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遗传工程合作研究中的国家安全隐患

　　编者按：关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徐希平博士在中国安徽地区的基因研究项目，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已经引起了引起了国内媒介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属于伦理范畴的“知情同意权”和属于商业范畴垄断获利权上，却忽略了一个也非常重要的视点，这就是国家安全的视点。遗传工程领域的迅猛发展，已 经使得开发只针对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有了现实可行性。而掌握特定人群的基因缺陷，是开发这种基因武器的关键。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与国外进行遗传工程领域的合作研究，尽快地把我国的水平搞上去，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于这类合作研究中的国家安全、民族安全隐患保持足够的警惕性。

　　美中合作的人体试验分析

　　从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很多美中合作的人体试验项目在中国国内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留学生回国做题目，或者直接同中国的医学院校和其他卫生机构合作，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人体试验，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者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

　　关于抽血与基因试验，血液是人体供氧和排毒的途径，血液中可以了解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缺陷，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情况，可以针对中国人种的特点来制造相应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码的突破口，既可以用来防病，同时也可以用来害人。

　　关于人体试验的人数，动辄上万人，这样做分组量大，可以偷偷做协议之外的试验。特别是某些研究专门采用5000份孪生子血样，由于孪生子基因缺陷特点更明显，易感性更强，因而更容易找出规律。

　　关于抽血的量，正常人做体检和疾病化验只要2毫升就足够了，某些研究中从每个受试者身上抽取超过正常标准3-6倍的量，这是为了在已授权的研究项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报的项目。

　　关于人体试验的项目，申报的项目明显少于实际研究的项目，就公布的研究项目来看，其中有有些是慢性病研究，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但是其中有些项目如“精神分裂症、痴呆以及染上毒瘾”的研究有极强的针对性，最适合做基因武器研究，一但这方面取得突破，可以长期隐蔽使用，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人种退化。

　　关于人体试验的地域，虽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融合，但是中华民族是在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带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基因。所以选择安徽安庆地区的农村，因为类似地区人口流动性小，血缘关系相对稳定，服用药物较少。从村民的家谱推断，当地人在本地有千余年的定居历史，所以美方研究机构认为他们的基因没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国人的基因特征，是非常理想的破解东方人群基因密码的试验场。

　　目前类似的中美合作人体试验项目还有很多，不仅局限于安庆地区，有些至今仍在进行中。90年代初期美国还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研究。还有专门研究汉族与藏族的基因差异性项目，不仅获取了汉族，藏族的基因，而且发现了东亚人种同西方人种的不同之处。

　　中国生物战防御工作

　　中国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生物战，曾经给中国造成重大的危害，对于生物战，中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中国针对生物战的防疫工作是50年代对抗美国细菌战时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立了完整的医疗体系和防疫体系。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为改善全民卫生条件而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防疫体系、医疗体系加上我国的核威慑能力，构成了保护中国50年没有受到大规模生物战的侵害的盾牌。

　　我国的防疫体系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科院下设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省卫生厅防疫司——城市防疫站——区县防疫站等机构组成。担负着对疫情逐级上报，以及传染病的预防、研究工作。以前主要针对传染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20年来，虽然有些消失多年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但总体上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防疫部门又开展了慢性疾病研究。

　　这些机构是国家的财富，其价值是不能用产值、效益等标准来衡量的。可是一旦被外国所利用，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举例来说：从90年代初至今，十几年的时间里，仅目前曝光的少数中美合作人体试验项目就在我国境内进行了几十万例，其中对“哮喘病的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一项，批准招募的受试者为2000人，但实际招募的达16686人。其“工作效率”之高，“运行成本”之低，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一些外国研究机构以“科学研究”为名，只花了少数几个美圆就轻易拿走了宝贵的中国人的遗传密码。有时候，在“不要国家一分钱........如何如何”的研究中，表面上我们得到了国外的一笔科研经费，但实际上，我们所付出的何止所得到的那笔科研经费的百倍。在与国外的合作项目中，存在着一个是人家利用了我们，还是我们借助了人家，或者是双赢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力量有限，要想利用人家，难上加难，但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双赢，至少应警惕人家对我们造成大的损害。

