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在台湾一向讳莫如深，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长时期里，只有蒋介石等高层核心人物才能间及，神神兮兮，自不必言。但自1968年底，台湾三军大学成立，军内开始对现代战争理论进行系统研究，80年代后期，民间亦掀起战略理论研究高潮，经过数十年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以所谓“国防安全为核心”的战略理论体系。

　　从台湾的战略理论看，其思想来源有两个：一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一是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就其理论体系而言，与西方现代军事战略理论基本一致。台军战略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针对性强，这是台战略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

　　军事战略基本理论

　　1.战略的内涵。

　　台《国军军语辞典》对战略一词解释为：“(一)广义言之，任一国家，无论平时或战时，为极力发展，并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以及一切武力，以支持其国策，并争取胜利与战果之谓。(二)狭义言之，依据战争之目的，估计敌之实力，运用所有人力、物力、财力统筹全局，指导整个战争(作战)之方略，即谓战略。”这是军方对战略的权威性界定，基本涵盖了当今世界上对战略定义的主要阐释：战略是为了达成国家目标，平时指导国家武装力量建设，战时指导军事力量运用，战略是一种科学，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艺术。可见，台军所谓“广义之战略”，实际上指的是“国家”战略，“狭义之战略”便是我们通常所说军事战略。因为台湾在军事上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颇深，在军事理论体系区分上，只有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而没有战役这个概念，因而台军事战略又称之为“用兵作战的最高指导，直接影响战役或会战的成败”，在理论和实践上又都具有战役指导的成分。在台军战略体系中的野战战略、军种战略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此外，台湾一些理论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战略”也有其他的表述。如《中华战略学刊》1997年秋季刊发表“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探讨”一文认为：(国家)故略即“为达成所望目标而运策建立力量与／或运用力量的艺术与科学。”军事(国防)战略则是：“为达成国防安全目标而运策建立国防力量与／或运用国防力量之艺术与科学。应该说，这种概括与上述定义并无二致，只是阐述的方式与侧重点不同。台湾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战略”即“政策”，“政策”就是“战略”，这两个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以，台湾许多官方文件、报刊杂志中常有“国防政策”、“军事政策”、“政策指导”、“防卫政策”等提法，其实这里的“政策”就是“战略”。台1996年版《国防报告书》在论述“国防政策”时指出：“国防政策是政府综合运用政、经、心、军诸力保障国家安全，所采取的广泛行动路线与指导原则。”可以看出，这里的“国防政策”就是“国家军事战略”。

　　2.战略理论体系。

　　1968年底，台湾三军大学成立并设立战争学院，开始系统地研究战略理论。1979年3月，台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蒋纬国在台北成立“中华战略学会”，核学会是台湾战略理论研究的权威机构之一。“学会”除进行一般学术研究外，也接受“政府各部门”及其他研究机构之委托，从事特定战略问题的专题研究。该会主要任务是为当局出谋划策，起智囊团作用。“学会”形式上是一个民间机构，独立于中央党部、“总统府”和“国防部”，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且与军方关系密切。该会的成立对台湾战略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推行“政治革新”，实现“解严”、“开禁”，许多政治团体相继成立，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研究会”、“研究基金会”等智囊机构亦应运而生。他们对过去很少涉猎的国防、军事战略等领域进行了探索，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战略理论研究的普及与深化。经过不断努力，台湾战略理论在吸取中国古代“韬略”思想和现代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当代军事战略理论，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自己的战略理论体系。

　　70年代初台三军大学设定的战略体系如下：

　　这套战略理论体系曾经蒋介石亲自核定为战略教育与运用的准绳。可以看出，该战略体系以军事战略为核心，将战略分为“四个”层次；与军事战略并行的还有政治、经济和心理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整体内容。很明显，上述体系无论在定义和结构上，都吸取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战略理论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其骨架是西方的。在战略层次划分上，美、英等国基本上区分为两个层次，即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就二者的内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的《国防部军语与有关术语词典》中定义是，国家战略即“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关于军事战略则是“运用国家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各项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台军许多将领留学美国，美军事顾问曾长期指导台湾军队建设，而且，台军主要军事装备亦由美提供，由此不难想象美国军事理论对台军的影响。

