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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从1999年中秋到2000年，公安部禁毒官员张宏业在美国呆了14个月。他学开美式警车，使用霰弹枪；他结识了各个阶层的美国警官，与他们一起上街巡逻；他们还拜著名的华裔侦破大师李昌钰为师——他用自己眼睛，把美国社会里里外外看了个够。这虽然不是一本可以纵情发挥的小说，但视角独特，语言流畅而风趣诙谐，尤其是一个个各有特点、个性鲜明的人物和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始终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作者简介：张宏业，1991年参加公安工作。曾获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中国法学会会员。1999年公派赴美学习考察。现在公安部禁毒部门工作。
空气中都是恐怖的味道
2001年的10月11日16时55分，加拿大航空公司从北京首都机场至温哥华的AC3030次航班在飞越北京北侧的汤河口导航台时，航班应该像往常一样与地面进行常规联络，但地面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应的信息。当时在导航台值班的管制员李迪和姜楠开始主动呼叫AC3030，依然杳无音讯。与AC3030航班失去了联络，管制室内的气氛骤然凝重了起来。此时“9·11”事件刚好过去一个月，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后，民航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特别强调对出现异常的航班要严密监视。有关AC3030航班反常情况的消息很快在导航台弥漫开来，有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到达管制室，指挥紧急启动通信失效程序。
管制中心打开所有通信频率呼叫AC3030，李迪使用全球统一紧急频率呼叫。姜楠马上请求空军雷达监视。在附近飞行的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和一架国航的航班了解到这一情况，也帮助呼叫，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7时04分，雷达上AC3030的应答机显示出了通信失效的标识，这说明飞行员也已知道了通信设备故障情况。李迪继续不断地向空中播发管制指令，希望能得到回应。不久后，在无线电频率中传来非常微弱且断续的声音：“我无法收到指令，我现在上升的航线高度为10200米。”为保证飞机的安全，李迪立刻指挥其他飞机避让，远离这架故障飞机。17时12分，无线电里传来AC3030航班飞行员清晰的发话声音。李迪建议AC3030航班返回北京检修。
AC3030航班于17时30分左右安全返回首都机场。通信失效程序结束，管制室里又恢复了正常。AC3030航班经过检修后，于当日21时40分再次安全起飞。
当时我正坐在AC3030航班上准备在温哥华转机去蒙特利尔。预计到达温哥华的时间是当地时间中午12点，飞蒙特利尔的航班是下午2点30分。选择这次航班时，我很乐观地估算：即使碰上飞机延误、推迟起飞的事情，充裕的转机时间也是绰绰有余的。
那天我很早就来到首都国际机场，办好行李托运，通过边检和安检，来到候机厅。和往常一样，首都机场的气氛依旧安静祥和。
到3点半的时候，候机厅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前往温哥华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过来的航班延误，起飞时间大约推迟半个小时，请原谅。”
直到4点50分飞机才起飞。系好安全带，我闭上眼睛，暗自祈祷能够顺利地抵达目的地。
2001年的9月初，上海的暑气已经渐渐地消去，只是捉摸不定的小雨会带来些许的潮气。我随同有关领导同志陪同由泰国国务部长探玛拉将军率领的禁毒代表团在上海参观访问。
探玛拉将军一行刚刚参加完在北京举办的“四国禁毒合作部长会议”，取道上海返回曼谷。在上海，探玛拉将军完全被外滩和浦东新区的壮观景色折服了，在听完上海发展历程的介绍后，更是钦佩不已，他像个孩子一样地说：“中国是大哥哥，泰国是小弟弟。小弟弟有许多地方还要向大哥哥学习，大哥哥要多关照小弟弟。”后来我们得知，其实他也算是中国人呢，因为他的爷爷就是纯正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到泰国去的。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下午，我正陪他们逛襄阳路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部长的夫人和女儿非常喜欢逛街，在北京我就陪他们到红桥市场去逛过)，单位打来电话，告诉我领导决定让我到加拿大出席第二届国际反洗钱大会，并希望我尽快返京。
回到北京，领导告诉我，这次会议是由加拿大皇家骑警主办的，地点在蒙特利尔市，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议一共邀请了48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参加，规模很大，考虑到我曾经写过关于洗钱方面的毕业论文，对洗钱稍有研究，而且语言沟通上不存在问题，所以派我去，并让我赶紧准备办签证。另外，加拿大皇家骑警驻北京的警务联络官魏凯平先生也要参加这个会议。
我并不认识魏凯平，所以魏凯平打电话说要过来一下，一是送材料，二是互相认识一下。大概是9月10日，魏凯平来了，他看上去高大威猛，只是30年的警龄使前额变得光溜溜的，一丝不挂。对中文一窍不通的魏凯平让朋友帮自己取了个中规中矩的中文名字，他告诉我，为了不辜负“魏凯平”这三个字，他已经下决心学一口地道的中文了。