　　新的挑战

　　基因武器的出现，使原有的生物战防御体系难以应付。由于基因武器隐蔽性极强的特点，和平时期正常的安全保卫手段不能有效阻止敌方在我国境内散布基因武器；由于基因武器的使用和发现可能存在时间差，并且难以追查来源，我国有限的核威慑能力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能有效抑制以高技术的基因武器为手段的新型生物战。事实上没有一种看家法宝可以永远有效，原子弹也不例外。从破坏战略平衡的角度看，基因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具有相同的效果，结果有可能导致我国战略环境恶化。

　　面对基因武器的威胁，根本的对策是积极开展基因工程的研究，力争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同时高度警惕外国针对我国的基因武器研究，特别是应该高度警惕那些以“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为名，暗中进行破解中华民族基因密码的研究。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基因武器可能造成的危害。某些国家为什么对我中华民族基因密码如此感兴趣呢？它们会允许中国的研究机构到美国去抽取血样做类似的研究吗？

　　因为我们国家在许多科学领域确实落后，与国外的合作研究，对于我们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必不可少的。自我封闭是不行的，那只能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但在对外科研合作中，如果完全丧失国家安全的警惕性，则不仅无助于我国的科技进步，反而会更加受制于人。我们今后还要积极、努力的开展对外科研合作，但必须注意研究如何为我所用，如何确保我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制定一套全面、有效的法律、法规。

　　小资料：基因武器发展背景

　　基因武器是生物武器的一种，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基因拼接技术为标志的遗传工程技术进入实用阶段。通过在细胞中接入新的基因，可以创造出新物种。这种技术一方面可以用来制造各种有用的生物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制造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简介

　　基因武器也称遗传工程武器、DNA武器。其原理主要有两种：(1)利用遗传工程技术或者类似技术，在现有致病细菌或者病毒中植入抗普通疫苗的基因。(2)在本来不致病的微生物体中接入致病基因。

　　基因武器的特点是：(1)杀伤力大、制造方便、成本低廉。产生相同杀伤力的制造成本远低于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例如：在一个城市上空散布50千克炭疽杆菌气溶胶会导致20平方公里面积内数十万人死亡，如果用VX神经毒剂则需要4吨。(2)使用方便，隐蔽性强。基因武器可以利用特务组织、飞机、导弹等等手段在敌国主要水系的上游、大城市上空布洒，只有大规模发病后才会被发现。前苏联就设计过这样的方案：平时派特务以旅游者的身份在敌国某些地区埋藏基因武器容器，战时通过卫星遥控引爆散布。(3)难以防范。新研制的基因武器会使已接种或预先储备的疫苗失效，基因武器的制造者享有单方面优势，只有掌握遗传密码的制造者才可以破解，即使最终能够破解，也会由于缺乏时效性而导致重大损失。

　　从普通生物武器到基因武器的三个层次

　　“911”事件后炭疽热在美国掀起极大的恐慌，下面以炭疽热为例，分析一下从传统生物武器发展为基因武器的三个层次：(1)改进的生物武器。炭疽热本来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的疾病，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通过大量试验，改进了炭疽的存储、携带技术，使炭疽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细菌武器。二战后，美国为了利用日本细菌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731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解剖的大量组织切片资料，庇护了原日本731部队的战犯。从1948年到1968年之间，这些日本战犯在美国马里兰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专门研究生物武器的实验室工作了整整20年，在当年炭疽菌的基础研制出了危害性更大的名为“Ames”的病菌(所以“911”事件之后，美国虽然受到炭疽危害，而美国政府却一反常态，对炭疽菌的来源三缄其口)。在这个阶段，天然的细菌和病毒被改造成易存储、便携、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2)难以抗拒的基因武器。这方面前苏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苏联解体后外界发现，1988年，设在奥勃棱斯克的试验基地在炭疽杆菌中接入可以使现有的十几种西方主要疫苗和解毒剂实效的基因。这种基因武器威力极大，缺点是敌对双方都无法抵御。(3)只针对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在掌握特定人群基因缺陷的基础上，研制出只杀伤某一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在敌对双方种族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基因武器的效果尤其明显，这样的基因武器不但具有战略价值，还有战术价值，可以直接用于消灭特定的对手而不影响己方的军事行动，这一点上，基因武器比核武器、化学武器优越得多。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可以使使用者更加肆无忌惮，使用范围更广，更灵活。这实质上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残酷手段。

