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以色列特约记者冯玥

　　在近一年来的巴以冲突中，语言文字已经和子弹、炮火一样，成了一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同一件事，立场不同者选择的词语也不同，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说法”。双方常常为了强调自己的说法，在“媒体战场”上争执不休。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一年多来，数十名“哈马斯”成员死于以色列“有目标杀灭”(targeted killing)的政策。对于这种未经审判直接处死的行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是“冷血的暗杀”(acold-blooded assassination)；而以色列方面则一直坚持认为，他们的目标是恐怖活动的背后主使者，所以他们的行为是“积极自卫”(activeself-defense)。

　　以色列描述自己暗杀行动的另一个词是“中途阻截”(interception)。以外长佩雷斯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对记者使用“暗杀”(assassination)一词大为光火，他说，阻止自杀炸弹携带者的唯一办法，是“拦截”(intercept)那些派遣他们的人。

　　“清除”(liquidation)也是以方的另一个有选择的用词，不过这个词会令人联想起黑手党的意味。事实上，巴勒斯坦方面的一位发言人就称以色列的行为“就像黑帮一样，用军队对付平民”。

　　每当一起自杀性炸弹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多了一名“烈士”(martyr)，而以色列则又成了“恐怖分子”(terrorist)的受害者；如果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住所或办公室死于一场神秘的爆炸，他的邻居和朋友肯定说这是以方导弹或炮火的“袭击”(Israeliattack)，而以色列的说法则是此人死于“工作事故”(workaccident)，意思就是说这人在制造炸弹过程中不小心炸死了自己。

　　那些被以方安全机构调查过的巴勒斯坦人，称自己在审讯过程中受到了“拷打”(torture)；而以方的说法是使用了“适度的肉体压力”(moderate physical pressure)，而且都是在不得不使用的时候。巴勒斯坦判处“通敌者”(collaborators)死刑，这些人在以方媒体上则被称为是“合作者”(cooperators)。

　　以色列人担心巴勒斯坦方面的“极端分子”(extremists)，巴勒斯坦方面则在谈论自己的“活跃分子”(activists)；巴勒斯坦人进行“游行示威”(demonstrations)，以色列却派出警察去平息“骚乱”(disturbances)。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和西岸地区设置路障，使巴勒斯坦人被“封锁”(closure)，不能自由行动，被“禁闭”(shutin)在他们的村庄里；身受其苦的巴勒斯坦人描述这种状况则简单明了———“围困”(undersiege)。

　　巴勒斯坦方面要求国际社会向巴以地区派驻“观察员”(observers)，希望有更多国际力量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而以色列只接受“监督者”(monitors)，这个词的暗示涵义是“美国”监督者，并且只在遥远的办公室里发布报告。

　　类似的词语纷争还涉及到一些以巴问题的基本概念。比如“西岸”(WestBank)，这个被巴勒斯坦方面和绝大多数外国媒体使用的词，在某些以色列人那里就是“Judea and Samaria”———古代犹太人对这片土地的称呼，亦或干脆就叫“领土”(territories)。

　　“绿线”(GreenLine)，是现在对1967第三次阿以战争(以色列称为“六日战争”)停火线约定俗成的叫法，因为当时在地图上用绿色墨水画出而得名。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巴以和谈中，“绿线”一度在不少人心里成了以色列国与将来巴勒斯坦国的边界线，而实际上“边界问题”一直是以巴和谈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为了减弱这种印象，以色列方面现在转而使用“接合线”(seamline)这一说法。虽然界线还是同一条，但在以色列人看来，“接合线”听起来不那么像是已经确定的边界。

　　双方对不用词语的选择和使用，不仅表现了对“话语武器”的重视，也体现了以巴双方如何看待对方行为，以及如何进行自我评介。试问，就算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这种“有目标杀灭”(targeted killing)政策再有疑问，以色列又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一个搞“暗杀”的国家？

　　各种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是巴以双方对冲突中各种事件各自不同的“解释”，目的都在于争取国际舆论，让国际社会认同自己一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虽然双方如此“各执一词”，但仍有一个词是以巴共享的———“和平”。“和平”在希伯莱语中是“shalom”，在阿拉伯语中是“salaam”，发音几乎完全相同。这个词，正是在中东被用得最多却实现得最少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