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璇

　　去西藏看看，可以说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8月中旬，当领导决定派我去西藏边防采访时，我竟激动得坐立不安，买照相机、准备胶卷、订购机票，3个多小时后，我就登上了飞赴西藏的客机。

　　整整31天的颠簸，西藏的神秘与高原军人的独特织成的新奇，深深敲击着我的心灵。我感动得哭过，也笑过，但真正沉静下来时，才发现记忆中镶嵌最深的仍然是高原上的特殊军人。

　　雅鲁藏布江上的撑船人

　　来到西藏的“小江南”———林芝，我被告知无论如何要去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的汇流处看看。没想到，一份奇妙的缘分正在那里等待着我……

　　车子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终于站在了风景如画的雅鲁藏布江边。正醉心欣赏，却突然发现绿树掩映中有一个小码头，码头里停靠着几条船，船上似乎闪动着绿色身影。“这里有部队？”我急忙问。“有一个船队。”同行的林芝军分区张干事说。我不禁纳闷，“西藏没有海军，怎么会有船队？”张干事解释：“这是我们分区后勤部的船舶运输队，是西藏高原上唯一的一支。”我不由得心头一喜，“走，看看去！”

　　就这样，我见到了船队的队长杨丹。杨队长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也许是久居林芝这个常年多雨的地方，脸并没怎么晒黑，但颧骨处依然可见两片淡淡的“高原红”。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镜片，显得那么敦厚亲切。

　　当我们在他的小屋坐下，要求他讲讲自己时，杨队长用手摸着后脑勺，嘿嘿地笑了。“我就是雅江边上一个撑船的，有啥好讲的？”原来，1991年杨丹从西藏军营考上了镇江船艇学院，也许是对西藏的山水太有感情了，毕业后他依然申请回藏，来到了船舶运输大队。他说：“当时做这个选择，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属于西藏，我应当回去。”

　　7年的江上撑船生活，不仅仅使他成长为运输大队的队长，而且也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技术。据杨队长介绍：雅江的航道上没有航标，夜里航行的照明只能靠船上一个小小的探照灯，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雅江的江底都是沙子，一旦发洪水或是刮大风，沙子沉积位置的变动影响航线变化，这些都给航行带来许多不便。为此，杨丹队长专门给我们讲起了他的一次历险：“那是1997年7月17日，我带船去执行任务。刚开出不远，只见上游山口间黄蒙蒙的一片，我一下反应过来那是一阵飓风，赶紧叫船员靠岸，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不到半分钟飓风就刮到了我们眼前，船身被浪推得东倒西歪。这是我行船以来从未见过的大浪，我强迫自己镇定，指挥大家靠岸。突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拖船和驳船之间的缆绳已经被摇晃的船身带松，马上就快滑脱了！如果滑脱，驳船不知会被浪推到哪里，而拖船会因为船身过轻被掀翻，所有船员都会有生命危险！我当时紧张极了，心跳的声音似乎比风浪声还大。我顾不上想什么，冲过去扯住缆绳，用身体死死地把它们压在缆绳墩上。浪铺天盖地硬生生地打在我身上，冰冷刺骨的江水激得我喘不上气来。原本离岸边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我们却折腾了两个小时才安全搁浅。我的手脚早就冻得麻木了，半天在甲板上爬不起来，还是船员们把我抬上岸的……”

　　在杨队长的床头，大大小小六七个药瓶里装的全是肠胃药，胃痛、闹肚子似乎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原来，船队所在处是个洄水区，这里江面宽阔，水平缓且深，是修建码头的适宜之地。但就因为是洄水，经常有从上游漂来的枯树叶、猪羊牛的尸体等很多脏东西积在这里，水质遭到了严重的污染，而船队的主要用水就是靠从江中抽取，因此生肠胃疾病成了船员们的“家常便饭”，杨丹住院几次都是因为肠胃炎。我问杨队长：“不觉得这样太苦了吗？”他却说：“比起有些连水都不够吃的连队，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在雅江江边的生活是艰苦的，在雅江上跑运输是危险的。然而在杨丹的眼中，一切又是快乐和美好的。“每次我们把物资安全送到派区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心情不好的时候，到江边走走，心境一下子就变得如同洗练的天空般明净。”说这些时，杨丹满脸的兴奋。