　　基因武器研究的关键

　　基因武器研究的关键是破解遗传密码。研究传统武器的过程中，制造长矛和制造盾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然而基因武器与其他武器不同，在基因工程领域，医学研究和武器研究都必须从破解遗传密码入手。只要破解了遗传密码，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决定其成果的用途。破解遗传密码的工作需要普及的，长期的，大量反复的试验。特别是那些针对特定人群的研究，精心选择试验对象可以缩短研究周期，加快进度。(北斗工作室/文)

　　档案：美国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研究项目(熊蕾/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一些机构在中国开展了若干基因研究项目，涉及大量的血样采集，引起了国内媒介和公众的关注。这里公布的材料，或许有助于关心这件事的人们了解一些情况。

　　材料的来源主要是负责这些项目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徐希平博士向美国国家卫生所(NIH)申请资助的文书，他与他人联名发表的论文，以及美国媒介的相关报道。这些材料全部是公开的，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也可以向NIH信息自由办公室(Freedom of Information Agency)直接索取。

　　NIH资助徐希平的项目有多少？

　　截止到2001年1月，中国国家遗传资源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大学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共三项，即：“血压对食盐摄入易感性及其机制研究”，“吸烟、尼古丁成瘾及其遗传易感性研究”和“与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有关的中间表型的生态遗传学研究”。

　　但是，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该机构资助的项目共有9个，即：

　　高血压及其中间表型的遗传因素(GENETICS OF HYPERTENSION AND ITS INTERMEDIATE PHENOTYPES，706,748美元)；骨殖疏松症的遗传流行病学(GENETIC EPIDIMOLOGY OF OSTEOPOROSIS，761,611美元)尼古丁成瘾易感性的遗传因素(GENETICS OF NICOTINE ADDICTION VULNERABILITY，595,516美元)；内分泌失调对生殖的影响(ENDOCRINE DISRUPTION AND REPRODUCTIVE OUTCOMES，140,378美元)；哮喘病基因发现中的定位候选基因(POSITIONAL CANDIDATE GENE APPROACHES IN ASTHMA GENE DISCOVERY，435,810美元)；轮班制对生殖的影响(ROTATING SHIFTWORK AND REPRODUCTIVE OUTCOMES，307,018美元)；有机磷农药对人类生殖健康的影响(ORGANOPHOSPHATE PESTICIDES AND HUMAN REPRODUCTIVE HEALTH，516,473美元)；尼古丁成瘾易感性的遗传因素(GENETICS OF NICOTINE ADDICTION VULNERABILITY，35,865美元)；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GENETICS OF AIRWAY RESPONSIVENESS AND LUNG FUNCTION，660,282美元)。

　　2000年度NIH共资助了4万多个项目。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在基因组方面获资助最多的科学家得到6530万美元。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方面获得资助最多的是1250万美元。临床、社会科学方面最多获得1190万美元。这些科学家获资助的项目数量都少于徐希平。徐以415.97万美元的总金额在“获得6个以上的资助项目的研究者”中排在第4位。徐希平主持的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大部分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除此之外，他所领导的哈佛大学群体遗传学研究计划从1997年即开始与英国的双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其采集并提供5000对孪生子的血样。

