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1905年，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著名的核动力公式E＝MC2，为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把我们炸飞”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劳斯等人先后在原子物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费米等人的研究显示：用1克的铀，裂变后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油所放出的能量，其爆炸力相当于20吨TNT炸药。就在原子能的秘密刚刚开始被人们所认识的同时，已有人策划将其用于战争。

　　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同年9月26日，德国军备规划局制订了“U计划”，开始秘密研制核武器。

　　纳粹核计划的上马使得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万分担忧。他知道，德国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1939年发现铀原子核裂变的哈恩就是德国人，还有海森堡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是和爱因斯坦同样有名的人物。这些人加上整个欧洲的工业能力，德国人就一定能制成原子弹。早在1939年初，玻尔就从两位刚从德国逃出来的物理学家那里获悉德国已经开始研制原子弹的确切消息。他立即前往美国，将这一消息告诉正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等科学家。这些深知核能巨大威力的科学家对此忧心忡忡，他们知道，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核灾难！阻止这一灾难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然而，制造原子弹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齐全的研究设备、大量的科学人才和安定的社会环境。环顾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国家，只有美国有此条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当时在美国的核物理学家费米、西拉德和泰勒等人从3月17日起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始研制原子弹，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难以理解这一新生事物，将这些科学家视为“怪人”，对他们的建议嗤之以鼻。

　　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家们心急如焚，他们认为：只有直接将建议交给总统罗斯福，才有可能尽快开始研制工作。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们一致决定推举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作为代表。7月下旬，西拉德和泰勒拜访了定居纽约的爱因斯坦。在听明来意后，这位具有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的科学巨匠，欣然接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在费米等人的建议报告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亲笔给罗斯福写了一长一短两封信。

　　为说服罗斯福接受建议，同样受科学家们委托的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给罗斯福讲了拿破仑没有理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从而丧失了进攻英国的大好机会的故事，又让他看了物理学家弗兰西斯·阿斯顿1936年写的一篇论文。在展望原子能未来的发展前景时，阿斯顿不无疑虑地写道：“我个人认为，毫无疑问，亚原子能就在我们的周围，而且总有一天有人能够释放并控制它那巨大的能量。我们不可能阻止他这样做，只能是希望不要把隔壁邻居炸飞。”

　　聪颖过人的罗斯福总统看到这里，抬起头对萨克斯说：“我明白了，阿列克谢，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把我们炸飞。”

　　1939年10月，罗斯福采纳了爱因斯坦的建议，并下令成立了一个铀顾问委员会。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陆军航空技术研究院”院长安田藤下中将的率领下，日本也启动了自己的核武器研究计划。

　　曼哈顿工程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罗斯福正式批准了原子武器的研制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加快了原子弹的研究步伐。1942年6月17日，美国国会拨款20亿美元作为原子弹研究经费。8月11日，美国政府正式制定了原子弹研究计划，取名为“曼哈顿工程”，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主任格罗夫斯将军任计划总负责人。格罗夫斯的管区设在田纳西州诺夫斯维尔附近的橡树岭。同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座荒山上，建立起了有12.5万人的巨大的原子武器研究工厂。当时，为“曼哈顿工程”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要保证原子弹在战争结束之前提供给美国军队使用；二是要赶在德国人前面制造出原子弹。

　　由于担心爱因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言论，“曼哈顿工程”没有让爱因斯坦参与工作，而是由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担任首席科学家。1943年12月，按照英美两国领导人在魁北克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以查德威克为首的28位英国科学家开始参与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在原子弹的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令人难以想象。仅为制造分离同位素铀的所用装置的电磁线圈，所动用的美国国库的白银和银币就达1.4万吨！

　　1945年5月8日晚12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柏林举行。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7月16日清晨5时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

　　原子弹爆炸之时，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将军及费米等人都等候在离试验区16公里以外的掩体里。在爆炸的瞬间，奥本海默紧抱着掩体里的柱子。最初的闪光好像没有固定形状，约半秒钟后，出现一个平底朝下的半球体火团，呈鲜艳的黄色，宛若升起一半的太阳，但有太阳的两倍大。顷刻间，这个光亮的火团开始膨胀升起，从火焰的大旋涡中冒出一根较细的光柱，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升到2500多米的高空。紧接着，细光柱的顶端好像蘑菇似的向外翻成厚厚的伞状，颜色光亮，伴以幽灵般的淡蓝色，随后，那灰烟变成一根升腾的旋转圆柱。5时30分的瞬间，发射场的温度高达1亿华氏度，等于太阳表面温度的1万倍。30秒钟后，一阵飓风，伴以震耳欲聋的吼声，从沙漠袭来。当科学家们可以安全进入现场时，他们发现发射区1.6公里内的所有生物全都荡然无存。离发射场800米的一座32吨重的钢塔成了一堆扭曲的废物。发射场周围

