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升

　　战法，即作战方法，是战争形态的外在表现，属于军事方法论范畴。

　　战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服从于作战目的，服务于作战行动。它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随着技术装备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作战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战争的消 亡而终结。

　　战法，既受技术装备、作战理论和编制构成等诸要素的制约，同时，对上述要素又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伴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持续发生，我军的战法研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系列性成果。但不能否认，在这些繁荣的表象背后，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前，重要的是确立科学思路，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进行科学预测、整体设计，构建战法研究和运行的科学机制，把战法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军事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是战法变迁的客观物质基础和第一推动力量。战法研究———

　　应从“实践经验型”转向“科学设计型”

　　技术进步推动战法变革，往往以观念转变为先导。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过去的战法是产生在“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以及“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的战法研究倘若依旧从传统经验出发，一味强调立足现有条件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这显然有悖于时代发展的演进规律。只有摈弃传统的思维模式，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加速完成“实践经验型”向“科学设计型”这一带有历史性的跨越，把目光投向未来去寻求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获得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作战方法和手段。

　　立足未来研究和设计战法，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军就开始采用“理论牵引”的做法，进行战法改革。首先确立“打什么样的仗”的理论，然后据此理论提出作战能力和功能能力需求，改革体制编成，设计战法和进行训练。

　　从东西方兵学文化比较上看，我们研究战法多从谋略角度出发。这与长期的文化积淀有关，也与我军历史上技术装备落后于对手有关。但在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今天，在战法的研究和创新上，由单纯重现实转到现实与未来并重，由单纯重谋略转到谋略与技术并重上来，走出一条“承古今之所长、熔中外于一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因此，战法研究重在处理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重视对新技术革命的研究，科学预测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未来作战的影响，充分考虑到今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技术进步与战场环境的变化。

　　战法研究是一项对抗性和指向性极强的动态性双向选择，这就要求我们———

　　准确把握战法研究的基点

　　研究基点，是产生科学战法的前提条件。一些单位在研究过程中，不是只局限于本单位、本部门的武器装备去研究，就是进行不着边际的超前性研究，致使形式主义多于研究效益。

　　从外军的情况看，确立战法研究基点，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充分考虑战法的对抗性特征。加强情报预测和综合工作，为确立战法研究基点提供参照系。对抗性是战法的首要属性，也是战法不同于其它一般方法的重要特征。在选择、创造与运用战法时，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发挥整体综合优势，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尤其是要时刻注视和研究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研究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及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掌握作战对手的综合国力、军事思想理论、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变化，作战方法手段的更新，并进行定期分析和综合，及时的、不断的为战法研究提供准确的情报资源。

　　二是把握战法本身发展变化的运行轨迹，为适时转换研究基点提供依据。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内物化和应用，引起作战方法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当新式武器大量装备部队并成为主战兵器时，这种变革才能发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少量的坦克，并未导致作战方法的改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坦克被大量使用，则引起了作战方法的重大变革。当今，战争正处于转型期，不确定因素在增大，战法研究的基点选择，应注意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坚持“滚动式”的研究与创新。

　　三是从新的视点和角度切入，从国家战争潜力、科技优势及潜力等更广阔的背景着眼综合考虑战法研究的基点，为适度超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仗是明天打，而兵却是今天练，战法不适当超前，就不能符合未来战争的实际，但这种超前又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总之，战法研究要跳出军队自身的圈子去思考问题。要清楚国家所拥有的科学技术现状和所拥有的潜力。即尊重武器装备发展的实际，又能牵引武器装备发展。

　　战法本身就是一个由诸多分系统构成的综合系统。因此，战法研究在确定基点之后，需在整体配套上下功夫。

　　就战法的系统性来看，从层次上分，有进行战争的方法、进行战役的方法和进行战斗的方法。在每一个层次当中，又有基本战法、具体战法，以及各种作战行动的对抗方法等。从横向上看，有直接作战的方法，有间接作战的方法，即作战指挥、作战保障、作战支援，以及作战协同的方法等。这些战法，哪一个环节上出现了断链，都无法形成整体综合优势。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战法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进行总体设计和筹划，以形成战略、战役、战斗不同层次上的战法衔接配套，相同层次的各种作战样式的战法系统配套，各个军兵种及民兵预备役的战法系统配套，指挥、协同、保障方法系统配套。

　　战法研究和改革一刻也不能停息，而部队的训练又要保持相对稳定，这就要求———

　　保持战法研究与按纲施训有序运作

　　从近几年的改革实践看，战法研究应有专家班子，先在少数部队进行试点。为此，需要建立科学有序的内在运作机制。

　　———建立研究机构和正常运作秩序。战法研究也要有顶层设计，确立专门试验部队，由机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共同组成的相关机构承担和完成。战法产生后再拿到部队的训练实践中去检验。这样做可以防止一哄而上，打乱部队的正常训练秩序，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制定衡量战法研究的标准体系。可以按级负责，制定战法检验标准。军区主要看战法研究成果，与战略方针是否相符合，与作战任务和战场环境是否相一致，与作战对手情况是否相吻合，与武器装备结合是否紧密，有无与高技术兵器作斗争的有效手段。

　　———建立完整的科学检验手段。首先是科学理论检验，运用现有的作战条令、条例和相关的教材及其预测理论进行检验。其次是通过建立和利用作战实验室进行计算机模拟检验。过去，军事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军事科学不能在实验室中被发现和验证。今天，计算机模拟在指挥决策、训练演习、模拟实战和理论研究上所特有的科学性、经济性、对抗性、真实性、直观性、实时性、严密性、交互性和可控性等优长，使之成为检验战法的有效手段。第三是演习检验，可进行首长机关演习，带部分实兵演习检验；也可按实际作战需要，利用训练基地进行近似实战的实兵检验性演习检验。

　　———建立专家和权威部门评审制度。战法的研究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对于战法研究成果，也要像科学研究成果一样，组织严格的科学鉴定。

　　从外军的经验看，评审应由总部建立集职能部门、军事科研部门、院校、试验部队、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于一体的权威性强的战法评审鉴定中心，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作战实验室等，进行权威的审议和评定。

　　新战法一旦产生，对军队建设诸多领域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因此———

　　应注重适时转化研究成果

　　一些单位往往是研究成果出来了，现场会召开了，一轮改革过程也就终结了。就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讲，战法研究成果通过鉴定，仅仅是战法研究工程的上篇文章，只有与作战理论、编制、装备互相作用、互相促进、进行联动，才算完成了下篇文章。战法变革的推动力量是技术和装备的变革，反之新战法的出现，又可以极大地推动军事技术、战争理论和编制体制的发展变化。因此：

　　———战法研究成果通过认定以后，应及时纳入到军事思想理论、作战条令、条例和相应教材、教令中去，并以此作为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基本理论依据，带动和引导军事训练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通过训练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战法研究成果。

　　———战法研究成果通过认定以后，应及时纳入到国防科研领域中去，作为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的理论依据，并以此来带动和引导武器装备的发展。根据未来作战需要，研制和改进武器装备，真正做到需求牵引，未来打什么仗，就生产什么武器；依据创新的战法，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战法研究成果通过认定以后，必须及时纳入到编制体制之中去，作为军队结构调整的基本理论依据，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目标。军队的精简整编，并不是单纯的压缩规模和砍数量，而是要按照未来作战需要优化结构，编组作战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结合，把我军建设成为精干、合成、高效的适应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需求的高质量军队。

　　尊重战法产生的内在规律，建立起以未来作战需求为牵引的、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动力的“滚动式”向前发展的战法研究运行机制，走战法研究的科学化之路，是我军在新世纪进行质量建设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