　　为什么选择中国安徽？

　　徐希平1996年在向NIH申请资助他所领导的“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的预算论证中，这样写道：“美国有1200多万哮喘病人，他们半数以上在18岁以下。最近，美国每年花在治疗哮喘病方面的费用估计在60亿美元。”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要害的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基因基础的气管感应和肺功能水平。而要剖析这些基本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准确而全面的表型，以及有效的研究设计”。

　　他之所以建议在中国安徽进行“基因筛选”，是因为那里人口“众多，是同种，大多数没有看过病”。

　　在给NIH的项目申请报告中，徐希平提出，要做与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相关的两类中间表型，即以对组胺、甲胆碱或其他非特定主缩肌增加感应为特点，靠剂量相关的斜率来测量的气管感应和一秒钟内的强迫呼气量，“理想的研究设计只考虑表型极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对”。“由于要表型成千上万个家庭才能识别一个这样的同代同胞样本，所以在很多研究中，这种策略是不可行的”。但是，“有中国的规模在那里”，给每类中间表型“收集150对极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对”的样本是没有问题的。为气管感应收集的样本“相当于大约600对表型一致的同代同胞对”，这样的量“超过现有的任何研究”。

　　这个研究项目的假设是，在比较闭塞的安徽省，哮喘病人家庭的基因对这些表型的影响是普遍的。徐希平在申请报告中提到，在美国，慢性阻碍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过药物，使研究受到影响，而在中国这“很罕见”。他说，选择安庆做基因研究有以下几点理由：(1)“个体在民族、环境、职业和饮食方面相对来说都是同质的”；(2)“村庄已存在了几千年，常住人口相当稳定”；(3)“580万人口的规模足以确保有4000户指标个案家庭”。在徐希平为第一作者的一篇关于中国农村血压问题的研究论文(《中国农村的血压确定因素》，1997年2月发表)说，这项在安徽枞阳进行的研究的一个“强项”，就是“大多数受试者没有服用过任何降压药物”。

　　徐希平与他人联名在1997年5月一期的《癌症原因控制》发表的论文《基因与环境的联系：为什么中国提供了特殊的机会》，这样说过：“人类基因组计划通过提供人类基因图谱，将对我们研究和理解人类疾病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人类许多最普遍的疾病却是无数基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有人类基因目录可用，分析通常的人类疾病所涉及的复杂的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任务，仍令人望而生畏。由于中国的人口特性和巨大规模，中国人口为人类基因的研究和利用生物技术最近的革命的能力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中国为复杂疾病的基因研究提供了一种非常的群体，理由如下：

　　(1)13亿人口的资源使得获得大量有着稀有(和常见)疾病的实验对象成为可能；　(2)许多地区保留了相对的基因同质性；(3)分层清楚；(4)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环境因素和疾病发病率反差都很大；(5)家庭成员都在一起；(6)流行病学研究成本合算。”

　　此外，在1996年10月向NIH提交的申请报告中，徐希平还强调他在安徽有“很好的网络”，而且“成本低”：“我们得天独厚地适合开发表型极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对，他们作为替代类型的同代同胞常常传递几倍的联系信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网络完全能够胜任识别总共300对(表型)极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对的筛选要求，这种筛选可以达到上万个体。”他提到了在安徽做项目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收集了大约25%的这类(表型)极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对(的样本)”，早在1993年，“哈佛—中国对基因、环境、营养和人体健康的合作研究”就在安徽省的“基线跨专业研究”中“调查了总共6万成人和儿童”。在申请这个项目时，徐希平早已经开始在安庆工作。1999年12月第160卷第6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发表的以徐希平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家庭聚集》(Familial Aggregation)，就明确说，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进行的。“哮喘病指标个案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这8个县都属于安庆市。