　　点燃希望的藏族“金珠玛米”

　　从林芝县回到八一镇，我决定去这里的一所部队办的小学看看。

　　听说我要去鱼水小学采访，山地步兵旅的司机代老兵主动要求送我。他似乎对鱼水小学十分熟悉，边开车边向我介绍情况。“这个小学是旅里炮兵团投资建成的，老师是从新兵里挑出的清一色藏族战士。学校已经办了10年了，教学质量在林芝县是数一数二的。有个叫次仁的士官很厉害，他带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

　　见到次仁旺久，他正在学校的小会议室里忙着为新学期备课。中午这里就停电了，屋子里的光线很不好，次仁紧靠门口坐着，借着屋外的亮光在备课本上写写划划。次仁有着一张高原人特有的黑红脸膛，他不太爱笑，浑身有一种严师的味道。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从小他就有两个愿望，一是当一名解放军，再就是做一名老师。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愿望会同时实现。

　　在次仁简陋的宿舍里，最大的物件就是床头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些跟教学有关的书。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竟有两本《儿童心理学》。记者问次仁怎么还看这种书，他很认真地说：“不懂儿童的心理，教不好学生。”

　　次仁拿出他最珍贵的相册给我看，里面全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其中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可爱的藏族小姑娘。次仁告诉我，她叫达娃，刚来学校的时候只有3岁。本来学校不收这么小的学生，可她的父母硬要把她送来，也就只好把她放在次仁的学前班里。3岁的孩子哪里懂什么叫上学，课堂上不是玩就是睡，有一次竟然把大便拉在了裤子上。一气之下，次仁把达娃赶回了家。团首长听说了这件事，严厉地批评了次仁，告诉他，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要学会关心学生。第二天，次仁亲自跑到达娃家，向她的父母道歉，并把小女孩重新接回了学校。这张照片是达娃一家从这里搬走时，特意送给他做纪念的。次仁说：“我之所以把她的照片摆在第一页，就是因为是她让我懂得了身为人师的责任。”

　　近两年来，次仁所带班级的考试成绩一直在林芝地区名列前茅，好几名学生考上了内地的重点大学。在这个有着4年教龄的“老教师”心中，这些才是对他最高的褒奖。

　　格金山下的推雪兵

　　在山南军分区，我听说了这样一个名字———张文生，他是某边防团的一名推雪兵，每年冬季大雪封山时，他就负责开着推土机在大雪中开出一条道来，方便车辆通行。于是，我遇到了第3个采访对象。

　　从军分区所在地乃东到边防团驻地措那，短短100多公里的路程，海拔却骤然从2000多米上升到5000多米。一路走来，仿佛一脚从夏末跨到了初冬。见到张老兵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眼前的他和想象中完全不同，消瘦的身材，说起话来慢慢的，轻轻的，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让人很难将他和笨重的推土机联系到一起。可就是眼前的这个士官，已经在这里与风雪相伴了整整9个冬季。

　　张老兵告诉我，每次执行任务，他都要开着推土机走40多公里的山路。西藏的山路上一会是沙地，一会是河沟，一会又布满嶙峋的怪石，在这种道路上行驶，对推土机的磨损很大，现在连队配备的推土机已经十分老化了。虽然听了老兵的介绍，可打开车库，我还是对眼前的一切震惊了：推土机铁铲的铲尖早已被磨得参差不齐，车身锈迹斑斑，车灯没了，一扇车门也早就掉了下来，驾驶室的座位又硬又冷……真不敢想象张老兵是开着这样的“坐骑”，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下清雪开路的。然而张文生却说这不算什么，更让他们头疼的是老化的机器遇上难走的路，履带常常脱落。推土机的整个履带一共有40多块履带板，一块履带板有10多公斤重，要把它重新接好得花上一两个小时。是啊，不难想象，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顶着风雪作业，对战士们是多大的难题和考验啊，张老兵手掌上厚厚的、泛着焦黄色的老茧就是答案。

