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必骎

　　编者按：一场跨世纪的新军事革命已经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学术界关于军事革命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也有些时日了。然而，究竟怎样正确认识与对待军事革命的问题，仍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当前，必须从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去探讨新军事革命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以便理清思路，科学应对，在迎接挑战中把握主动权。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作者 就军事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深刻的思考和新颖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新军事革命问题的再认识。

　　当代正蓬勃展开的世界性新军事革命，虽然是历代多次军事革命的续篇，但又有其新的背景、条件与表现。要想真正把握这次军事革命的特性与规律，必须透视历史的纵深，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刻思考。

　　一、信息化是当前这场新军事革命的技术基础，我们所面临的军事革命乃是智能化军事革命

　　当代的新军事革命，尽管它经过长时间的孕育萌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步展开，但从其初期实践和下一步发展来看，其主要标志乃是以智能化军事形态取代机械化军事形态。为什么把当前这场新军事革命界定为智能化军事革命呢？

　　应该肯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是目前正在展开的这场新军事革命的重要前提。比如，信息成为高技术武器装备发挥效能的关键，信息本身日益成为重要的战争资源，信息对抗已成为当代战争的焦点等等。可以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部队编成、组织指挥、作战行动等对于信息与信息系统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达到了须臾无法离开的地步。然而，看一场军事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又不能仅仅根据某项关键性技术来作判断。军事革命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军事诸要素不断革新后，究竟最终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军事系统和军事形态。事实上，“信息化”的确是这场新军事革命的技术基础，只不过并非它的全部而已。要知道，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这场军事革命，是由多个方面形成的，除了“信息化”之外，知识化是其对人才的要求，系统化是其发展的原则，智能化才是这次军事革命的最终目标。将来只有建立一支智能型军队，才能适应未来战争在知识、智力上全面较量的需要。知识含量高的军队不仅在未来对抗中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知识、智慧将成为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强弱的首要标志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仅有武器装备的信息化，而没有军人的知识化和军队编成的系统化，就不可能形成智能化军事形态。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当前正在发生的世界性新军事革命，不仅仅是信息化军事革命，而是一场智能化军事革命。

　　当然，说这次新军事革命将要形成智能化军事形态，并不是一切都要彻底实现智能化，实际上这种军事形态只能是智能为主与非智能为辅的统一。一方面，随着军事革命的深化，军事物资与军事能量能否转变为有效的军事能力，将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控制，智能愈来愈明显地成为军事能力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新军事革命又是对机械化军事革命的“扬弃”，不仅实现两者的过渡需要时日，更重要的是智能化军事形态始终离不开仍然有效的各种非智能因素。因此，以智能为主、非智能为辅将是这次新军事革命的基本发展方向。

　　二、历次军事革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但其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敌我之间的对抗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前这场新的军事革命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结果。真是这样的吗？这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军事革命根本动因的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历次军事革命，包括这次新军事革命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例如，科学技术的突破为军事革命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实力是军事革命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对军事革命的方向和进程进行着调控，民族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军事革命过程，国家的地缘环境影响其投入军事革命的重点等等。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确对军事领域的变革起着关键性作用。它既可以构成武器装备发展和军事人才成长的新基础，又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军事制度与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就这次新的智能化军事革命来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的突破无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然而，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其它社会条件的变化，都不过是军事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前提，新的技术革命也只为新的军事革命提供了可能性，只有敌我之间的对抗才是军事革命的内在动力。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因为军事革命乃敌我对抗的必然结果。不仅军事革命的发生来源于敌我之间对抗这一特殊矛盾，而且它的发展也是为了满足敌我对抗日益增长的需要。二是因为军事革命是由对抗主体发动的自觉性行为。军事革命从来不是纯客观的物质运动，其发生与发展都要依赖主体的自觉性，它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抗主体能动地改造军事世界的产物。很难设想，没有敌我之间对抗的需要与发展，科学技术成就会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成为军事革命的物质基础。要是这样，岂不是随着未来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军事革命也会成为永恒的事情？！

　　当然，内因与外因是不能分离的，对抗主体只有依赖一定的客观可能条件，才能将要求进行军事革命的主观诉求变成可能实现的具体实践。因此，敌我之间的对抗是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因，而与这种对抗相联系的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则构成了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外因。正是两者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历次军事革命和当前这场新军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三、不能把军事革命与军事改革割裂或对立起来，军事改革乃是军事革命的必要步骤

　　在军事革命怎样展开和运行的机制上，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人在谈论我们面临新军事变革应如何办时，总为“究竟是积极进行各项军事改革还是投入一场军事革命”而争论不休，结果不是把军事革命与军事改革割裂开来，就是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

