啊”了两声，没说什么。后来看电视新闻我才知道，陈水扁当时正在东部空军基地视察。

　　时时提防有人设“套”

　　我们到台北以外的县市采访，酒店都是早已预订的。旅途上，酒店的人员会不厌其烦地来几次电话，确认我们的抵达时间、车次。这一方面说明酒店服务周到，同时也可能是受人之托来问话的，我们也都如实相告。有一次，我们到台北以外的县采访，进了酒店房间，忽然发现有人留下的公文包等财物。我们赶紧叫来服务员，并到柜台办理换房手续。究竟怎么回事，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只是想起有报道说，先前赴台的驻点记者在岛内常会遇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一位大陆记者就曾遇到有人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称在台湾海军某部工作，要求这位记者代为联络。驻点记者对于这种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自然不予理会，但得时时提防有人设“套”。

　　一天，我正在酒店房间写稿，门缝中突然塞进一个大信封，是一沓剪报，内容都是抨击台当局的。送剪报的人附信说：“我们是一群关注两岸关系的人士。你们来台驻点，都在人家的跟踪中，根本了解不到内幕情况，而我们知道的比较多，你们应该与我们联系。不知道你们住的房间，希望电话联络。”我们觉得没必要和他们联系，心想，送信人既然不知房号，这封信是怎样送进来的？更何况我们来台驻点，只报道岛内公开的动态新闻，报道台湾民众的生活、风土人情以及两岸交流等，对所谓的“内幕、秘闻”之类没有兴趣。

　　或许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大陆记者表现中规中矩，台湾方面跟踪不出什么结果，后来赴台的记者被跟踪的感觉就不像刚开始那么强烈了。到台北以外的县市采访，只要报备，有关部门直接给记者打一两个电话，询问一下行程也就行了。毕竟，我们是循正规渠道入台的，有台湾的邀请单位、批准机构，进行正常的采访活动有人“跟”，似乎也有照顾我们安全的含义。“情治”一词，就是情报和治安的统称嘛。一位新华社记者的话颇有道理。他说：“万一有极端‘台独’分子想找大陆记者滋事，这些‘保镖’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常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