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战略(下)——2002年4月16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庞中英

　　讲完了这五点我有三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第一是对历史应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态度。对历史有正常的态度才能变成正常国家。历史悲情与历史情结都是要不得的。这当然不是我们忘记我们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屈辱历史，那段历史，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殖民、奴役，中国人不能忘记这些血与泪的历史。现存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主导的，存在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这些认识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采取与国际社会对抗与不合作的立场。不意味着中国只有等国际秩序变得公正、合理才去加入这种秩序，不意味着这种秩序一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相违背。

　　第二是再定义(重新认识)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中国现在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性，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但是，独立自主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中可以自由享受国际空间。我们要处理好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既不能走向封闭，也不能单纯地美国化、西方化。

　　第三是处理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国不是通过自己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实力影响世界，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的。如果我们励精图治、稳定发展、深化改革，确实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中国就将非常深刻地影响与改造21世纪的世界。

　　最后我要问一个大问题，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谁来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安全？安全就是对于威胁的判断的程度。美国人整天都在问：我的敌人是谁？大家知道美国没有敌人还要制造敌人，没有敌人还要想办法发现敌人，这就是所谓“敌情观念”。我们中国老百姓会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最近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中，我们的这样的观念变得淡薄了。章百家先生在《世界知识》2002年第6期上有一段话：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安全和经济上正进入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瓶颈。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看到，布什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很紧张，这种紧张是一种“战略紧张”。中日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也仍然处于某种战略紧张之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现在受到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这些都是传统的安全威胁。除了这些，中国还遇到非传统性质的安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爱滋病、毒品走私、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环境退化。我们现在谈论安全的时候要走出领土国家的概念，我们威胁并非都来自外部世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就在眼前。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确保自身的安全。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我们需要改变原有的安全观，安全不仅仅是军事安全、领土安全，安全包括了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包括了文化安全。比如经济安全中的能源问题，从1993年开始，中国的石油就已经大部分依赖进口了，这就是不安全的因素。我提出一个新概念叫安全赤字(Security Deficit)，我们的安全赤字在增加。中国急需解决安全赤字问题，也就是，中国安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赤字到底应该由谁来贴补？

　　如果用层次分析法(level analysis)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在国内的层次(domestic)，安全保证需要有国防现代化；在地区的层次(regional)需要有地区性的架构，如东盟自由贸易区、亚洲安全合作；在国际的层次(international)也需要有一些合作架构。还可以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提的是中美关系。后后冷战时期的特点就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不论是“一超多强”还是别的什么对力量结构的描述，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中国跟美国要不要搞安全合作呢？美国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点安全？这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变得现实起来。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欧洲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购买了美国的安全，日本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购买美国的安全，就如同购买石油需要有输油管道一样，“北约”、“日美安保条约”就是这个管道。我觉得，美国一个最大的出口产业就是“安全产业”(security industry)(安全工业)。(笑声)你们不要笑，这个单词是我发明的。去年4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包括我们的周边。客观上讲，美国也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我们不喜欢但却离不开的“霸权的秩序”，某种霸权维持下的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美国不在亚洲出现会发生什么情况？美国不在亚洲出现日本肯定重新武装，中日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双方的军费可能都要提高。

　　所以谁来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安全，我们的威胁来自何方？这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答案，只能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学者们也在各抒己见，讨论这个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在变化的世界中追求中国的地位》，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不断受到挑战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无权无势的地位之中。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曾很想充当中美关系的桥梁，实际上是澳大利亚想从中渔利，但不管怎样，能作桥梁也是好事情。澳大利亚希望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Asia-Pacific power(亚洲-太平洋力量)，因为中国参与了国际贸易，中国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而且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对地区安全不利，所以美国应该在战略上承认中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属性。但美国现在也只说中国是一个regional power(地区力量)，却只是Asian power(亚洲地区的力量)。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continental state(大陆国家)，不是一个maritime state(海洋国家)。因为在美国看来，从韩国，到日本，到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的太平洋一线都是它的天下。所以中国仍然需要韬光养晦，仍然需要励精图治，仍然需要富国强民，走一条正常国家的道路。我的结论是，中国应做世界正常国家，也就是把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结合在一起。

　　时间不够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吧。下面大家提问。

　　学生：您刚才我们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三个阶段，您是否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雅尔塔体系”

　　庞：“雅尔塔体系”作为冷战的起点，到现在这个阶段它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像布什说得那样可以“和冷战说goodbye(再见)”，实际上我们是难以和冷战说goodbye。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同学，搞文学的很愿意研究“后现代主义”，英文是post-modernism。这个“后”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是很流行的概念，之所以叫“后现代”就是说它和“现代”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所处的过渡时期和“雅尔塔体系”还有联系。

　　学生：但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关贸总协定，或者叫世界贸易组织都还存在。

　　庞：好，我接着你讲的往下说。刚才我讲过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旧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旧的秩序已经不能完美的工作了。我们就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大家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解体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后都在进行探索其各自的重新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设计者，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方案设计；世界银行只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的援助和贷款的机构。它们作为世界秩序的功能已经下降了。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后来者，取代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它的命运是个未定之天，虽然新的一轮世界贸易谈判已经开始，但是它到底能不能进展下去谁也不知道。全球化也是未定之天，现在还有很多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呢！

　　学生：您刚才提到和平国家，我理解的和平国家应该首先是自己不打仗，而且要维护世界和平的。比如当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似乎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可以说是美国恢复了科威特的领土和主权。那么您认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和平国家？如果中国想要成为这样的和平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大国的实力可以做到吗，是不是还应该成为一个军事国家？

