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焕忱

　　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我受命赴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UNTSO)担任军事观察员。初次踏上以色列的国土，看到完善的道路、桥梁、机场、街道等基础设施，以及万里晴空之下造型独特的海滨凉亭和大片的天然海水浴场，感觉像是到了欧洲国家。但是，担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可不像旅游度假那样轻松。在耶路撒冷的UNTSO总部报到后，我被分配到黎巴嫩 观察组，来到了曾经枪声炮声不断的黎巴嫩南部地区。

　　我们这些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平时驻扎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名叫纳哈里亚的小镇上，每次上哨时则开着漆有硕大“UN”(联合国)字样的白色汽车穿越以黎边境，到黎南部固定的辖区观察和监督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以色列军队执行停火协议的情况。一旦发现黎以双方有增兵、越境、加固工事乃至武装冲突之类的动向，我们就要立即向总部报告。简而言之，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与不同国籍的军事观察员一起开车巡逻，外出观察，共同处理情况。

　　自力更生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要克服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工作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只待在办公室里，而要天天在野外兜圈子，每天使用的也不仅仅是纸、笔、电脑，还包括望远镜、发电机、汽车、卫星定位仪以及绘图工具等。在哨所工作甚至生活，几乎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换轮胎。在国内开车，车子出了毛病通常是等人来救援，然后送汽修厂检修。在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哨所就不同了，你得把自己当个汽修工来使。联合国规定，巡逻途中轮胎爆裂，一律由军事观察员自己动手换。普通车子还好，有时开的是一种带装甲的重型吉普车，遇上爆胎就麻烦了。给它换轮胎时，不巧要是碰上坡道，或是地面太软、千斤顶支撑不住，车体滑下来，人都会被压伤，是很危险的。

　　在哨所生活，你还得把自己当厨师来使。驻扎在同一个哨所的军事观察员要轮流下厨，不仅是自己做给自己吃，还要保证别人吃饱吃好。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在外面巡逻一天后，回到哨所就是客，负责做饭的人得自己掏钱采购食品，好吃好喝地招待巡逻的同行。担任军事观察员的毕竟都是大老爷们儿，系着围裙摆弄锅铲子总不是自己的特长，因此我们都开玩笑地称呼下厨的那个家伙为“Bi tch”(母狗)，哪怕第二天下厨的就该轮到自己了。每次轮到我掌勺时，总感觉底气不足，上菜时生怕突然钻出个中国人来，指着那一盘盘说不出是什么菜系的“中国菜”，笑话我尽蒙老外玩！

　　说到动手能力，来自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员表现得都不差，胆子也特别大。这可能与他们大多是野战部队出身，经常要给士兵表现表现有关。哨所有个换旗子的差事，得从哨所的楼顶上去，再爬上三层楼高的旗杆才能够得着那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帜。初来乍到，不少人从下面朝旗子望上一眼，头都会嗡的一声，有点发晕。而一些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员，“蹭蹭”几下就上去了，有时还炫耀般地来点花活儿。

　　临阵磨枪

　　中东地区由于长年处于冲突状态，因此也成了世界各国军火的展示地。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汉姆威”运兵车和“加利利”步枪，以及其他一些美式、俄制武器装备，在国内时顶多是通过图片了解个皮毛，实在是难得一见实物。

　　黎以冲突中闻名于世的谢巴农场，正好位于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巡逻辖区内。每次谢巴农场附近发生炮击事件，我们都要赶往现场调查，然后写出初步报告和终结报告。现场调查，肯定会遇到弹坑分析之类的技术问题。如果你看了弹坑，却判断不出它是坦克炮、榴弹炮还是迫击炮的弹坑，虽然也能写出调查报告，但军事情报价值明显要逊色得多了。站在边界的黎巴嫩一侧，发现远处有一排坦克，你马上就得向队部报告它们是“梅卡瓦”还是“百人队长”，只报告说它们是坦克可不行。

　　我们每天巡逻时都要跑完所有的执勤点，如果谁没跑完所有的点，或是报告写得不清不楚，被队长发现了肯定会被“请”去谈话。为了避免出现“被请去谈话”这种难堪的场面，对许多武器装备以前见过的要温故知新，没见过的就赶紧“临时抱佛脚”，找来中东地区武器装备的幻灯片或图片，仔细比较常见武器装备的异同，熟记其特征、性能和基本参数。这样做虽属临阵磨枪，倒也十分管用，至少没闹出什么笑话来。

　　照章办事

　　与联合国驻其他地区的维和机构不同，我们那里有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即“师傅与徒弟”(Senior＆Junior)制。入队上岗，先得当“徒弟”；3个月后能否当“师傅”，全由队长说了算，他掌握着签字权。谁是“师傅”，谁是“徒弟”，值班表上都标得明明白白。只有“师傅”才有带队巡逻的权力，“徒弟”只能跟着“师傅”，唯“师傅”之命是从。

　　“师傅与徒弟”制并不民主，在一些队里就发生过队长不给队员签字，以致“徒弟”老是出不了师的事儿，惹得满城风雨。据说，这项很讲究人际关系的制度，惟独UNTSO才有。谁要是不小心把队长得罪了，难免注定要在这项制度的阴影里过日子，甚至直到一年任期结束都翻不了身。

　　在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占多数的队里做管理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西方国家军事观察员都训练有素，办事很认真，有相当强的敬业精神。他们进入情况很快，人也很勤奋，做起事来一以贯之。因此，尽管“师傅与徒弟”制很讲究人际关系，但完成维和任务还是第一位的，这没得说。

　　当我荣升“师傅”一职后，每次巡逻就都是我带队。出发之前带什么，走哪条路线，去哪些地方，完成哪些调查，会见哪些人，都由我来拿主意。巡逻过程中遇到什么情况，更要我这个“师傅”临机迅速作出决定，而且要果断。

　　有一天，邻队的队长彼得搭乘我们的汽车，与我们一同上哨。恰巧那天是穆斯林的一个节日，哨所预计真主党武装有可能要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因此事先指示我带两个新队员迅速赶到某地完成一项专门任务。谁知在半路上，彼得突然提出先把他送到他们的哨所去。我碍于面子，便答应了。可是，当哨所从电台里得知我们要改变路线时，立即向我发出指示，要求我们坚持执行原定方案，不得擅自变更路线。那几句话，车上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彼得却大为光火，一定要我先送他去他们哨所，还想抢过话筒跟我们哨所理论一番。

　　我经过短暂考虑，作出选择：我只能听从本队哨所的命令；彼得职务军衔再高，也不能因为他而影响维和任务的执行。于是我告诉他，我只能按本队哨所的指示去做，现在就得把他就近放在一个联合国据点。他听完我的话，气得八字胡直颤。为了缓和气氛，我对他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请据点里的联合国人员帮忙。他却一点也不肯理解我，一边从车里拎行李，一边冲我喊：“在我开口对你大骂之前，赶快从我的视野里滚开！你这次把我一脚踢出去，看我下次找机会收拾你！”我知道自己得罪了人，但理智告诉我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我指挥车辆的权力来自于联合国维和机构，我只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负责。

　　事后，彼得四处告我的状，但我的同行们都说我干得好。我的澳大利亚籍队长克雷格对我说，军官必须是强人，“AsWeakAsWater”(像水一样柔弱)会让人瞧不起。与我关系不错的爱尔兰籍同行也说，带兵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Assert ive”(果敢、自信的)，作了决定就要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