魏凯平给我带来了一本会议手册，向我详细介绍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并表示他们负责给我订机票，考虑到10月14日要报到，从北京到蒙特利尔要坐将近17个小时的飞机，中间还要在温哥华转机，再加上12个小时的时差，因此他们给我订了10月11日的机票，给我留出一点时间稍做调整和休息，以便能精神饱满地参加会议。对于他的周到考虑，我表示非常感谢。
9月11日晚上，我在单位加班后正在往家里赶，好友老米给我打来电话，急促地对我说：“快看电视，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大楼给炸塌了，太可怕了！”
“你开什么玩笑？”说什么我也不信这是真的，去年的10月，我在纽约时，还登到世贸中心的楼顶，俯瞰曼哈顿呢，那么高的大楼怎么可能会被炸塌？
然而随后而来的张小波的电话令我不寒而栗，小波说他正在昆明，在房间里看卫视中文台的新闻报道，电视里世贸中心正在冒着浓烟，大火在燃烧。我心头一紧，加快了步伐，小波是从来不向我说谎的，即便是酒醉时说的话，他也能记得一清二楚。
回到家里，我赶紧打开计算机，登录到新浪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这场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消息。
911，这个数字再熟悉不过了，11个月之前，我还在美国，和警察同行们厮混在一起，到纽约市警察局的911指挥中心去参观，当时还琢磨为什么美国人把紧急报警和求助电话号码设为911，按汉语的发音是“救要要”，也就是“要要救”，难道这里真有些什么联系？
没想到，一年之后，911竟然和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个数字也将永远地载入史册。
“9·11”事件后，航空安全问题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飞往北美地区的航班尤其是飞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班更是惹人瞩目。一些朋友得知我要去加拿大，纷纷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可要小心啊！”
“9·11”过后没几天，魏凯平就打电话给我，说机票已经订好了，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号为AC3030，10月11日下午四点一刻从北京起飞。
转眼之间，出发的日子就到了。小波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和宋强给我送行，我本想推掉，可他再三坚持。席间，小波再次跟我调侃，说要是看到飞机上有面目凶险狰狞之人，就一定要下来，不去了。宋强在旁边直骂他乌鸦嘴。
本来魏凯平要和我同机前往，后来他临时有事，换成了第二天的航班，我只好收拾行李准备独自动身。
真的没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纽海芬，在波士顿，在水牛城，站在尼亚加拉瀑布前，望着对面近在咫尺的加拿大。今年的这个时候，竟又有机会回到这片美丽的土地。只不过去年这里是一片祥和，今年却笼罩着恐怖。
旁边的小伙子开始和我聊天，他看上去非常兴奋。当空姐把入境登记卡发给大家时，他问我怎么填，是填中国公民还是填加拿大居民。听他一嘴的北京口音，我还以为他是北京人呢。我问他：“你是加拿大人吗？”
“我是新移民！”他非常自豪地回答到。
“新移民？”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那你在加拿大住多长时间了？”我又问他。
“还不知道住哪儿，这是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小伙子脸上仍然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看来，在他的心目中，AC3030正载着他驶向天堂。
突然，我感觉有点儿不对，耳膜压得厉害！这飞机分明是在下降！一种不详之感飘上心头，在这个时间，飞机应该保持在1万米左右的高度才对，怎么会下降？
机舱里一片沉寂，空姐没有做任何解释，乘客们都感到意外，但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过了一会儿，大家纷纷问空姐，为什么降低高度飞行，空姐表示也不清楚，要问机长才能知道，可是，机长并不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
沉寂！恐惧！
过了20多分钟，机长终于说话了，飞机起飞后不久，通讯系统失灵，与地面失去联系，经过反复努力，终于与地面联系上了，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返回首都机场进行检修，因为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讯系统失灵，也无法保证它在后续的飞行中不再次失灵，所以必须返航检修。
天哪，太危险了！飞机没有通讯系统，就等于没有了眼睛和耳朵，沿途要飞越俄罗斯和美国阿拉斯加上空，要是无法与地面联系，报明身份，被打下来怎么办？
机舱内躁动起来，尽管机长说已经和地面联系上了，可我们还在空中，鬼知道会不会再失灵？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谢天谢地！飞机总算回到了首都机场，停在停机坪上，由机械师来检修，但不许旅客下飞机。至今想起那一幕来，仍然有些后怕。回到北京后，在许多报纸上都看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可怕。
飞机再次起飞后，我旁边的小伙子的脸上再也没有灿烂的笑容，他不停地嘀咕：怎么这么倒霉？还没出去就回来了。
我也很烦躁，这来回一折腾，5个多小时就过去了，飞的再快，我也不可能赶上去蒙特利尔的那班飞机了，还不知道到了温哥华会是什么样子，况且鬼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空姐也很烦躁，对外国人还能勉强保持微笑，对中国人则明显地不耐烦。当我过去问一位空姐到温哥华怎么转机时，她竟然听都没听就说：“我不懂中文？”我真的气坏了，我的英文还不至于差到被讲英文的人听成是中文。
