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这是一个故事，那它很像个武侠小说的开头——1998年3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普通饭馆里，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谈论的话题是“革命与武器”，这帮人里有军火交易商，有恐怖组织的头面人物，有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也有阿富汗游击队战士。在这个地下军火交易的谈判桌上，一名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说本·拉登的代表要来商量大事情。在这家饭馆里肯定还埋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探，他把聚会的情况向上做了汇报。那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非洲访问，他的安全工作立刻得到了加强。随后各大媒体发表的一组 照片显示克林顿在非洲受到了广泛欢迎，黑人与白人的手握在一起，一副世界大同的景象。那一年的8月7日，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和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几乎同时受到炸弹袭击，共造成224人丧生，5000多人受伤。当天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抓获一名从肯尼亚前往阿富汗的男子，此人持伪造的也门护照，他向警方供认参与了美国大使馆爆炸案。

　　8月20日，克林顿下令用导弹袭击苏丹的一家制药厂和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营地。那家制药厂被怀疑是本·拉登制造生化武器的基地。对阿富汗的袭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效果，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一个专家说，“只干掉了几只山羊”。

　　2001年5月30日，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裁定24岁的沙特阿拉伯男子奥瓦利和坦桑尼亚人穆罕默德对发生在东非的两起大使馆爆炸案负有责任，而包括本·拉登在内的13名“涉案人员”属于在逃犯。100天之后，这些“在逃犯”发动了对曼哈顿的袭击。一个扎根于近东的地下组织表明它有能力利用它设在美国国内的网络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15000公里之外。就在恐怖袭击发生的前一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在国会发表演说:“现代社会面临的威胁是恐怖分子将大规模杀伤武器放在背包里、船上或飞机上，然后侵入美国进行爆炸活动。”

　　根据美国国务卿2000年恐怖活动年度报告，去年在全世界共发生200起以美国为目标的恐怖活动，有19人遇难，其中17人是在也门的“科尔号”爆炸中丧生的。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常规战争，而是一场恐怖战争。美国人准备进入这场战争了吗？

　　美国的政策分析员查尔斯·培尼亚发表《重要的区分与抉择》一文，他说:“我们需要把报复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袭事件的具体责任者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区分开来，并随后作出选择。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是一项艰巨但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即追查出一个分散的恐怖主义网络机构并将其摧毁。而后者，即‘针对所有恐怖主义的全球性打击’则是一片完全未知的领域。——我们随时可以升级我们的行动，如果最后需要这样做的话。但是我们一旦进入战争，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布什说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对付这些敌人，他说:“我们是有耐心的。”美国人似乎真要把“恐怖主义的沼泽抽干”，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词语的沼泽”——布什说到了“十字军东征”，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个提法;国防部说到了“无限正义”，也很快就修正了这个字眼。只有真主才具有“无限正义”，打击恐怖主义不要跟宗教问题扯上。

　　然而，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以色列学者沙乌勒·谢伊说:“问题要比本·拉登或其他任何特定的恐怖分子深远得多。本·拉登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种文明的冲突。”

　　2.有这样的担心在民众中蔓延:恐怖行动会不会因为这次袭击的创造性而升级？事实上，类似的袭击方案早就有过。激进派原教旨主义牧师奥马尔·阿卜杜拉·拉赫曼在1993年就策划过“巫婆行动”，他的设想是炸毁纽约联合国总部、联邦调查局大楼、纽约的地下隧道，暗杀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的高官。拉赫曼涉嫌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案，后无罪释放。他1991年非法移居美国。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犯之一萨拉姆·穆罕默德就常去拉赫曼所在的清真寺做祈祷。

　　1993年2月26日中午，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爆炸案件，爆炸是由500磅到1500磅炸药造成的，这是普通炸药——硝酸铵，而不是恐怖分子习惯使用的塑胶炸药。硝酸铵用硫酸、硝酸和尿素就可以配置，原料并不难买，从数量上看，这些炸药可能是由货车或大客车带入停车场的。爆炸当天美国各安全部门共收到69个电话，表示要对这次爆炸负责。办案人员在现场找到了许多残片，拼出一个车牌，号码是XA70668，车是萨拉姆·穆罕默德租的，他在爆炸案后只想从租车公司那里索回押金。这个26岁的青年在1987年移居美国，他最初的想法是在那里找到好工作多赚钱，但基于思想深处的一些变化，他厌恶了美国社会。

　　在萨拉姆·穆罕默德的同案犯阿亚德的电脑上，美国警方发现了这样一封信:“很不幸，这次我们的计算不准确。不过我们可以保证，下一次的行动将非常准确，除非我们的行动成功，否则世贸中心始终会是我们在美国的目标。”