　　对于苦和累，张文生说：“那咱是做好了准备的。可没想到当上了推雪兵，还得常常和死神打交道。”那是1993年12月的一天，张老兵第一次参加为检查团开道的任务。他们早上4点钟就出发了，一直到下午4点才把只有20公里的路开通。那天的风雪大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到他们返回时，早上才开好的道又已经被风雪吞没了，只好靠记忆慢慢向前行进着。“屋漏偏逢连阴雨”。走到半路，推土机突然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抛锚了。发动机一停，水箱里的温度立刻从七八十度骤减成零度。如果长时间下去，水箱中的水结冰，发动机就会报废。张老兵和两个战友顾不上寒风刺骨，赶忙把推土机的铁铲放下挡住风雪，然后脱下身上的两件衣服用汽油点着放在水箱下，最后终于把冰融掉，把水放了出来。没有几分钟，他们的手就冻僵了，衣服上也结了一层冰。天已经快黑了，风雪却越来越大。这时要回连队是不可能的了，张老兵和战友们只好相互打气，沿着远处电线杆延伸的方向向前方的道班走去。满山遍野的白色，一点点生气都没有，有的只是被世界遗弃的无尽孤独和恐惧。不知走了多远，朦胧中张老兵听到了一声狗叫，再近些是道班里隐约的火光。一时间，老兵泪水纵横：“这次终于可以活着回去了！”像是沉睡在海底许久被激活似的，战士们挣脱疲惫，向道班跑去。由于在风雪中行走过久，老兵们的腿怎么也不能打弯，折腾了半天才爬上了炕。等暖和过来他们才发现3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冻伤了。一个整个颈部全冻黑了，另一个10个指甲盖全部冻掉，张老兵则得了“雪盲”，双眼不停地流泪，火辣辣地疼得钻心，睁都睁不开。第三天，团里派来救援的人才把他们找到。此后的一个月里，白天黑夜他都离不开墨镜。听完张文生的历险记，我竟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感叹着。张老兵咧了咧嘴，“我们当‘山大王’是常事，早就习惯了。”

　　“你的家人知道你在部队从事这样的工作吗？”我提了个问题。只见他突然愣住了，然后将脸埋在两个膝盖之间，肩头在微微地抽动着，久久没有抬头，没有言语。他哭了！我不禁深深地责备起自己来，不该问这种触动思乡情的问题。正想换个话题，却只听老兵抬起头来喃喃地说：“告诉他们，怕他们担心啊。边防军人从来都是只报喜不报忧的……”火光闪闪，印在他满是泪水的眼睛里。我再也忍不住，鼻子酸了……

　　第二天返回的路上，远远地看见小土坡上独立着一座黑色的小矮屋。同行的张科长告诉我，那是藏民放牧临时居住的小屋，张老兵这些推雪兵执行任务时就经常夜宿这里。我走近一看，屋子是用碎石板搭成的，石板间的缝隙很大，根本遮不住风雪。房子很矮，进去只能弯着腰活动，潮湿的土地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可就是在这里，疲乏的推雪兵们仍然睡得那么香甜。钻出小屋，我的视线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在小屋的木头门梁上端端正正地别着一枚军帽徽，帽徽上火红的五星正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瞬间，我的心头猛然一震，一种庄严的情感迅速充满了胸膛。我退后几步，标标准准地向帽徽行了个军礼。这个军礼献给张老兵、杨丹队长、次仁老师，献给所有的高原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