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

　　日本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恶性膨胀，二战之后内敛，80年代再度抬头。冷战后，日本急于凭借经济力量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为特征的“外向型民族主义”持续上扬。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日本社会又兴起了“新民族主义”的思潮。它在“扩张民族利益”的本质上与既往并无区别，但在形成背景、策略手法及表现 形式上确有新意。

　　与此前相比，“新民族主义”的生成有三个特点：实力背景从经济增长强势向弱势转换，社会心理基础从自负向自危转换，表现形式从“外向”向“内向”转换。海湾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理严重受挫，1992年又开始了持续性经济衰退。从国内外两方面看，日本正在艰苦地探索“顺应时代要求”的道路。日本对自身境况的变化反应敏感，久困思变，急于寻求自尊与自负的新来源以作为昔日辉煌的替代品。

　　“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各类矛盾长期淤积、剧烈碰撞的背景之下，它先由知识界、舆论界发起，与政界保守势力遥相呼应，通过急风暴雨似地发表民族主义的言论，使整个社会舆论和媒体气氛剧烈变化，最后呈现出执政者、媒体和民众全被卷入其中的“全体主义”形态。这一特点与中曾根时期自上而下的引导型民族主义高潮有明显不同。“新民族主义”的思想观点标新立异，以现实主义、不信奉意识形态相标榜，以反官僚主义姿态出现，以自由主义色彩迎合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满现实的心理，较传统的民族主义更具杀伤力。

　　在国内政治领域，“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他们在“纯学术”的名义下，不问战争性质，而是通过所谓“考据订正”、“数量统计”达到否定历史事实的目的。小林在《战争论》中把矛头指向“个人主义的蔓延和道德观念的摇摆”，提出要“重建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唤起国民的民族优越感、自我封闭和排外性。

　　对外关系则是新民族主义的“重灾区”。对现状的不满及对未来的危机感，使日本社会的对外心理承受能力空前脆弱。社会各界的所谓“有识之士”均处于情绪躁动期，对来自外部关于历史问题的批评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逆反心理。在民族主义气氛烘托下，日本政界对外姿态呈现日益强硬的趋势。

　　世纪之初，民族主义越出政治思潮范畴，打破“左”“右”界线，渗入各个角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流行色。尽管“新民族主义”在日本还主要表现为社会意识的蔓延，但它与现实政治、政策之间的互动、互促关系不容忽视，对日本的国家社会走向必有重大影响。一些政党正在通过对民族自尊的呼唤，把越来越多的、对民族问题越来越敏感的选民搜罗到自己门下，以巩固政权地位。但是，借助“内压”、对外强硬的策略手法必然会加剧国家间的矛盾，妨碍国际合作，最后加重本国的外部压力，损害国家利益。

　　冷战后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成为全球范围内主导性思潮之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当民族主义发展到以唯我独尊、唯我优越为内涵时，必将走向极端。日本前驻美大使斋藤邦彦曾警告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仅在五六十年前我们才犯了大错。照我看来，犯下这些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抱着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我们应时时刻刻提防这类民族主义抬头”。(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