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耶路撒冷2月20日电(记者钟翠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被困拉姆安拉已近三个月，随着他的行动自由一天天缩小，拉姆安拉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实地感受以军“软禁”阿拉法特的气氛，新华社记者春节前专程从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赶到拉姆安拉采访。

　　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距离只有区区16公里，但人们从媒体报道中感受的两地距 离可能要大得多。记得2000年冲突之初，一位从美国来到美联社耶路撒冷分社实习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在国内的父母从电视上看到以军向拉姆安拉发射导弹，还以为两地相隔遥遥呢。以色列左翼议员约西·贝林也曾在报纸上撰文，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两地之间只有“10分钟的车程”。这当然指的是在道路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来往两地所需的时间。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冲突爆发后，以军在耶路撒冷通往拉姆安拉的道路上设了两个检查站。第一个设在拉姆镇，通行时间较短，对进入拉姆安拉的汽车来说尤其如此。第二个检查站卡兰迪亚是地道的“瓶颈处”，本来挺宽敞的道路被以军拦腰卡住，所有过往汽车都被“规矩”到两条路上，进来一条，出去一条。大量的汽车从不同方向驶来，在检查站很远的地方就被迫停下，向前蠕动，越是到近前，场面越是混乱。空气里弥漫着汽车的鸣笛声、司机的吵闹声和令人只想逃离的尘土。

　　每次来到这里，我的内心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在我们的报道中，“封锁”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它那令人惆怅、无望和恼怒的内涵，却是生活在以色列封锁政策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恐怕也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个中滋味。

　　在卡兰迪亚检查站，我们的汽车同样被困在车流之中。等待中，见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为抢道大动肝火，扭打起来，很多旁观者上前把他们拉开，平息了一场小冲突。

　　我下了车，举目环顾，晴朗的天空依然是那样迷人，只是眼前却上演着这样一幕令人心焦的场景。就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一位穿红色毛呢上衣的巴勒斯坦中年妇女走过来，用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询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她说，她去几公里外的贝特·尼纳镇走亲戚，见到车流滚滚，决定下车步行走过检查站。

　　她说，她对过检查站已经习惯了。“这是生活，你不习惯怎么办？”她说：“以巴问题太复杂，一时看不到什么出路，除非奇迹出现。”

　　经过长时间等待，终于过了卡兰迪亚检查站。向前走不远，右侧是一群高墙围起来的建筑，高墙上有一些歪斜的铁丝网，在车里看不到建筑的模样，但记得去年6月来采访时，陪同我们的巴勒斯坦司机说，那是一座巴勒斯坦难民营。生活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是在几次中东战争中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后代。由于以巴争端没有得到全面解决，这些难民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安置。

　　拉姆安拉的冷清和萧条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不过阿拉法特的境况是我们最关心的，于是我们先找他的总统府。不要根据你脑子里认为总统府“应该有”的气派来寻找阿拉法特的官邸，否则你永远也找不到。当我们一路上经多人指引辗转来到阿拉法特总统府时，才意识到其实我们曾从总统府的西墙旁走过，只是那一米多高的石墙和上面拉的铁丝网太不起眼了。

　　在总统府旁，两名警察知道我们是采访阿拉法特的中国记者，痛快地将置于路中央的隔离墩挪开。我们往前走了一小段就来到大门口，那里有另外两名持枪警卫，其中一位走上来，询问我们到来的目的，我们如实相告，并下车和他攀谈起来。他的英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意思，但他对我们非常友好。

　　仔细打量眼前的总统府，看上去真有点像国内某个机关大院。不！远不如北京城的很多机关大院那么气派。两扇铁门上刷着黄绿色的油漆，门半开着，不断有挂着白底红字通行证的官方车辆进进出出。巴勒斯坦门卫看到无人出来接我们，便示意我们把车停靠路边，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毕竟是在总统府前呀，怎么说也不能随便停放车辆。

　　离开总统府，我们驱车穿过市中心时，发现那里还热闹一些，但没有丝毫的喜庆和快乐氛围。我们入住的饭店叫“GRAND PARK HOTEL”(“大公园饭店”)，位于总统府西北两公里处的一个山坡上，属拉姆安拉上好的饭店。一走进饭店，第一感觉还是冷清，除我们6名中国记者外，宽敞的大厅只能见到两三个人的身影。

　　我们到达饭店时，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首席记者明大军曾与阿拉法特政治顾问拉迪纳联系，询问采访阿拉法特的具体时间。在等待通知期间，我决定到饭店外面走一走。正在值班的饭店女服务员告诉我，这一带属居民区，通常非常安静，冲突后，人们更是很少上街。

　　饭店四周有不少楼房，非常新，都是用号称“耶路撒冷石”的石料装饰的墙面，看上去很漂亮，但似乎闲置的很多。除了饭店前的一条主要马路外，饭店南面的楼房之间很少有修好的道路，到处是裸露的乱石，整个区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新辟的开发区。

　　向东走了不远，我发现一幢矮楼门口有人在好奇地打量着我，于是朝那里走去。有两个小女孩站在家门口，她们家雇的斯里兰卡保姆正在晾衣服。我与她俩搭话，9岁的妹妹很瘦弱，齐耳短发上戴了发卡，不说话，只是瞪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我。11岁的姐姐努马回应着，讲话口气非常平和，但显然有戒备心理。

　　她告诉我，她的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现在正常上学没有问题，但她害怕以色列人，认为不可能与以色列人实现和平。特殊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儿童在政治上非常早熟，不过，这样小小年龄的孩子对和平前景如此悲观，令我心里一沉。

　　令人陶醉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夜晚的脚步越来越近，城市也渐渐昏暗下来。路灯稀稀落落的，整个城市越发像座遭人遗弃的边陲小镇。然而举目西望，16公里外的山城耶路撒冷灯火阑珊，那熟悉的灯火宛如条条金银链镶嵌在古城的躯干上，熠熠闪光。

　　晚上采访完阿拉法特，在回旅馆的途中，我又禁不住说了一句：拉姆安拉的晚上有些黑，看耶路撒冷那边多亮！车上送我们回来的一位巴方人士说：“拉姆安拉交到我们手里才5年。”

　　第二天做完报道，我们决定重新来到阿拉法特总统府，再次感受一下那里的气氛，并从总统府的后面看一下部署在那里的以军坦克。远远看过去，两辆以军坦克孤零零地并排而立，炮口直对阿拉法特办公楼。上午的太阳还未升到半空，坦克处在阴影中，使附近的气氛格外肃杀。

　　几名外国记者在路旁寻找合适角度拍摄坦克，身边是一辆被以军搞“定点清除”时用导弹炸翻的汽车，整个轿车只剩下烧焦的空壳。往坦克方向看去，还能看到地面焦土的痕迹，表明那里发生过以军与巴勒斯坦抵抗者的对峙。

　　两辆坦克能这样堂而皇之地驻扎在主权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把炮口对准他们领导人的官邸，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心里的感受……

　　离开拉姆安拉的道路依然难行。疲乏的我们困在通往检查站的车流中更加感到焦躁，心里有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懑：“以色列大兵凭什么这样控制着别人的行动自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