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和俄罗斯，甚至远远超过了两国的总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冷战时代推动三角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

　　●"9·11"事件结束了美国建国以来本土从未受到严重的直接打击的历史，迫使美国史无前例地将本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从而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出现双重目标---既要维护单极霸权，又要维护本土安全

　　●美国在NMD问题、北约东扩问题、车臣问题、在亚太地区加强前沿部署和台湾问题上会收敛其政策的强硬形式，并注意减少激烈外交摩擦，但不会有实质性的战略变化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借助作用消失，双边关系经常动荡。而90年代中期俄罗斯对本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客观上使俄美分歧在一系列领域开始出现并有所扩大。美国按照单极霸权的意愿整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权利体系和国际秩序，必然将中俄两国作为其主要竞争者。中俄两国关系的非结盟性质，使两国在战略协作的机制下仍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两个独立的力量主体发挥作用，没有成为与美国对立的单一中心。以上因素构成了当前国际社会以美国为主导的美中俄三角互动关系。

　　后冷战时代三角关系发展的基本轨迹由于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和俄罗斯，甚至远远超过了中俄两国的总和(如果以2000年三国的GDP计算，美中俄三国之比为50：5：1，即10：1：0.2万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冷战时代推动三角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

　　1996-1997年是新的三角关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其内容是主宰世界构想下的美国与中俄两国的有限合作，以及中俄联手抵制美国的单极霸权。

　　在90年代中期，美国的朝野战略家一致认为，防止全球秩序及主要制度，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灾难性崩溃对美国的利益生死攸关。"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认为，为了保持全球秩序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必须保持与非敌非友的地区性大国的合作。

　　在这种战略考虑下，美国在对俄罗斯采取防范和遏制政策的同时，试图维持与俄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例如，反复劝说俄参与1995年11月《代顿协议》签署后波黑地区的维和，1997年3月以总统联合声明的形式接受了俄罗斯维持战略稳定的立场和区分战略和战术反导武器的标准，并在同年5月签署了安抚俄罗斯的《北约-俄罗斯双边关系基本文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在维护亚太稳定和防止导弹技术扩散方面的重要作用，最终放弃了1989年以来的遏制为主政策，表示愿意着手建立双方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售台武器方面也比较谨慎。

　　1999年3月开始了新三角关系的第二个阶段。由于北约第一轮东扩在1999年3月完成，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元气大伤，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达到9万亿美元后看不出任何衰退迹象，亚太经济也开始稳定和复苏，美国政府改变了90年代中期作出的对本国实力有限性的评估和对大国合作的需要，开始以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全球稳定与核安全问题。

　　199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国家导弹防御(NMD)法案》，放弃冷战结束以来作为美俄关系基石的美俄核裁军合作关系，力图以绝对的技术优势建立单方面核安全，从而将在理论上使俄中两国处于美国的核威慑之下。

　　1999年3月末到6月初，美国撇开联合国，不顾俄中两国的激烈反对对南联盟进行长时间的轰炸，完全排斥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参与权，"科索沃模式"使车臣和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得到了空前的鼓励(同年夏季俄罗斯大城市恐怖爆炸不断，9月8日台湾提出"两国论")，美国还试图将台湾拉入亚太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俄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直接威胁。

　　同时，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真正达到了战略层面，关注重心由北约东扩和台湾问题进一步扩展到维护全球核战略稳定与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然而，中俄两国的对美政策不仅存在着静态劣势(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还存在着动态弱点，即双方为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对外部市场和外部投资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双方能够互相提供的总量，使双方都不得不各自寻找与美国缓和关系的途径与契机，而美国则能够在对中俄的战略需求大为缩减的时候，同时(如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对两国采取强硬政策。

