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裁军与军控如何健康发展？关键是树立新型安全观——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潘振强

　　-本报记者李东航

　　4月2日至4日，由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共同主办的主题为“21世纪裁军议程”的国际裁 军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多位政府高级官员和知名学者，就防御理念与裁军、核裁军等当前裁军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与会的中国军队的惟一代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潘振强，请他就国际裁军与军控问题发表了见解。

　　多边裁军外交目前陷入僵局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继续裁军与军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3年1月达成，并于1997年4月生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95年5月实现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1996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世界无核区范围不断扩大；《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激光致盲武器议定书”以及新的“地雷议定书”分别于1995年10月和1996年5月达成；1 997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旨在加强保障监督有效性的议定书。

　　然而，新世纪之初，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遭遇了不小的挫折：联合国裁军大会连续4年由于无法达成一致而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裁军委员会2002年的会议有被迫延期的危险；《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仍未获得足够国家的批准；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反导条约》……负责裁军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达纳帕拉在“21世纪裁军议程”国际研讨会召开前夕表示：“多边裁军外交目前陷入了僵局，出现了多种令人沮丧的情况。”

　　国际裁军与军控走到十字路口

　　国际军控与裁军努力前景令人担忧，个中原因何在？

　　潘振强认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实际上是世界战略格局演化的一个侧面。尽管冷战结束已经10年了，但是，整个世界依然处于转折过渡期。两极体制崩溃后，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基本框架还远远没有定型，还有一个各种战略力量进行调整、世界战略格局发育甚至出现反复的过程。一些地区动荡局势的平息和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前景现在看来还比较渺茫，地区战略格局的走向也不是很明朗。此外，全球化和高技术不断发展的趋势，从一个方面来讲，推动了多极化向着一个健康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有可能使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使世界战略格局变得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不稳定因素变得越来越多。简而言之，世界战略格局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与之相仿，国际裁军与军控目前也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潘振强说，冷战结束后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之所以取得一定的进展，主要是基于世界各国对所存在的共同利益以及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各国均要求加强核不扩散和防止导弹技术扩散机制，并且认识到稳定地区局势，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建立安全信任措施的重要性。这是推动国际裁军与军控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

　　但是，也存在着消极因素。潘振强指出，最主要的消极因素就是美国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企图。美国现在正处于利用高技术赢得绝对军事优势的关键时期，而冷战时期形成的裁军与军控体制对美国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约束，它现在力图冲破这些束缚。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冲破这些约束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并不感到担忧。冷战时期它若是这样做，马上就会造成美苏战略力量的失衡，招致苏联的报复性反制措施，因此会有所顾虑。而现在，它没有这种顾虑。“这样做会引发军备竞赛”的劝诫，对美国来说更是耳旁风。美国认为，20世纪80年代搞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可以证明，搞军备竞赛对美国是“有利的”。

　　此外，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所引发的地区动荡，使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面临更大的挑战。全球化在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其中快速发展了经济的同时，也给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困难，其直接后果就是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或一些地区的动荡不已。以“9·11事件”为代表的恐怖组织等非国家实体的威胁上升，其根源之一就在于，当今世界还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因素，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抬头与上升。防止此类实体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已经成为国际防扩散努力的新挑战。

　　高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国际裁军与军控面临更多的复杂情况。过去，某种技术是用于军事的，不能扩散，是很清楚的。而现在，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在高技术层面上几乎没有太多区别，任何一种先进的、高科技的民用技术都可以转而用于军事领域。高技术的发展，使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差别越来越模糊，也使得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很难像以前那样对某项技术作出明确的“军用”与“非军用”的界定，从而使武器的扩散变得更加容易了。

　　单边主义倾向挑战新型安全观

　　目前，国际裁军与军控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既有政治上的问题，也有技术上的问题，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即：要达成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裁军日程，首先必须要统一思想，对防御理念、裁军理念、军控理念等进行战略思考，把各国的防御理念与裁军挂起钩来，这样才能形成国际裁军与军控的共同利益基础。

　　潘振强介绍说，这次研讨会首先讨论的就是各国的防御理念与裁军的关系。但是，与会者的分歧是非常大的。从讨论的情况来看，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国际裁军与军控要想取得进展，各个国家就必须形成一种新型安全观。这种新型安全观强调，安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而不是通过对抗来获得；安全要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上，而不能建立在单纯追求单方面军事优势上。这种新型安全观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安全要建立在其他国家也有足够安全感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一国安全了，也要确保别国也感到安全；不能把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甚至牺牲别国安全的基础上。从国际裁军与军控的角度讲，这种新型安全观就是要求每个国家都应接受某种程度的约束与限制。

　　另一种倾向就是不愿意接受约束与限制，认为军控只有在有利于自身安全时才值得支持，不利于自身发展军事力量时就不值得支持。

　　潘振强说，不愿意接受约束与限制的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的最大障碍。

　　新型安全观为国际裁军与军控指明方向

　　潘振强认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今后应加强4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推动世界各国形成新型安全观。国际裁军与军控问题的思想基础，说到底是一个安全观的问题。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冷战时期的思维、办法去刻意“寻找一个敌人”，以此作为发展自身军事力量的借口，并且觉得搞单边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质依然是把国与国的关系看作一种“零和”关系、对抗关系，依然视世界为弱肉强食的“丛林”，那么，国际裁军与军控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认识到，今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只能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而且这个国际合作必须是在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妥协的前提下达成的，国际裁军与军控才能有所发展。

　　其次，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国际社会在冷战时期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才形成的军控、防扩散及裁军机制。当前与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机制仍然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当然，由于新的高技术的发展，这一机制还要补充和加强，其重点可能会有所变化。今后对军备的限制不能主要着眼于对数量的限制，而应主要着眼于对军备质量的限制。在限制军备质量的发展方面，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它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冷战时期常讲两个超级大国对此负有特殊责任，现在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必须对此负起责任来，因为它既是军备发展的带头羊(美国的军事力量最为庞大)，又是武器扩散的带头羊(美国的武器对外输出得最多)，当然也应该是军备控制的带头羊。诚然，在这一问题上各个国家都负有责任，只不过美国因其所处的地位不同，更具有特殊的责任。

　　再次，要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等新的领域。一些国家单方面谋取外层空间军事和战略优势，乃至控制外层空间的企图、计划和行动不仅确实存在，并且有新的发展。一旦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等于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各国之间的措施与反措施必然激烈发生，引起新的不稳定。这清楚地表明，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已是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此外，在新概念武器问题上，目前也需要制定一些规则加以限制。

　　最后，要加强联合国在裁军与军控问题上的作用。军控问题不能由一个国家或一部分国家说了算，最终还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进行。尽管联合国的工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依然是国际社会进行裁军与军控共同努力的最好场所。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在各国普遍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多边防扩散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