　　徐希平在1997年3月就“气管感应”项目给NIH的补充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大陆特别是安庆作为“基因研究的理想现场”的几点理由：第一，“哮喘病表型在临床显示上与西方世界的哮喘病一样，因此保证了普遍性”。第二，“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患者与西方国家相比，很少甚至不用药，因此，与所有现行西方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因为用药造成的混乱”。第三，“中国很少有离婚，不变的、稳定的家庭单位在闭塞的农村地区是规范，这就得以收集综合数据”。第四，“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比西方国家大。虽然政府有个一孩政策，但是农村地区并没有实行，那里核心家庭的平均规模是6口人”。第五，“安庆地区的人口两千年来一直很稳定，对在线性不平衡的基础上做过细的图谱是很理想的”。第六，“现场操作的费用低，使我们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筛选几百万受试者，而无须本项目承担费用”。第七，“有非常高水平的合作，在我们所有在安庆地区的基因研究中，参与率超过95%”。第八，“目前还没有以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而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12亿)”。

　　最后，“我们有在中国工作的广泛经验，建立了一支能干的现场队伍和实验室队伍，有能力收集高质量的表型数据，提取DNA，用新的研究设计进行高质量的表型”。

　　NIH终于批准了这个项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在它批准徐希平申请报告的备忘录中，提到了这项研究的主要强项，包括：“(1)研究者们对哮喘病流行病学的广泛了解；(2)采用比较闭塞的同种人口，将有助于识别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的可疑基因位置；(3)能根据非常庞大的统计因子获得广泛的表型数据，而其收集费用不需由本研究项目负担；(4)因为有数量可观的家庭，使得研究设计(如表型极不一致的兄弟姐妹配对)的选择可以非常有效”。

　　最早的资助者是谁？

　　为什么NIH不必负担“广泛的表型数据”的收集费用呢？因为在NIH进入以前，哈佛大学这些项目已经有人资助。对此，徐希平在申请NIH资助“气管感应”项目时，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1994年12月，(徐希平任首席科学家的)长宁(Channing)实验室与(美国)千年制药公司达成协议，在中国安徽表型500个家庭(400个哮喘家庭，100个非哮喘家庭)，并把500个家庭的DNA提交给千年公司进行匿名基因搜寻，寻找哮喘基因。……1996年5月31日，这项协议延长到1999年底，家庭数量增加到1034个哮喘家庭和146个对照家庭。协议同意支付长宁筛选哮喘家庭的费用，并严格规定要一个患病的家长和两个患病的兄弟姐妹。”协议同意支付费用的项目包括“问卷、嗜伊红细胞计数、支气管扩张剂测试、气管感应测试、心率变异检测、为将来的血清分析采血，以及DNA提取”。“协议规定千年公司对他们在基因搜寻中发现的任何基因享有唯一的专利权。”

　　千年制药的资助有多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公司对哮喘病这一项的初期投入是300万美元，后来又追加50万美元，要哈佛的中国基因项目提供400个糖尿病家庭的DNA样本。如果美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那么，徐希平1996年在向NIH申请资助“气管感应”项目时，列了一个他本人受其他方面资助的单子，其中有几项因为是“私人来源”，被提供材料的信息自由办公室抹去。这几个项目是：(1)从94年9月1日到99年10月31日的“哮喘病基因项目”，共999996美元，主要是“收集和分析中国的问卷及肺功能数据和血样(做基因分析)，探索哮喘病的基因基础”。(2)从95年10月1日到96年12月1日的“安徽省遗传学研究”，共134906美元，主要是“II型糖尿病试点研究，调查从II型糖尿病家庭获得(数据)的两种不同策略的可行性”。(3)从96年3月1日到98年2月28日的“中国肥胖症分子遗传学流行病学研究”，共300613美元，主要是“研究肥胖症的遗传基础，联系到疾病的原因，设计并最终开发出治疗这种病的新疗法”。