　　1993年的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案犯的经济来源追查涉及到欧洲的银行，警方相信，是海湾国家的有钱人赞助着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事实上，哈马斯的活动经费就依赖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的一些富商对宗教活动的支持都表现在直接给哈马斯捐款上。海湾战争后，海湾国家以及黎巴嫩、叙利亚、苏丹、埃及等国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把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钱全部转移给了哈马斯。因为前者表现得“过于妥协”后者更有“献身精神”。以色列情报机构说美国也已经成为哈马斯经费的主要来源地，其中以纽约和芝加哥提供的最多。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另一名主犯卡利姆是在两年后归案的。1994年12月，由马尼拉飞往东京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发生爆炸，一名日本男子当场死亡。这使得菲律宾警方极为紧张，因为一个月后教皇保罗二世将访问菲律宾。美国情报人员在这起爆炸案中追到了卡利姆的踪迹，卡利姆很快从菲律宾逃到了曼谷，继而逃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穆斯林国际大学的学生帕克将这一情报告诉了美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这才使警方抓捕到卡利姆。美国政府为爆炸案开出的200万美元的悬赏被帕克和女友拿走，他们按照“保护重要证人法”赴美隐居。卡利姆1987年进入英国的一所大学，学电子工程学，1990年毕业。帕克与他是在阿富汗战场上相识的。1994年3月，卡利姆曾密谋要炸毁以色列驻曼谷大使馆。他的足迹从欧洲到美国，到东南亚，到南亚，这种“穿梭旅游”是恐怖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势必会增加破案及追捕的难度。

　　同样是在1994年12月，另一起恐怖事件险些降临在巴黎头上。一架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法航A300空中客车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机场准备起飞时被劫持，4名劫机者称自己是“伊斯兰武装组织”成员，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释放两名“伊斯兰救国阵线”的领导，否则将在巴黎上空引爆飞机让巴黎成为一片火海。恐怖分子飞抵法国后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并杀死3名人质，法国派出突击队解救人质。4名劫机犯全被击毙，可就在密特朗接见突击队员嘉奖他们的勇敢时，从阿尔及利亚传来消息，3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1名比利时传教士被杀，死的也是4个人。

　　3.“这些恐怖分子今天可能是巴勒斯坦人，明天可能是任何人——毒品犯罪集团、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卢旺达图西族人。”——泰国《亚洲时报》说。事实上，10年以来，各式各样的恐怖分子均粉墨登场，在秘鲁的宴会上，在埃及和非洲其他的旅游点，在意大利和南亚，在菲律宾，越来越多的平民感受到恐怖主义切实的威胁。而全球化进程也让恐怖组织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和更大的活动空间。

　　前不久，墨西哥《进程》周刊报道说，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巴斯克独立武装组织“埃塔”与世界其他恐怖组织在加强联系，他们在欧洲接触克罗地亚地区和塞尔维亚人的恐怖组织以及爱沙尼亚的新纳粹分子，在亚洲接触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8月，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马丁·麦考利、尼尔·康诺利等三人在哥伦比亚被捕，当时他们正在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直升飞机安装火炮和教授如何使用炸药。

　　英国《卫报》说，尼尔·康诺利从1996年就居住在古巴，他已经和巴拿马、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的军事集团取得了联系。西班牙警方的消息说，目前还有400名左右埃塔分子在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活动。国际刑警组织估计大约有200名外国恐怖分子在哥伦比亚游击队中出谋划策。

　　《星期日泰晤士报》说，爱尔兰共和军在南美研制的那个炸弹其威力与“小型核装置相当”，能杀死几百人并摧毁一个地下掩体。这种“超级炸弹”由毒气和炸药混合而成，爆炸后氧气蒸发，像凝固汽油弹一样燃起熊熊大火。其半成品在北爱尔兰使用过，在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也使用过。由此可见恐怖分子在武器发明上互通有无。

　　1996年4月21日，前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郊使用卫星电话，被俄罗斯军队监听小组发觉后锁定方位，导弹部队的一颗导弹让他一命归西。据说杜达耶夫的卫星电话就是拉登所赠，两人曾在阿富汗战场对抗，后来化敌为友。

　　今年5月25日，波哥大市中心发生的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罗纳德·肯尼斯认为这起案件与“埃塔”的犯罪活动十分相似——两个爆炸装置相距几米，在几分钟内相继爆炸，这是“埃塔组织”惯用的战术。9月22日，德国《明镜》报道，驾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楼的劫机嫌疑犯之一——谢希，曾和一名43岁的叙利亚人有来往，而这名叙利亚人据信与本·拉登相牵连。该杂志称，这名叙利亚人持有一个开户名为穆罕默德·萨利姆的银行账户。穆罕默德·萨利姆本人已于1998年在德国被捕，警方怀疑他是本·拉登的助手并为其购买武器。目前正在美国待审。德国警方正在深入调查多名据信与本·拉登有牵连的人。德国地方安全部长称，有约100名曾在阿富汗接受过本·拉登训练的游击队员正潜伏在德国，随时准备制造新的恐怖事件。