　　庞：你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军事大国，但中国的国际形象应是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中国不应该以军事大国的形象出现，因为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作为军事大国也是要遭人恨的，充当“世界警察”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中国去作世界警察，或者地区警察，这都是不现实的。我主张中国就学习二战之后的日本，我们以经济立国，走经济国家的道路。二战后的日本还受到了西方占领和国内所谓和平宪法的限制，而我们没有这些限制。中国是正常的军事大国，是五国“核俱乐部”的成员，但我们不应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还恨落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世界和平的极大贡献。经济大国的提法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

　　学生：您刚才提到关于马其顿的例子，您认为那是一个教训，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还是追求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一致的时候，它可能追求和平，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它还是会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当中国在马其顿的问题上投否决票的时候，正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所以我不但不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经验。我想问您的是当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庞：这个问题可能是见仁见智。投弃权票当然是在维护国家利益，至少出发点是这样。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立足，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象毛泽东当年号召的那样)，首先要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不要忘记了，仅仅追求利益是绝对不够的，一个国家还需要有一种价值的追求，这两点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因素。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价值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对世界的和平是有责任的。承担国际和平的责任要和国家利益相协调，而且承担世界和平的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比如这次阿富汗的重建，中国提供了数额不小的经济援助，但是我想中国为什么不利用和阿富汗的友好关系派一些维和部队呢？有比如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中我们只派了民事警察，但日本在今年已经正式把维和部队派进去了。日本又赶在我们前面了，日本可是一个在军事上受到限制的国家，它都可以这么做，我们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就是因为没有钱吗？我们经常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是挑战和平的力量，既然如此，你就要去做这些事情。

　　学生：您刚才讲到中国要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也要成为“正常国家”，您还说美国也不是什么“正常国家”，究竟什么是“正常国家”？

　　庞：看来我得再解释一下我的命题。“正常国家”是一个自我定义的东西。现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提出自己要变成“正常国家”。第一是德国，但现在它基本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冷战时期德国分成两个国家，德国人说：德国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是一个被盟军占领的国家，德国不正常。第二个是日本，冷战后，日本人认为日本不正常，小泽一郎说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日本前首相森喜郎曾经讲过一个后来被人概括的所谓“瓶盖理论”，他说日本就像被封在瓶子中的魔鬼，而瓶盖就是“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受到了这个“瓶盖”的束缚。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表明日本是不正常的，所以很多日本人说森喜郎不会说话，只当了几天首相就下台了。(笑声)正常与否不是别人，不是国际社会来定义的，是自我定义的。一种是“抱负”，比如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以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在欧洲太“委屈”了，东部受到俄罗斯的压力，旁边有法国，海洋上有英国。20世纪开始的时候，德国也是觉得委屈。到了30年代，用希特勒的话来讲是德国缺少生存空间，按照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德国能是正常国家吗？所以德国要去征服、统治世界。这种抱负论和今天小泽一郎、森喜朗的说法如出一辙。中国今天讲的要“正常化”主要不是抱负，而是指我们了解国际的规则太少了，我们接受国际通行的东西相对少了些]，跟国际接轨的东西需要增加]。中国需要变得越来越了解世界，越来越跟世界通行的规则一致。当然也有一个含义是，过去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恢复到我们昔日的辉煌，所以有“复兴论”。但复兴不是要复兴成为中华帝国，也不是要复兴成美国那样的“世界警察”，而是复兴成为促进人类和平，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地区一体化，促进全球进步的正常国家。所以正常与否完全是自己定义的，希特勒认识德国不是“正常国家”是危险的信号，但我想中国意识到自己不是“正常国家”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

　　学生：您刚才提到正常国家的外交的理论，我认为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的外交，这个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耗费了大量的外交资源。中国不可能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开展外交行动，因为你只要一伸开手，别人一戳你的伤疤，你就受不了。您认为我们要成为正常国家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估台湾问题的价值？

　　庞：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台湾问题是造成中国不正常的因素之一。我想中国如果要修宪的话，应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处于分裂的国家，中华民族没有统一，当然这里所谓分裂状态不是指世界上存在“两个中国”。分裂的国家是不正常国家。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效地管理台湾问题，尽可能减小这个问题对我们对外战略的负面影响，如你所说，台湾问题确实牵掣了我们的大量精力。

　　学生：或者可以说从战略上讲，我们要用把自己变成正常国家的心态和战略手段来处理这些不正常的问题。

　　庞：对，您说得很对。

　　学生：但光有心态没有力量也是不行的。

　　庞：我们不要过分强调有形的实力，并不是没有实力就什么事也办不了。有些力量是要靠我们自己建造的，可能我是建构主义的思想。大家可以去读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家摩根索的书《国家间的政治》。摩根索对国家力量有一个定义，国家力量由多个因素构成，其中之一个就是外交的质量(quality of diplomacy)。俄罗斯现在是二流国家，是衰落了的国家，但它的外交在科索沃战争和这次的反恐战争中都很突出，高质量的外交已经弥补了俄罗斯实力的不足。在国际政治中，相对力量而不是绝对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缩小与美国等大国之间的力量之间的差距。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力量是区分为硬力量(hard power)与软力量(soft power)。在硬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应更加重视用软力量弥补。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手中的软力量之一。相对弱的国家不一定无外交。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的国家应该会发展出自己的软力量。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卢娟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