　　800米的沙粒被融化成玻璃体，绿色透明似翡翠。事后的测算表明，这次爆炸试验为1.86万吨梯恩梯当量，是预期的4倍。

　　第二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专程飞抵波茨坦，向总统杜鲁门面陈爆炸试验的全部详情。7月24日，在全体会议后三国首脑等候汽车时，杜鲁门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试验成功一种威力很大的炸弹。”斯大林听后，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只是淡淡地一笑说：“希望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其实，苏联从战前便已开始了自己的核计划。后来虽因纳粹入侵而暂时中断，但在1942年6月就已在著名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恢复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谍报工作的配合下，苏联人对美国的原子弹研究工作了如指掌。

　　“阿尔索斯”的使命

　　就在科学家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荒漠中勤奋工作的同时，为了弄清德国人到底有没有原子弹，格罗夫斯将军向军方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工作队负责对德国核计划的侦察工作。1943年底，一个代号为“阿尔索斯”的特殊谍报队成立了。这支部队的徽章上的图案有一个白色的希腊字母“α”，一道红色的闪电穿过其中——这是原子能的标志。

　　“阿尔索斯”最初由20多人组成，都是来自陆军和海军的优秀情报人员，队长是鲍利斯·帕希上校。由于“阿尔索斯”的特殊性质，需要有一名科学家参加工作。他必须是原子物理学家，但又没有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工作，一旦被德国人俘虏，不会说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经过仔细选择，最后看中了丹麦实验物理学家高德斯密特。他不但具备上述条件，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他曾经长期在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工作，认识许多德国科学家，与海森堡尤其熟识。他1927年来到美国，虽然是丹麦人，但大家都称他“山姆大叔”。

　　1943年秋天，盟军首先在意大利半岛登陆，1944年6月4日，美国第五军攻陷罗马。“阿尔索斯”也随之到达。在查阅了德、意科学家之间大量私人信件和档案之后，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在战争结束以前，德国人的原子弹不会扔到美国人头上。

　　据德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海森堡1967年同德国《明镜》周刊的谈话透露，虽然他本人和铀研究小组在1941年秋已在理论上达到“可以真正制造原子弹的水平”，但由于空袭和电力、物资匮乏等原因，研制工作进展缓慢。眼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纳粹当局早在1942年6月就已放弃把研制原子弹的计划纳入优先考虑之列。但是，海森堡不知道，当时德国核计划放弃的真正原因是希特勒对任何在6个月内拿不出成果的武器都不感兴趣。他太狂妄了，相信自己的闪电战可以征服全世界，没有耐心等待原子弹问世。

　　“小男孩”和“胖子”1945年7月26日，安装在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的铀—235弹体，由美国重型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大批飞机和潜艇的护送下运抵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随后，其它放射性器件也由美国空军运输部3架C—54运输机运抵提尼安。由于天气不佳，用于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组一直无法在提尼安进行飞行训练。8月5日晨，在焦急地等待了4天之后，终于传来了天气即将好转的报告。同日，第二十飞行大队指挥官李梅少将发布命令：“试验”将在8月6日进行。

　　8月6日凌晨，在无数照相机和摄影机的强光下，负责投掷原子弹的“埃诺拉·盖伊”号B—29轰炸机机组成员由迪贝茨上校率领，鱼贯进入机舱。凌晨2时45分，携带原子弹“小男孩”的“埃诺拉·盖伊”号起飞离开提尼安，飞向日本。8时15分，原子弹降临广岛。一朵高达万米的蘑菇云将广岛市中心3公里范围内笼罩在黑灰色的云雾之中。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军对长期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8月9日11时2分，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胖子”。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我们毕竟是人类！”

　　据广岛、长崎两市1977年《致联合国的报告》称，在原子弹袭击中的死者和失踪者，广岛约有15万，长崎约8万。迄今为止，因原子弹轰炸而死去的人广岛已达22万多，长崎超过12万。

　　由于原子弹这一毁灭性武器对人类的灭绝性危害，爱因斯坦对自己曾写信给罗斯福说服他研制原子弹后悔不已，原子弹的制造者奥本海默等人在战后极力反对使用核武器。亲手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投弹手克米特·比汉上尉在临终前惟一的心愿是：“但愿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投下原子弹的人！”1968年11月6日，曾负责运送“小男孩”部件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长麦克维伊在获悉当年自己运输的竟是葬送10余万生灵的原子弹后，愧疚不已，饮弹自尽。

　　今天，核武器仅仅是作为政治对抗中的威慑力量，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旦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就意味着自身的灭亡。政治家其实对核战争毁灭性的破坏认识得比军人更清楚。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拒绝向自己的将军们提供任何有关美国拥有多少核弹头的情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他1953年9月第一次获悉核武器的毁灭性破坏力后，夜不能寐，他写道：“当我明白，我们永远不可能使用这种武器时，我又重新睡着了。”肯尼迪在他接掌美国总统职权之后不久的1961年夏，也为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所震惊。当时，他曾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毕竟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