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举办的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成了海峡两岸角力的场所。核心问题是台湾当局企图突破参加上海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代表的地位。去年以来，陈水扁就别有用心地多次提出希望参加上海APEC会议。很显然，陈水扁不可能如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9月28日表示，关于台湾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问题，APEC谅解备忘录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惯例。“根据规定和惯例，陈水扁不 能参加上海APEC会议，台湾方面只能按照规定和惯例由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级官员来出席会议。”

　　把台湾限定为地区经济体

　　早在1991年10月2日，中国同APEC就大陆、台湾和香港三方加入APEC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分别以“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后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台湾只能派出与APEC有关的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出席部长会议，其“外长”和“副外长”不得参加APEC会议。此后，为了APEC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各成员的方便，将不在台湾举办APEC会议。

　　这份谅解备忘录为中国在APEC反对台湾当局拓展其所谓的“外交活动空间”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1993年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之前，中方提出明确立场：既要遵守备忘录，又要在礼宾中体现主权国家与地区经济体的区别，特别是要便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参加APEC会议。在中美双方多次磋商后，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表示，美国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根据APEC的有关备忘录和“一个中国”政策尽力安排好，不使问题复杂化。这就是台湾参加APEC会议的“西雅图模式”。

　　西雅图模式”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APEC最高级别的会议中，进一步把台湾限定在“地区经济体”上，APEC的备忘录得到全面的维护和遵守。1994年的印尼茂物会议又进一步确认了“西雅图模式”。后来的日本大阪会议等，也沿袭了“西雅图模式”。

　　为什么陈水扁明明知道不可能，还要提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九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这是陈水扁所谓提高政治能见度的一种伎俩。只要观察陈水扁发表类似言论的场合就不难得到答案。

　　陈水扁一般选择接见外国政要和记者的场合来作秀，以博取所谓国际认同和支持。同时，也是其欲以意料之中的被拒来博得部分岛内民众政治上的同情和支持。台湾当局曾说出“不排除缺席”APEC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抗议”而已。

　　APEC是台湾至今参加的最重要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台湾不会在APEC缺席，除为了加强台湾与APEC各成员的相互依存关系、促进与各成员间的合作之外，也希望借着参与APEC来提升台湾国际化的程度。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包括协助岛内经济转型，拓展贸易市场，掌握全球及区域化趋势，提升地区竞争力，获得APEC成员支持，创造有利于加入WTO的环境；二是政治上的需要，包括参与国际社会，企图以拓展其所谓的“外交活动空间”来达到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目的。

　　试图在代表地位取得突破

　　在中国大陆明确拒绝陈水扁与会后，陈水扁又于10月9日决定请总统府资政李元簇代表他参加上海APEC会议。陈水扁的盘算大致有三层意思。

　　一、李元簇现为总统府资政，并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副总统，其政治地位比过去台湾参加APEC会议的代表彭淮南、江丙坤、萧万长都高，如果李元簇能出席，台湾就可以在代表地位上取得所谓“突破”。

　　二、李元簇在台湾是刑法权威，曾任法务部长、台湾政治大学刑法教授及校长，代表陈水扁参会讨论反恐怖主义，看似符合逻辑，实则是陈水扁要借机打破过去APEC代表被框在财经技术官僚领域的困境。从1993年美国西雅图APEC年会设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台湾都只能以变通模式的“领导人代表”出席，历来不论萧万长、江丙坤、辜振甫、彭淮南，其定位都不出财经人士，被紧紧贴在“地区经济体”的身分标签上。

　　三、李元簇立场较中性，目前为无党籍身分，虽曾任国民党执政时的副总统，然而尚未办理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这样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较不易惹来岛内批评嘲讽；虽然已淡出政坛，但相对争议也较少。

　　尽管陈水扁决定让李元簇代表他参加上海APEC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当前岛内政局混乱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甚或李元簇的大陆籍身分、早年的大陆背景，也让这样一个人选可以在两岸互动关系上，发挥很大的象征效果。

　　参与APEC真正目的与功能

　　但笔者以为，中国不会同意李元簇出席。理由如下：

　　一、不符合谅解备忘录和“西雅图模式”及循此而成的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强调:“台湾方面按规定就好办，想突破就比较难办。”

　　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台湾当局还没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之前，中国大陆不可能同意来自台湾的所谓前副总统李元簇出席APEC会议。

　　三、中国大陆不可能让台湾代表在地位和财经背景取得“突破”，给以后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留下恶例。看来，台湾很可能要重新提出人选了。

　　其实，台湾参加APEC活动，只在出席人物和层次上打转，却忘了参与APEC的真正目的与功能，诚为不智。台湾将出席APEC的焦点完全集中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代表的身分背景和层次，与其说是重视APEC的区域经济合作主题，不如说是台湾当局面对台湾在国际场合的定位问题向来高度敏感的一种投射。

　　以目前东亚政治经济格局来看，“10+3”架构可说是亚细安十国与中日韩的经济整合雏形，除了台湾之外，其他原在APEC中的亚洲经济体均包含在内，面对“10+3”即将于明年成立亚细安自由贸易区(AFTA)，台湾必须正视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新趋势，以及随着中国大陆即将加入WTO，大陆经济一枝独秀，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强国的事实，而不能坐视其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成就，在新世界之初就因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而褪色。

　　台湾的出路和希望在中国大陆。这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最新趋势。漠视这一必然和趋势只能导致台湾经济的边缘化，最终将使得台湾在与大陆的经济发展竞赛中处于明显下风，无足轻重，甚至淘汰出局。与其将出席APEC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代表的身分背景和层次上，给自己找尴尬，不如正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最新趋势，正视APEC的功能和现实，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加强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才是正途。如此，既能避免在APEC的尴尬，又能给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岂不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福气。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0月17日；作者周明伟厦门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