对加航的第一印象是如此之差。
飞机总算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飞到了温哥华的上空，刚想松一口气，不经意间又被空姐吓了一跳，空姐说：“飞机马上就要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并注意离自己最近的紧急出口的位置。”我旁边的小伙子已经彻底不吭气了，我环顾机舱，还好，紧急出口离我的位子只有两排的距离。
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从温哥华到蒙特利尔的飞机只有午夜12点的一班了，我还得在机场等8个小时。
午夜11点30分，飞蒙特利尔的班机开始登机了，人很多，可我旁边的两个座位始终空着，我暗自窃喜，要是没人来，我可以伸伸腰，睡一觉了。
可就在乘务员关好舱门，我正准备长嘘一口气的时候，前几排座位的一个人起来后径直向我这排走来，一屁股坐在外边的座位上，嘴里还嘀咕着，“真幸运”看来她也觊觎这个座位好久了。
我就象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眼看到手的肥肉飞了。她的幸运是建立在我不幸的基础上的啊我愠怒地问她：“这是您的座位吗”她想必也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不是，不过，您知道，我从北京来，飞机晚点这么长时间，我简直累死了，这里三个座位两个人，我可以休息一下。”“我还想休息呢。”我愤愤地没有吭气，好男不和女斗，有什么办法呢。
她也更加不好意思了，进一步解释道：“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去蒙特利尔参加北京文化周，有三场演出。本来原计划晚上到蒙特利尔，可以睡一夜。可是您知道，这么一折腾，没多少时间休息了。连续三场演出，我又是主角，舞台上舞枪弄棒的，休息不好，出点差错，岂不是给我们国粹丢脸所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知道您很累。”
听她这么一讲，我的气一下子消了。看来还不简单是个谁休息的问题，而是上升到爱国的高度了。咱当警察的，这点儿风格还是有的。
就这样，她一路睡到蒙特利尔。后面的开会时间里，我还一直担心她会不会从舞台上掉下来。
后来，从电视新闻报道中，我得知蒙特利尔北京文化周取得了圆满成功，尤其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出，更是受到空前的欢迎，观众在演出结束之后竟久久不愿离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飞机抵达蒙特利尔时，已经是当地时间第二天上午8点半，我离开北京已经30多个小时了。疲惫的我到了饭店以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直到夜里2点钟才醒过来，由于时差没有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只好看CNN，连篇累牍，都是关于炭疽病毒的报道，美国人真的被搞得身心憔悴了。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在魏凯平的引见下，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更为巧合的是，我碰到一位来自美国圣地亚哥的代表，他是美国联邦缉毒署的特工，居然和我是一师之徒——他毕业于纽海芬大学法庭科学技术系，也就是刑事技术系，是李昌钰博士的学生。我呢，2000年的这个时候，则在纽海芬大学法庭科学技术系接受培训，李昌钰博士是我们的主要教师，我也可以算是李昌钰博士的学生。没有想到在加拿大还能碰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我们都很高兴，也都慨叹世界太小！
会议安排得很紧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欣赏美丽的风光，不过层次鲜明、五彩纷呈的枫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勾起了我的美好回忆。
回程的路途似乎比较顺利，只不过在温哥华机场飞机又晚了一个小时，登上飞机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终于踏上归程了。可是，尽管已经晚点，飞机还是没有按时起飞。空姐告诉我们说少了一个人没有登机，让大家耐心等待。有了来时候的经历，似乎加航再发生什么事都不足为怪，估计一定是哪个旅客转机犯晕了。
等了两个小时之后，飞机仍没有起飞的意思，一个旅客耐不住了，问空姐：“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等一个人？难道他是机长吗？”
空姐严肃地回答到：“不是机长，但必须等。因为他是个乘务员！”
大家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可爱的加拿大人，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
等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他还没有来。飞机在乘客们的一片抱怨声中起飞了。松弛下来的心又绷紧了，乘务员都可以不来，那么机长是不是可以在飞行时去睡觉？
一波三折的加拿大之旅结束了，回到家里，已不再恐慌，只是火红的枫叶仍久久飘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两年前的那个秋季，同样的秋色，同样的航程，不一样的心情，我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美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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