　　其实，无论历史上的几次军事革命还是当前这场新的军事革命，在总体上从来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每次后军事革命皆孕育、萌发于前军事革命后期，并且在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中不断地演进。新、旧军事革命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交替期，新的军事革命在演进时无不与纵横交错的军事改革联系在一起。从横向上讲，军事革命要以各方面的军事变革作为系统变革的基础；从纵向上讲，军事革命要以各阶段军事改革作为整体演进的阶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有影响的国家，都在加紧进行各项军事改革，其本质无不属于迎接、投入智能化军事革命的具体步骤。

　　的确，在军事发展的历史中，军事革命与军事改革乃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一方面，军事革命与军事改革有区别，军事革命是军事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形式，其结果可以导致整个军事领域的彻底变革，而军事改革则是军事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形式，只在军事领域的局部范围发生变革；另一方面，军事革命与军事改革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军事领域的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军事领域的整体性变革需要以各部分的变革作为前提。纵观历史，人类所进行的各次军事革命和无数次军事改革，皆表现为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从全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看，不断进行的一系列军事变革综合起来就是军事革命，而从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阶段看却是在进行各种军事改革，军事改革乃是军事革命的一个方面、部分或步骤，各项纵横交错、相互交融的军事改革组成了军事革命的全体和整个过程。可以说，军事革命必须以军事改革开辟道路，军事改革乃是军事革命的必要步骤。

　　因此，我们面对正在兴起的新智能化军事革命，既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具体的新军事改革，却看不到新军事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又不能大而化之只看一般不看具体，把新军事革命的整体和过程架空，似乎可以离开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另搞一套更高的、更大的军事革命。

　　四、对军事革命的后果与意义不能绝对化，必须辩证地分析其具有的军事价值与社会价值

　　对于军事革命的价值评价，是一个容易忽视而又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看，军事革命也好，军事改革也好，其结果都能导致军事领域的不断发展与革新，那么理所当然地应对当前所面临的这场新军事革命的价值抱肯定的态度。

　　可是，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军事革命的价值是复杂而多变的。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军事等方面发展的程度、水平存在着差别，必然使得各个国家在这场智能化军事革命中的获利出现非均衡性特征。尽管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军事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使军事强国在未来战争中占有更为有利的态势，成为它们谋取更多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但由于军事革命本身又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其最初的表现与最后的结局未必一致。对于以往居强的主体而言，在一场军事革命中并非注定能始终保持优势地位。处于弱势的国家，如果能及时认清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采取积极的有力措施，实施超越式发展，亦有可能“后来者居上”，通过军事革命缩小与强者、先行者的差距，甚至在某些关键方面争得一定的优势。由此可见，军事革命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首先，军事革命的属性总的来说有利于满足对抗主体不断增长的需要，能极大地提高对抗主体的军事能力，这是绝对性的一面；同时，一场具体的军事革命对于不同的对抗主体，在满足对抗需要的程度上却有所不同，在敌我对抗中存在一个“利”孰多孰少的问题，因而军事革命的军事价值又具有相对性的一面。

　　再就是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军事革命的价值，既应从军事领域去评价，还应放在更大的社会领域去评价。一方面，军事革命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变革，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积极影响科技、文化的进步。然而另一方面，它的成果又可用于强化侵略扩张和强权统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滞性，而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亦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军事革命社会价值的性质分析，应主要从主体所从事的军事活动的性质来判断。总的可以说，正义的军事活动决定军事革命社会价值在主导面上的正向性，非正义的军事活动决定军事革命社会价值在主导面上的负向性。

　　五、军事革命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行为，首先要求彻底革新人、尤其是领导者的军事观念

　　面对新军事革命大潮的挑战，我们到底是做一个观潮者或至多是个随潮者，还是做一个积极参与的革命者呢？如果做一个积极参与的革命者，关键又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军事革命首先是一种客观物质运动，并非由谁主观意志去随意构设的行为。例如军事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动因是客观的，其发生与发展的条件也是客观的。更何况，无论是武器装备的断代性发展、军队编成的彻底革新，还是作战方法的巨大变革，没有哪一项不是客观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同时必须看到，军事革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毕竟不同于自然界的运动，各为主体、互为客体的敌我对抗贯穿其各个方面，它始终不能离开主体的认识、参与和行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革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总的表现为主体依据军事革命规律而采取的一种能动性行为。既然如此，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主体面对新的军事革命时，只有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态度才能保证其自觉地、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军事革命大潮中去。

