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

　　中国外交路线曾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突破。这次突破不仅是战略方向上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战略观念上的突破。在此以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革命外交和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但是，以《上海公报》为起点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障碍，在两个大国之间找到了共同利益的结合点。这 种转变的历史意义至今仍在不断地显示出来，因为它开辟了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方向。

　　上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主要是战略层面上的，就是共同防止苏联在亚洲以至全球的扩张。《上海公报》当时表述为：中美两国都不谋求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大国谋求霸权的企图。在这个共同的战略框架之下，中美两国在长期对抗的台湾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和妥协。“一个中国”成为中美两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出发点。

　　可见，共同的战略利益可以导致重大的战略妥协。

　　80年代，中美之间在防止苏联霸权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随着苏联的实力衰退而有所下降。与此相关的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也有所上升。但是，苏联毕竟仍然是对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者仍然保持着“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难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严重的调整或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找到了一个新的共同利益领域，这就是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当时的苏东集团相比，中国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先锋。总体上中美关系在80年代处于最稳定的时期，因为在主要领域内两国的共同利益超过了分歧。

　　90年代，中美关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美原有的战略共同利益都受到了挑战。特别是中美在两岸和平统一的方向上发生重大分歧，以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200架F—16战机和1994—95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为标志，台湾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争端，成为两国战略分歧的焦点。

　　但是，90年代中美关系也获得新的共同利益基础。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美共同利益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机遇。中美互相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市场互补性明显高于竞争性，两国的共同市场利益得到空前的深化和推进。经济关系超越人权因素和台湾争端，使中美共同利益的重心从战略层面转到市场层面。中美市场互补关系甚至带动台海两岸的经济融合，形成一种跨洋市场与跨海峡市场的互动关系。

　　即使在90年代，中美高层和战略界人士也一直在探讨两国共同利益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基础。1997—1998年两国元首互访，就是在探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承诺的“三不”政策是对“三个公报”的补充和发展。但是，这种探讨和定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受到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冲击，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再次成为疑问。

　　与70年代相比，中美共同利益已经不是单一层次的战略利益。它是由国家利益、战略利益、市场利益和社会集团利益等不同层次构成的。而且这种共同利益结构是多元化的，可以分解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党派力量之间、不同企业集团之间、不同种族文化群体之间的利益集合或分化。因此，抽象的“共同利益”可能体现为具体的不同集团利益，从而成为影响决策和舆论的不同因素和力量。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复杂化并且与国内政治的结合，并不是中美关系倒退的证明，恰恰是这种双边关系走向成熟的反映。根据这种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找到双边共同利益的更多的结合点，使过去的许多简单分类进一步细化，然后综合为比较可控的、可操作的共同利益。随着中国的力量上升，中国与美国的利益重合部分将不断扩大，美国内部支持中美合作的集团将不断增多。上世纪70年代少数“中国通”所设定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同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相比已经发生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但是，共同利益维系两国的战略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尽管有些人竭力论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不复存在，中美合作的战略框架已经没有必要加以维护，但历史将证明，否认共同利益是无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抛弃战略合作框架对两国人民将是巨大的灾难；而维护和建设这个框架对全世界都是莫大的福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