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司法部的官员抱怨说，因为受民权法的束缚，他们对“9-11”恐怖袭击后逮捕的一些嫌疑犯毫无办法。这些人钻美国法律的空子，采取“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战术，致使调查和审问无从下手。

　　嫌犯们35天一言不发

　　“9-11”事件后，美国司法部门逮捕了150多名与恐怖事件有关的嫌疑犯，并与国外情报部门合作，找寻到几千条线索。但目前最吸引FBI视线的，是被拘留在纽约的4名嫌疑人。这4人分别是法裔摩洛哥人莫塞欧伊，印度人贾维德.阿兹莫、阿里.汗和前波士顿出租车司机纳比尔.阿尔马拉。阿尔马拉被认为与拉登的“基地”组织有联系，而莫塞欧伊是因为向飞行学校询问如何驾驶飞机，但对怎样降落不感兴趣而引起有关当局注意的；两名印度人则是因为“举止怪异”而被怀疑，他们外出旅行时持假护照，染了头发，身上还携带着与纽约劫机者一样的小刀及5000美元现金。由于FBI相信能从这4人口中挖出重要情报，于是对他们许以从轻判罪，高额奖金，安排工作，颁发新的身份证，甚至承诺把家小接来，全家人在美国过新的生活等种种好处。但这4人就是守口如瓶，死不开口。

　　一名FBI高级官员形容审讯的场面说：“已经35天了，无论你问他们什么，他们就是一言不发，场面一直非常尴尬。”另一名调查人员认为，形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知道，美国进行审讯，即使嫌犯不开口讲话，调查人员也不敢通过体罚甚至酷刑的手段来取得证词。因为根据美国法律，任何通过这样途径获得的证言都不得在审判中作为罪证，使用这些手段的司法人员还可能面临受害者或政府方面的起诉。

　　美国考虑动用麻醉药

　　嫌疑犯三缄其口，你又不能动他们一根汗毛，这让FBI的审讯人员一筹莫展，“我们基本上对他们持人道主义态度，但有时他们也真的让你发怒。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另出高招。”这所谓的“高招”是指使用药物或者是允许对嫌疑人的身体“施加一定的压力”，据说这些都是以色列同行讯问嫌疑犯时惯用

　　的方法。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的一名教授认为，如果嫌疑人被怀疑会带来致命性的攻击，那“使用一点暴力来获取情报也是允许发生的”。

　　至于使用药物，这在技术层面上不成问题，因为美国本身就拥有可以使犯人吐露真情的麻醉药，但一般情况下必须经司法部和最高法院批准才能使用。面对目前的窘境，FBI内部和一些法律专家都在围绕能否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只要能获取重要情报，给犯人用药或采取点其他方式没有大碍，但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会玷污了整个审判，使得美国的民权法面临挑战。

　　引渡到“严厉的”国家也是一招

　　为了避免采用以上两种方法，就还有一种手段，那就是把这些嫌疑犯引渡到其他允许对嫌疑人施加“较大压力”的国家去。像这4个嫌疑人中，引渡莫塞欧伊到摩洛哥或法国去受审就是可行的。

　　但引渡嫌疑人到审讯“严厉”的国家也不一定是“包治百病”的妙招。1997年，一名在加拿大被捕的沙特公民被怀疑与胡拜尔的美国基地爆炸案有关。当时，该嫌疑人保证会向美国方面提供证词，于是美国把他引渡到国内，但后来此人翻脸不认账，到达美国后拒绝与警方合作。FBI没有办法，就威胁说要把他送回沙特，在那里他可能会被砍头。其实FBI的真正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吓唬他，让他开口。但这个嫌疑人不为所动，他大骂美国警方是骗子，并表示宁肯被送回沙特。结果在沙特，他并没有被处死，至今还呆在监狱里。

　　与“严厉派”和“引渡派”不同，FBI内部有些人坚信，减刑才是获取证词的好办法。1998年为了取得美驻东非两大使馆爆炸案的线索，美国曾经为两名愿意提供线索的罪犯减刑，这两人都曾是拉登“基地”组织的成员，但现在他们都在美国方面的保护下，携家人在美国定居，政府方面还给他们钱，帮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任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