　　然而，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源于正确的认识，革新军事思维方式与军事观念，对于科学面对新军事革命来说，不能不起着先导的作用。比如，一定要克服军事思维方式的惰性、惯性和盲目性，坚持从军事实践新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倡求实地、辩证地、系统地、前瞻地看问题，采取多向的、动态的、开拓的、优化的军事思维方式，树立智能制胜、全民国防、全面安全、系统变革以及高效费比等新军事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新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从军事革命的全过程看，它是一种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并两相结合的活动，但在多数情况下，它却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行动。因此，在军事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对抗主体中的领导者，负有举足轻重的责任。从观念是否革新制约着投入军事革命的行动方向与力度来说，各级领导人员思维方式与军事观念的革新也就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六、军事革命是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科学的应对思路应是系统而协调的决策与行动

　　树立革命的观念，对于积极主动迎接与投入新军事革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革命的观念最终还需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才能有效地应对这场智能化革命的挑战。真正做到这点，仅仅靠零散地、个别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无济于事，必须从智能化军事革命的特性与要求出发，将迎接与投入军事革命作为一项由国家、军队统摄以及由各有关方面协调行动的系统工程来对待才行。

　　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历代和当前这次军事革命都呈现出这样一条规律：军事形态的质变才标志着一次军事革命的基本完成。可是，军事形态的质变并非仅仅指军事领域某个部分或某些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归根到底要求军事系统的整体状态出现了质的飞跃。因此，面对当前新的智能化军事革命，我们既必须采取措施促使军事诸要素的变革，比如发展精确化、隐形化、快速化、一体化、智能化武器装备，培养博学与专才、学术与技术、知识与能力、现在与未来相结合的高素质军事人才，确立科学化军事制度，革新教育训练方式，形成崭新的作战方法与军事理论体系等等；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军事诸要素变革的不平衡性和相互联系性，注意军事革命与现实的各项军事活动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诸要素、诸方面变革的基础上达到军事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根本性变革，即实现军事系统的优化重组和军事效能的巨大跃升，使智能化军事形态基本以至完全取代机械化军事形态。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应协调好军事领域与相关领域的关系，在国家和军队的总思路、总方案、总规划下，不仅规定军事及相关领域的革新任务和要求，制定宏观的军事改革规划，还要有长远的军事革命目标，把科学预测与统筹安排紧密结合起来。其次，军队的各个方面与地方的各相关方面，也应制定出自身面对和投入未来军事革命的短、中、长期发展计划，提出具体的改革与革新步骤，加强彼此联系与协调行动。最后，还有一个追踪决策的问题，即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新时期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等实践的不断发展，要对原先拟就的系统应对方案适时加以调整和补充。

　　七、科学预见后智能化军事革命的可能性，要理想与现实相结合地面对未来的军事革命

　　根据这场新军事革命孕育萌发数十年和真正展开十多年的实际情况，以及对其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估计智能化军事革命可能会在21世纪中期前后基本完成，而继续完善和扩展这次革命的成果则还要更长一些时间。但事情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我们说，只要各个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敌我之间对抗这一军事领域的基本矛盾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各个国家、民族一直有不断发展军队与提高军事效能的要求，那么军事革命就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存在着发生后智能化军事革命的各种可能性。

　　从当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开发的各种智能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航天技术等来推测，一旦这些技术达到成熟的程度，并广泛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各个方面时，就有可能在智能化军事革命后期出现诸如机器人化军事革命、超微化军事革命、地外化军事革命等其它军事革命，或者是上述几种类型相结合的更新型军事革命。如果往更长远的未来看，随着脑科学和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字、电磁学及其综合应用技术的发展，将来还可能将敌我之间的对抗发展成深入双方思维活动的直接对抗。假若有朝一日人类愈来愈依赖信息、知识、智力、谋略、意志与网络才能生存和发展，物质、精神、语言、网络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脑与“电脑”(还包括光、量子和神经网络计算机等)也逐渐融为一体，那就有可能出现直接影响和控制人的思维活动的神经化军事革命。到那时，将会彻底改变当今所呈现的军队面貌与战争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不只是理想与形容之词了。再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更久远的前景来探讨，假如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敌我之间对抗的现象逐渐消失的话，那么军队与战争也就将逐步失去其继续存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自然会使得后一次军事革命的速度逐渐减慢，直到“革军事的命”而停止。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科学预见后智能化军事革命的种种可能前景，并非耸人听闻，而是为了从现在起就较科学地瞄准未来。通过主观能动的积极干预与努力，使未来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而且这样做，还是为了自觉地把遥远的未来与可望的未来区别开来，采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态度，既积极面对、重视和参与下一步的新军事革命，又坦然地同世界人民在一起推动战争最终退出人类历史舞台的总演进过程，争取早日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