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此间《瞭望》新闻周刊在最新出版的一期中刊登了署名杨运忠的文章，题目是《右翼势力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转发如下：

　　你打你的，我干我的。用这话来形容日本利用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时机，“借船出海”，是再确切不过的了。去年10月份，日本先后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三项法案，随之即派遣现代化战舰远赴阿拉伯海和 波斯湾支援美军作战，其规模和范围已达日本战后之最。去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下令保安部队、自卫队在公海上击沉一艘不明国籍的船只，则是日本军备扩张，走向军事大国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是与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极力推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密切相关，有着深厚的经济和政治根源。

　　当今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与日本经济界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日本经济界与右翼势力的联系十分紧密，形式多样。

　　输血打气，提供雄厚财力支持。据日本《选择》月刊2000年5月号保守估计，日本右翼团体目前至少有900个，人数高达10万人之众。这些门派林立的右翼团体，都与日本经济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靠日本财团提供经济援助。成立于1997年1月30日的日本极右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之所以势力强大，如此嚣张，很大程度上就是背靠日本大财团。据初步统计，近3年来，“编纂会”出版了100万册否定和篡改历史的各类图书，每年在日本700个以上的地方组织举行各种集会和报告会，年均活动经费至少需要4.2亿日元，这些经费90%是靠日本财团提供。在“编纂会”编写和出版严重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过程中，得到了95个企业、16个财团的资金援助，援助资金高达5亿日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多次染指我钓鱼岛的右翼势力——“日本青年社”，也得到日本财团的暗中支持。据日本媒体披露，一些大公司和财团为“日本青年社”登岛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而且规定，如果成功登上钓鱼岛，每人奖励数千万日元。

　　拉帮结派，形成强大阵营。日本财界不仅是右翼势力的“财神爷”，而且它们自身也通过各种形式组成阵营，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财界阵营，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其影响并不亚于“编纂会”这类右翼团体。以三菱重工业公司、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川崎重工业公司、富士重工业公司、三井造船公司、住友机械公司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所组成的“国防族”，就是一支能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右翼阵营。海湾战争后，“国防族”就以敦促日本向海外派兵为突破口，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加速向军事大国目标迈进。为此，它们与日本军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司老板成为日本防务厅和自卫队的常客；它们与一些自民党元老关系密切，经常请这些元老出山，左右日本政局；它们还以“公司董事”或“公司顾问”的名义，网罗了一大批自卫队退役的高级将领。在阵容强大的“国防族”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每年都以近500亿美元的防卫开支稳居世界军费支出第二位；日本防卫厅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增加了许多大型装备的订货，使日本上述大公司今后5年的军需订货率达到100%；本来应由日美共同研制、联合生产的F-2先进战斗机，也改由日本公司单独生产，仅此一项，就能为其军工企业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利润。日本防卫厅长官近日表示，日本将考虑自主开发导弹防御系统。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这一最新表态，与日本大公司的私下工作不无关系。

　　公开表演，提出各种极右主张。日本大财团并不仅仅甘心于幕后操纵，它们总是从后台走向前台，扮演各种极右角色。一方面，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右翼组织。如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就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会长，而“日本会议”的分会“大阪会议”的核心成员，也是来自大阪有名的企业。另一方面，一些大财团首脑还频繁出头露面，发表许多极右主张。

　　介入外交，打造日本“远航之船”。日本右翼分子将实现“政治大国”称为继明治维新、确立经济大国地位后的“第三次远航”，而将推行“大国外交”视为“远航之船”。日本经济界的右翼人士与右翼分子相互勾结，直接跳到前台，企图打造日本“远航之船”。日美安保体制是直接制约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最重要外交因素。日本经济界的右翼人士以拥有的8000亿美元之巨的美国债券为筹码，或说服美国给予日本更多的防卫自主权，主张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借船出海”；或公开对本国和美国政府施压，主张抛弃日美安保体制，“独船出海”。这两派虽在具体方式上有所区别，但都对日本扩充军力、加速走向“政治大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日本经济的保守化，是日本政局右倾化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根源。日本政局的右倾化，则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政治温床。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并未使日本经济界对其僵化体制和保守思维进行革新与反省，反倒使保守势力得到强化和膨胀。以某些大财团、大商社为代表的经济界保守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介入政局，使日本政局右倾化日益趋强。