　　台军在“国家”战略之上设置了“大战略”一层。台对其大战略的定义是：“为建立同盟力量，藉以创造与运用有利状况之艺术；俾得在争取同盟目标时，能获得最大之成功公算与有利之效果”。其实，所谓大战略，通俗讲就是“同盟战略”。关于“野战战略”，“中华战略学会”1997年1月1日出版的《认识战略》一书认为：“野战战略，为军事战略之野战指导。”并将其内涵概括为“三线二势”，“三线即内线、外线、交通线。二势是指攻势、守势”。简称为“内、外、交、攻、守”。其实，野战战略并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战略层次，它只是军事战略指导之下的一种具体作战：方针。台湾当局在国家战略之上置有大战略一层，与台湾当时的安全环境与政策密切相关。国民党政府逃台后，一直寄生于美国的卵翼之下，与美结盟，是系自身命运于同盟力量的小兄弟，一切为美马首是瞻，甚至把“反攻复国”的梦想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上。因此，台湾的“国家”目标是绝不能脱离同盟目标的，“国家战略”也只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

　　台军认为，军事战略的制订，以其他三种战略(政治、经济、心理)为前提，各战略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台今后战略理论的发展，构建了基本框架。至1985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台“国防部”新颁布了“军事战略计划作为与作业程序”，将台战略体系与作业程序确定为：该战略体系较之前述体系，明显看出有以下变化：一是隐去了大战略。由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建交后，台湾的国际处境愈加孤立，美、日等西方国家加强了与大陆的关系，使得台继续推广大战略企图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二是突出了军种战略。各军种总部根据军事战略计划，制定各自的战略构想，并指导军队建设和备战工作。三是完善了战略理论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在战略程序制定上更加具体，各级战略都具有相应的负责机构。使战略理论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作战行动联系更为紧密，操作性增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90年代初，台湾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故略理论体系：该体系强调军事战略依赖于国家整体战略，国家安全取决于综合实力，军事意义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国防”仍然是“国家”安全中的重心。重新纳入大战略并与国家战略平行，这是基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所作的必要调整。

　　80年代未90年代初，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制裁，军事禁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台湾当局推行大战略的旧情萌发。其实，大战略的重新运用，正体现了台当局对自己分裂祖国的“安全感”把握不大，以求挟洋人以自重，但又觉洋人不可靠的复杂心态。应当指出，该体系在战略的运作程序上，强调了以下几点：首先，根据“国家”利益确定国家目标，进而进行“国家”情势判断，据此拟定“国家”战略构想。其次，在运策“国家”战略构想时，优先考虑“国防战略”，作为拟定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等战略的前提，以突出“国防”的重要性。再次，与“国家战略构想”平行的是“大故略”的运用，即与友好国家发展合作，以谋求发展壮大自己。最后，制定“国家安全诸政策”，据此确定“国家战略计划”(纲要)，作为制订政治、经济、心理、军事诸战略计划的准绳。

　　至1996年，台湾颁发的第一版《国防报告书》，再次确定的“国军军事战略计划体系”如下该战略体系是在前述战略理论体系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国防报告书》称该战略体系的制订程序是：研判国际情势变化与世界主要国家之战略、科技、武器等发展趋势，并考量敌情威胁及国家从事战争能力，作合于理则之推论，预测“国家”未来遂行之战争形态，据以策订远程战略构想，及“国军建军构想”，准此研订中程“国军兵力整建计划”，逐年整建，达成预期目标，并依建军成效、用兵需要，策订“国军备战计划”，妥订因应方案，以利战争准备。较之上述战略体系，该战略计划体系并无大的不同，但层次更为清晰，职责更加明确，内容也更具体，操作性更强。