　　在1997年3月提交的补充报告中，徐希平所列的“私人来源”的资助如下：(1)94年9月1日到99年10月31日的“气管感应的遗传流行病学”，共100万美元，“收集和分析中国的问卷和肺功能数据及血样(做基因分析)，通过(表型)一致的同代同胞对分析来探索哮喘病的基因基础”。(2)98年1月1日到2001年12月31日的“基础研究调查”，共553212美元，“在中国确立一个孪生子表型资源”，“研究环境和基因因素对复杂疾病影响的流行病学”。在这份报告中，徐希平列出他转包给合作者之一的John Rogus的“其他资助”项目中，有一项明写着“与千年制药公司”分包，就是94年9月1日到99年10月31日的“气管感应的遗传流行病学”，共100万美元。

　　千年公司成立于1993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资助哈佛在安徽的哮喘病项目5个月之后，瑞典一家很大的制药公司Astra就同意投给新千年公司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官员都认为，是安徽项目确保了这笔投资。现在，它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据2001年12月16日《科学时报》报道，该公司“近日透露，他们将出资20亿美元收购Cor治疗公司。这是迄今为止生物技术行业最大的一次收购”。

　　现场调查是怎样进行的？

　　徐希平在向NIH申请资助“气管感应”的报告中，叙述了在安徽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研究(项目)的每个县，都有一个三级医疗网络(县、乡、村)。这个医疗体系在25年前建立，为所有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下属的28000名内科医生为进行一项哮喘病的遗传基因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为开始这样一项研究，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识别出了哮喘病指标个案家庭。首先，安徽医科大学和安庆市医院/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员在每个乡办了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班，培训乡级和村级医生，收集指标个案家庭的信息。第一天用来解释研究的目的、规模和程序。介绍了指标个案家庭的定义，举出几个例子。要求每个村医回到自己的诊所准备一个名单，列出所有的有哮喘病患者或支气管病患者家庭。在后两天，从所有的村医那里收集起所有指标个案家庭的信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肺病专家同乡医村医一起检查了所有指标个案家庭的名单，去掉那些不合乎要求的家庭。培训班结束后，现场队员和村医访问了每个指标个案家庭，用一个短的问卷证实村医提供的信息。他们还收集了一些额外的信息，包括家庭人口多少，家谱，健康状况，症状和用药情况。”

　　“根据这些信息，按以下标准选出指标个案家庭：(1)哮喘病患者至少8岁；(2)有一个至少8岁的同代同胞也有哮喘病；(3)父母都健在；(4)父母有一人有哮喘病史；(5)患病的同代同胞的病是慢性的，时断时续地咳嗽或气喘已连续3年。我们进一步识别出……有严重哮喘病的，有另外患病的同代同胞的，有初患哮喘病的家庭，以及属于一个较大家系的核心家庭。最终的指标个案必须符合下列标准之一：(1)一年之内至少看过3次内科医生(治过敏的或治肺病的)；(2)有3年以上哮喘病史的在一年之内至少去过医院一次。”

　　对于符合标准的家庭，“要求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知情同意”。然后，“按照NIH关于哮喘病遗传学的合作协议进行下列程序：“1、将评估呼吸道史和症状、职业和吸烟史、家庭环境以及家庭哮喘病和其他慢性或遗传病史的问卷标准化；“2、肺功能检测(肺活量测定法)；“3、对所有受试者用大于60%的FEV1做甲胆碱测试；“4、支气管扩张剂测试；　“5、用阳性阴性对照测试皮肤对10种特定抗原的反应；　“6、抽血看血清IgE水平，phadeatop，嗜伊红细胞和白细胞数量，提取DNA。”

　　在报告中，徐希平说，“在今后4年里，我们每年将为每个表型积累40对极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对。现场数据收集将在1999年6月完成，届时将获得总共4000以上个家庭的大约2万个个体进行分析。”

　　一些美国和中国专家提出，这里涉及到两个很敏感的问题：第一，做这类实验是否严格使用了一次性针头？第二，对参与者使用的药物对他们有无敏感？当然，这里还涉及到所有参与者——仅“气管感应”一个项目就有“4000以上个家庭的大约2万个个体”——是否真正对所有上述情况真正“知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