　　捐献政治资金。日本许多大公司和大财团，往往通过以金钱为诱饵，在执政党内拉拢政客，寻找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来影响日本政局。据日本媒体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团捐献的政治资金占日本政界所获政资金的98%。根据1976年修正的《政治资金限制法》，团体向某个政党或议员提供的捐款不得超过150万日元，超过100万日元的须向政府有关机构(自治省)申报，但对政治团体则没有捐献数额的限制。这样，许多大财团便纷纷以“政治团体”的名义进行捐献。如日本经团联所属的“日本政治恳谈会”、石油联盟的“全国石油政治联盟”等。50年代中期至1993年8月“55体制”瓦解前，自民党是大财团政治献金的重点。1975年，自民党号称有115万党员，但缴纳党费的正式党员不过11万。1985年自民党总收入为1897亿日元，其中党费收入仅占19.2%，其余均为政治献金。“55体制”瓦解后，自民党还是大财团政治献金的重点。因为支持以保守著称的自民党执掌政权，就是维护大财团自身的利益。2001年3月，自民党党员数增加到236万，但缴纳党费的党员却不足10万，每年数千亿日元的政治资金都靠大财团提供。据日刊报道，小泉纯一郎竞选首相时，日本100多个财团和企业共向他提供了100多亿日元的政治资金。另据日刊揭露，日本政府公布的政治资金数字，不过是大财团政治献金的“冰山一角”，而自民党资金来源的“透明度”，大约只有10%左右。

　　提供政策咨询。日本自民党、总理府和各省厅都设有为数众多的咨询机构，据初步统计，这些咨询机构目前已超过350个。如日本自民党的“日本安全保障恳谈会”、决定政府经济政策最高方针的“经济审议会”等等。日本大财团要么提供资金援助、要么直接提供研究报告，进行政策咨询，影响政府决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一些大财团还有自己的政策咨询机构，这些机构实力雄厚，能量颇大。以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为例，部分亲台财团充当了日台政治关系提升的急先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日台经贸总额一直超过中日经贸总额。90年代中期后，亲台财团扮演了重要政治角色。1995年，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大财团勾结政界的亲台派人士，成立了“早日促成李登辉访日协会”，频繁向政府施压，力主李登辉访日。与此同时，“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日中议员友好联盟”也紧相策应，联名支持李登辉访日的国会议员就有100多人，新任首相小泉当时也公开支持，最终导致首相森喜朗于去年4月20日决定允许李登辉访日。据日刊披露，去年有90名日本国会议员访台，仅8月就有40余名日本国会议员赴台。这些访台的日本国会议员，或由日本大财团直接策划，或由大财团提供资助，或参加由大财团举办的日台经济会议。

　　直接参与内阁。这是大财团影响政治的重要途径。战后初期，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的家庭成员和大管家都曾担任过首相、大臣。战后初期的首相币原喜重郎是岩崎家族的女婿，币原内阁的大藏大臣涩泽敬三是涩泽财团的老板，第四届吉田内阁的大藏大臣向井忠晴是三井家庭的大管家。90年代以来，大财团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参加了历届内阁。

　　密切个人联系。就是利用私人关系接触政治家、高级官僚，进而影响决策过程的方式。建立私人关系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同学、社交密友、经人介绍，都成为与政界高层建立私人联系的有效渠道。日本历届首相与财界头面人物领衔参加的“私人团体”，是大财团与政界高层密切私人联系的重要场所。

　　操纵舆论导向。近几年来，在日本一些财团支持乃至直接参与下，日本右翼团体频繁举行游行示威，大肆宣扬极右主张。1997年，日本右翼势力动员180个团体、出动约400辆次街头宣传车，在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上喋喋不休。1998年，针对朝鲜发射人造卫星事件，日本右翼势力又动员了820个团体、出动约900辆次宣传车，大肆鼓噪“朝鲜威胁论”。今年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多次举行游行和集会，坚决支持政界一些人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日本财团和右翼势力合伙导演的这一场场闹剧，对日政府的政策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