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杨汝生

　　上个月，一部叙述马里塔与卡斯特罗恋情的影片和马里塔的自传《我与卡斯特罗》同时在欧洲发行和出版，法国《周末三日》杂志记者日前又在纽约一幢破旧不堪的房子里采访了这位62岁的老人。当记者问她若是现在见到卡斯特罗时她会说些什么，马里塔回答：“我会对他说：我爱你，我的大胡子！我对你仍然活着多么高兴！”

　　马里塔对记者说，她一生太劳累了，而且因做胯骨手术变成了残废，她现在唯一的想法是回到故土德国，尽管她童年在德国留下的记忆是悲怆的。马里塔出生在纳粹统治时代。她父亲是一艘商船的船长，母亲是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她5岁时被盖世太保送进一所“幼稚园”，为了躲避盟军的飞机轰炸，他们只好整天躲藏在地窖里。实际上，这所“幼稚园”里的孩子都是纳粹的试验品，因为他们都不是纯血统的德国人。一提起此事，马里塔似乎还能闻到消毒水和凝血的刺鼻味。人们给这些孩子注射各种各样的针剂，在他们身上进行医疗试验。后来，她离开这所骇人的“幼稚园”，进了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她说，尽管童年的记忆不堪回首，但中情局给她留下的印象更为可怕。

　　1953年，马里塔一家迁居美国，在华盛顿安顿下来。后来，她的父亲成为“柏林”号大型游船的船长，马里塔常跟他在大海上旅行。1959年2月的一天，“柏林”号在哈瓦那抛锚停留，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游船靠岸之后，卡斯特罗带着几个军官上船参观，参观之后船长设宴招待他们，19岁的马里塔就坐在卡斯特罗旁边。他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卡斯特罗英俊、风趣、富有魅力，很讨马里塔的欢心。卡斯特罗也很喜欢这位漂亮的姑娘。他向她要了家里的电话号码。过了一个星期，他就给她打去电话，邀请她再来哈瓦那。打电话的次日，卡斯特罗的3个副官来敲马里塔的家门。她很快收拾了一个箱子，就跟他们乘车去了机场，古巴包租的一架飞机已在那里等候。

　　马里塔在哈瓦那度过几个月的时间。她与卡斯特罗深深相爱，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卡斯特罗因公务繁忙，天天都回来得很晚，马里塔就耐心地等候。卡斯特罗言语诙谐、性格幽默，在公共场合，他经常凑到她耳边说些有趣的事情。当他们二人单独在房间里时，里面总会传出一阵阵笑声。卡斯特罗虽然爱她，但又不允诺何时举行婚礼，反而说他早与“古巴”结婚。

　　后来，马里塔回到了美国，这时她已有身孕。他们的这段交往立即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极大兴趣，因为美国国会刚刚批准一项颠覆古巴革命政权的计划，而马里塔则被认为是可以利用的最佳人选。中情局发展马里塔做了特务。他们使用大量麻醉品打掉马里塔肚子里7个月的孩子，这次流产险些让她丧命，然后又对她进行长时间洗脑灌输，说什么她“杀了卡斯特罗就能拯救世界”，这是“天主的意志”等等。接着，她又被送往佛罗里达州进行射击、爆破、暗杀训练。“中情局要把我变成像机器人一样行事的人。”马里塔这样回忆说。

　　后来，马里塔再次前往古巴，箱子里藏着剧毒药丸，准备伺机放进卡斯特罗的冰冻牛奶杯子里。当他们再次会面的时候，卡斯特罗凝视她片刻问道：“你这次来是否为了杀我？”马里塔回答说：“是的。”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时，爱火再次在马里塔身上迸发，她没有忍心对自己爱着的人下毒手。

　　“中情局毁了我的一生，它比黑手党还残忍。进来容易出去难呀！”马里塔这样对采访的记者说。这次执行暗杀任务失败后，她又回到了美国，受到中情局的严厉惩罚，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搞得她几乎自杀。马里塔在结束采访时说：“我的名字已经上了中情局的黑名单，他们希望看到我早点死亡，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