　　"9·11"事件的出现为三角关系的发展楔入了新的因素。

　　"9·11"事件对三角关系的直接和潜在影响"9·11"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毁坏了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基石，结束了美国建国以来本土从未受到严重的直接打击的历史。迫使美国史无前例地将本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从而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出现双重目标---既要维护单极霸权，又要维护本土安全。"9·11"事件对三角关系的直接影响是缓和了美俄和美中关系的紧张度，延缓了美国推进NMD和加强西太平洋军事存在的预定计划。

　　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的难处在于，它很类似大象与老鼠之间的较量，老鼠钻进象鼻子的自杀性进攻能够给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大象又因为无法捕捉住老鼠而处于经常性的威胁之中。在美国试图建立的围堵恐怖主义的国际网络中，中俄两国都有着明显的地缘重要性。

　　因而，阿富汗战争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结束还是陷入长期的僵持，将决定美国如何在上述双重目标上分配国家的战略资源，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在反恐怖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和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中俄两国的政策，从而对未来的三角关系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威胁，在现实破坏性上还不能与在1973-1974年全球性的西方经济危机中败出越南，1975-1979年面临着苏联的全球性进攻的威胁相比，它没有改变中俄美三国力量对比，不能迫使美国在当前对俄中两国作出类似1972-1979年间对中国的战略性妥协，因而不能改变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全球政策。NMD计划将伤害俄罗斯的核战略地位，北约东扩将根本性地封杀俄罗斯国际影响的地理空间，台湾问题消耗了中国的经济资源和外交资源，削弱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运筹能力。最近普京对美国的访问没有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达成协议，也说明俄美在这方面的分歧是结构性的。

　　由这一判断出发，美国在NMD问题、北约第二轮东扩问题、车臣问题、在亚太地区加强前沿部署和台湾问题上会收敛其政策的强硬形式，并注意减少激烈外交摩擦，但不会有实质性的战略变化。

　　当前三角关系不同于冷战年代的若干特点当前的三角关系有以下主要特点：其一是非对抗性。这是由于不仅中俄两国不谋求与美国对抗，美国也在努力避免使美中关系和美俄关系恶化到对抗状态。

　　其二是非对称性。在冷战年代，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和常规力量上占有优势，在核力量上与美国持平，美国则在总体经济实力上占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劣势，在欧亚大陆上与苏联进行争夺时，有两大洋的阻隔，因而特别需要在撤出越南后借助中国的力量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在后冷战年代，这种力量对比的对称性完全消失了，美国不仅在总体实力上远远超出了中俄两国的总和，而且迅速发展的军事科技大大扩展了美国的洲际投放能力，两个平行市场的消失使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影响覆盖到世界各个角落。这种力量对比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当前美强中俄弱的三角关系的总态势。

　　其三是非全局性。冷战年代的三角关系作用是全局和全球性的，从地理范围上看，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各自的军事集团和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并在中间地带---第三世界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从三角关系作用的问题领域来看，它表现为军事上的相互对峙，经济上的相互封锁和外交上的相互孤立(中国在其中只是部分地参与，或者说只是在亚太地区起到遏制苏联霸权的美国的伙伴作用)。

　　由于中俄两国无论是在总体实力增长上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影响范围上还受到一定限制，中俄与美国的矛盾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安全领域，当前的三角关系远远不能覆盖国际社会的所有问题领域，甚至不能覆盖一些主要问题领域，例如经济全球化问题，南北矛盾问题，全球生态安全问题，而在冷战年代这些问题或者被两个平行市场阻隔，或者被世界大战的威胁所掩盖和冲淡。

　　这种非全局性还由于后冷战年代三角关系之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增多，例如欧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亚洲一些国家的崛起等等，对国际事务起着独立于中俄美三国之外的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当前的三角关系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性和非零和性。例如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这在中美关系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冷战年代激烈的核竞赛掩盖了在此问题领域的一致性)，在应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种利益一致性导致了当前的三角关系不同于冷战年代的零和性质的非零和性质，即一方所得不再等于另两方所失，而在上述领域有可能表现为三赢的结果。(完)(来源：《环球时报》／郑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