　　同样在9月22日，印尼警方发布公告，鉴于目前印尼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印尼警方已在首都雅加达市内的17家主要美国机构四周部署了数百名精锐的狙击手和警察，保护它们的安全。

　　每一种罪行、每一次暴行、每一个未履行责任的事例，都自然而然的引起呐喊:“一定要有一项法律”或者一项比较严酷的法律，或者至少得到回答应该把政府的钱和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情况是这样的自然，但人们必须记住，政治比较容易传布而不是医治这种病态。在“9·11”之后，世界各地的危险感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尽管美国的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运向海湾地区，但人们的恐惧就来自附近。

　　4.9月22日，《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国原本希望利用沙特阿拉伯一个军事基地对恐怖分子发动空中打击，但这项要求遭到了沙特的拒绝。美国国防部将被迫考虑替代方案，从而使得开战时间可能将向后延迟数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报道了美国希望从苏尔坦基地发动空中攻击的消息。有官员称，公开报道此事让沙特政府十分为难。美国希望利用这个设施掌握整个中东地区的空中优势，沙特则希望它只用于本身的国防。

　　一天之后，“沙特的拒绝”又变成了“合作”，这个微妙的变化不难让人看出沙特阿拉伯在选择上的艰难。在早些时候，一个自称“伊斯兰基地军”的组织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对阿富汗和本·拉登发动进攻，而伊斯兰教国家向美国提供了包括领空、陆地、海域或情报方面的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将遭到致命的报复。这项声明显然是针对海湾国家。

　　1995年11月，沙特首都利雅得就受到过炸弹袭击，有5名美军丧命，后来4名恐怖分子被捕，他们供认这是本·拉登指使的。1996年6月25日晚，阿齐兹军事基地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美军2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几周前，在基地巡视的警察用望远镜看见了沙漠中的另一架望远镜——恐怖分子在对基地进行侦察。案发之后，流亡海外的“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改革运动”说:“这决不会是最后一次，美军驻扎在沙特是非法之举。”

　　当时，受训于美国参加阿富汗战斗的上万名“圣战斗士”已回到沙特，并成为以“推翻亲美政权”为宗旨的“伊斯兰人民运动”组织的骨干力量。沙特阿拉伯政府悬赏300万美元捉拿凶手，美国也悬赏200万美元，但最终这笔无头账记在拉登身上。

　　这件爆炸案的直接作用是1996年底美国成立了三军联合反恐怖行动指导办公室，它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编制可以模仿多层民用建筑在遭受炸弹袭击后的受损状况的软件，有了这软件，调查人员可以正确评估事件的共性和受损情况，依此确定调查方向制定救援方案。但“9·11”让人意识到，这样教条的反应能力是无法对付“非对称性战争”的。

　　沙特阿拉伯一直奉行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在不断调和王权与教权的过程中步入现代社会，但他们一直受到宗教保守派势力的攻击。1979年的“麦加惨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矛盾的尖锐。那一年11月是伊斯兰教历1500年的岁首，400名武装精良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包围了麦加禁寺，号召人民推翻沙特阿拉伯“这一腐败的、不敬真主的、一心投靠美国的统治集团”。按照伊斯兰世代相袭的传说，每100年就会出现一个复兴信仰于危机的传奇人物，是称“马赫迪”(Mahid)。恐怖分子头领朱海曼声称他的同伴卡塔尼就是这100年的“马赫迪”。沙特国王在征询伊斯兰学者委员会的意见后调动了1万人的军队，并从法国请来反恐怖专家，经过两周的战斗才夺回寺庙，共抓获170个恐怖分子，其中67人在一个月后被斩首处决。

　　被处决的朱海曼1972年进入麦地那大学学习伊斯兰教法，他认为沙特王族的行为偏离了伊斯兰的“正道”，他是个民间诗人、作家，因为过激言论被学校开除后传播教义直到拿起武器。实际上，后来的拉赫曼、萨拉姆·穆罕默德都有着与他相类似的轨迹。

　　“任何政治制度的最终考验乃是它的‘集合血液’的能力，即从它自身和它的人民那里引出愿意杀或被杀的意图、赢得战争的一致的准备和明智的操作。”美国学者安吉洛·科迪维拉在《国家的性格》中说。现实的难题正在于此:恐怖分子愿意流血，愿意杀或被杀，这虽然不是一种制度，但似乎比制度更严密。(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